鹽商

鹽商

清政府特許的具有壟斷食鹽運銷經營特權的食鹽專賣商人。他們藉此特權而攫取鉅額的商業壟斷利潤，成為清代顯赫一時的豪商巨賈。清代鹽商以揚州鹽商最為聞名，揚州的鹽商主要有晉商、陝商、徽商，其中一半左右是徽商。 ^[1] 

清代鹽商主要有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名目。他們在食鹽流通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職能，其中以總商的勢力為最大。

亦稱業商。清初，無窩商、運商之分。有引窩的鹽商都是自己運銷食鹽。以後，有引窩的鹽商，因資本短缺，無力販運，遂將引窩祖予無窩之商運銷食鹽，便有了窩商、運商之分。窩商並不經營鹽業，而靠壟斷引窩，坐收巨利。

亦稱租商。運商認引販鹽，先向窩商租取引窩，繳付“窩價”。然後，赴鹽運使衙門納課請引，憑鹽引到指定產鹽區向場商買進食鹽，販往指定的銷鹽區（即“引岸”）銷售。運商在食鹽流通過程中起着食鹽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橋樑作用。

是在指定的鹽場向灶户收購食鹽轉賣給運商的中間商人。場商具有收購鹽場全部產鹽的壟斷特權，並採取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殘酷剝削食鹽生產者而攫取商業利潤。

又名商總。清政府鹽運使衙門在運商中選擇家道殷實、資本雄厚者指名為總商。其主要任務是為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徵收鹽課。總商經濟勢力雄厚，與官府的關係最為密切，是鹽商中的巨頭。

鹽商壟斷了全國食鹽流通的全過程，肆意壓低買價，抬高賣價，剝削灶户和消費者，獲取鉅額的商業壟斷利潤。他們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

明朝中前期，來自西北的山西、陝西商人（時人謂之“西商”）聚居於揚州最繁盛的下關一帶，他們以販鹽致富，雄霸一方。明中葉以後，徽商大舉湧至揚州經營鹽業，至清朝初年，力壓西商，形成壟斷。明中葉至清初約200年間，山陝鹽商聯手在揚州對抗徽幫，結果是“徽進、陝退、晉轉”。徽商憑藉與官方的良好關係，逐步蠶食陝商的固有優勢，最終把後者擠出揚州。陝西鹽商無奈退出揚州鹽業市場而轉戰四川，陝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鹽生產，一舉成為左右自貢鹽場的大型鹽商資本集團（自貢鹽商），促成聞名後世的自貢鹽業。同樣失意於揚州的山西商人，幾乎就此完全退出了鹽業。 ^[2] 

鹽商與朝廷及各級官府的關係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曆）屢次南巡時，長蘆、兩淮等地鹽商承辦差務，供億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歡心。此外，康乾以來，清政府每遇重大軍需、慶典、賑務、工程之時，鹽商往往踴躍捐輸鉅額銀兩，多則數百萬，少亦數十萬。乾嘉年間，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白銀三千萬兩之巨，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持清政府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間，連續六次捐輸，共達白銀五百五十萬兩。對鹽商的報效捐輸，清政府在政治上獎給職銜，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經濟上給予優恤，初則準其“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繼則準其“加耗”（增加每引捆鹽斤數），甚至豁免積欠鹽税。此外，遇到鹽商缺乏資本，清政府又借給帑金，俾資週轉，謂之“帑本”；鹽商每年交納息銀，謂之“帑利”。鹽商和政府之間這些政治和經濟的聯繫，説明清代鹽商是為封建政治、經濟服務的商人資本集團。同時，鹽商又將其所獲的商業壟斷利潤購置土地，把這種利潤轉化為封建土地所有權，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鹽商們雖然家底豐厚，整日裏這麼折騰，也難以經受得起。但啞巴吃黃連，有苦説不出。皇上暗示國庫缺錢了，鹽商們總不能揣着明白裝糊塗；皇上明着要錢了，鹽商們更不敢稍慢一步，以免惹得聖上不高興。而且，作為富人一族，鹽商的生活總還要維持着基本的排場，不然臉面何存。其實，早在雍正批評鹽商生活奢靡時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説這些鹽商看似資產雄厚，內部卻財力空乏。但對乾隆來説，鹽商既然幹着暴利的生意，那就是有錢人，所以要竭澤而漁，從他們身上獲取更多的銀子。1789年，歷任“首總”(首席總商)多年的揚州鹽商一代鉅富、乾隆爺的“布衣之交”江春，在貧困潦倒中黯然辭世，江春晚年家業衰敗，關鍵原因是長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鋪張靡費，無窮無盡的報效捐輸。 ^[3] 

乾嘉以來，鹽商報效捐輸漸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費，便日漸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鹽商為了克服深重的危機，不斷抬高鹽價，加緊對消費者的搜刮，貧苦百姓至於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結果私鹽因官鹽價高而盛行暢銷，官鹽壅積滯銷，鹽課欠額日多，直接影響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清政府為了增加鹽課收入，對鹽法進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陶澍改淮北引鹽為票鹽，三十年，兩江總督陸建瀛又行票鹽於淮南。以後，票鹽法又逐漸推行於福建、兩浙、長蘆。在票鹽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窩，無論官紳商民，只要納税之後皆可承運，並且在銷售區域之內，無論何縣，都可隨便銷售。

同治五年（1866），兩江總督李鴻章為湊集軍費，責令票商捐款，並且準其作為世業，以後不再招新商。從此以後，鹽商仍是獲有世襲壟斷特權的專賣商人。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被推翻，但鹽商仍作為專賣商人而沿襲下來。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的兩淮鹽政的一封密奏攪動朝野，也戳破了兩淮地區掩蓋了22年的鹽税虧空大窟窿。原來從乾隆十一年，兩淮地區因為食鹽需求量大，就申請預提下一年的食鹽銷售額度，鹽商要交額外的利息。但在地方鹽政與鹽商的勾結下，原本該上交國庫的銀税，或拖欠或“孝敬”鹽政，虧空達1000萬餘兩。此後，兩淮鹽業也受到嚴重打擊，漸現頹勢。這個案子因為牽涉人員特別廣，涉案金額巨大，被稱為乾隆時期三大案件之一。

乾隆帝要求悉數追繳這千萬銀兩。此案涉案人員包括兩淮鹽商巨鱷黃源德、江春，前鹽政高恆、普福，前鹽運使盧見曾等悉數在列。單是涉案的鹽政就有4名，分別是吉慶、高恆、普福、趙之璧，乾隆將主要人員全部革職，陸續查封家產，命令勢必搞個水落石出，但接下來案件的審理並不順利，涉案官員以各種理由推阻調查，鹽商在受審時也竭力為鹽官開脱。

最後，乾隆帝恩威並施，不再追究鹽商的罪責，只需將虧空銀兩補上即可。最終將鹽商拉到朝廷一邊來，兩淮鹽商的身份由被調查人轉換成了重要證人。自此，在鹽商的幫助下，朝廷掌握了鹽政官員的貪污實據，使得兩淮預提鹽引虧空案得到徹查。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份，歷時3個月的“兩淮鹽引案”基本查清。最終認定高恆侵佔的數額為3.2萬兩，普福為1.8萬餘兩。對兩人的判決稱，作為鹽政大員，任意把手伸向原本應歸公庫的銀兩，秋後處決。顧蓼懷從中漁利，被判死刑後改緩決。其他大員如前任鹽運使盧見曾被判處死刑，大名鼎鼎的大學士紀曉嵐竟然也受牽連被革職發往新疆。因為紀曉嵐的長女嫁給了盧見曾的孫子，紀曉嵐獲知皇帝要抄盧家家產後秘密報信，結果被皇帝獲悉，一怒之下將毫無關涉的紀曉嵐也發配了。 ^[4] 

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陶澍升任兩江總督，其提交給道光皇帝的第一份鹽務調查報告，就指出一些鹽商為牟厚利在鹽中摻入雜物，以次充好，鹽價高昂造成官鹽滯銷，私鹽氾濫，政府鹽税白白流失。陶澍提出標本兼治的方案就是必須革去奸商，對康熙以來實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許總商包辦鹽務制度實行改革，力求打破壟斷，引入競爭。

當時揚州諸總商把持兩淮鹽業、中飽私囊，腐敗嚴重，以至於地方府庫空虛，更拖欠中央政府鉅額餉銀，而中小鹽商又不願按章納税，反熱衷走私夾帶，造成惡性循環。陶澍出掌兩江之時，才發現空空如也的庫房中，只留下四千餘萬兩銀子虧空的爛賬，為鹽商墊借的上千萬兩銀子，也早已化為烏有。

道光皇帝任命陶澍以兩江總督身份，兼理兩淮鹽政。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既大力緝查私鹽，實施“官督商運”，又“加斤減價”，以鼓勵鹽商改變“夾帶逃税”積習。陶澍又在淮北試行“票鹽”制，改“引鹽”專賣為對民間資本開放，平民百姓只要購買鹽票，即可自行各處販賣。提倡廉潔奉公，一年下來，兩淮鹽政裁減的各項“浮費”，多達十六萬兩。陶澍主持兩淮鹽務改革前後八年多，從此之前拖欠大量公款、鹽税，到後來鹽價下降，百姓得益，税收也回升了。

而揚州諸總商們卻因此大受打擊。清朝文人筆記中有記載：道光年間，因陶澍改綱鹽法為票鹽法，“揚商已窮困”。陶澍記錄寫道：“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更有以商為名，網取無本之利，並不行鹽者。”　換句話説，一些有權勢的總商，利用鹽商集體基金管理不善之機繼續發財，更多的中小鹽商，則意識到揚州作為官鹽貿易中心，難逃衰落的命運，紛紛另謀出路了。

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紀末，兩淮食鹽專賣制度已步履艱難，因官鹽價高滯銷，私鹽日益猖獗，鹽商人數鋭減。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鹽區原有的20家運商只剩下12家，淮鹽銷量持續下降。陶澍改革導致一批“寄生”鹽商最終破產，遍佈揚州的煙花柳巷之中，出身昔日富裕之家的女子數量日增，她們本來衣食無憂，如今卻別無生計，只好忍辱求存。一些通文墨的良家婦女，則不得不違背禮教，拋頭露面去當女塾師。 ^[3] 

明朝末年揚州有名的“商籍之爭”，實際上是山陝商人與徽商之間商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淮安、揚州二府的山陝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獲朝廷特批擁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讀淮揚二府的學校，每年還有7個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的名額。而徽商的家鄉徽州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按規定，其子弟不得在當地上學。明崇禎五年（1632年），經徽商聯名上書，請求凡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獲得皇帝批准。但這無形中損害了原有學籍的山陝商人的利益，恰好時任揚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鄉的抗議，此政策遂緩行。直到清康熙年間（1661年~1722年），經徽商多方運作，清廷才特許在揚州“商籍”下增加7個名額，讓徽商子弟就地參加科舉考試。“商籍之爭”，歷經明清兩朝，前後達數十年之久，山陝商人先勝後敗，徽商終償所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