鶺鴒頌

附：鶺鴒頌(並序)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檻，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襃贊成功，顧循虛昧，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雲。

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悦，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慚化疏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衞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悦我心，良史書兮。

唐玄宗現存世的書法作品，只有本件是墨跡，而其他的存世的只有碑刻，像：《裴光庭碑》《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青城山長道觀敕》《內侍省功德碑》等。

對本卷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但是大陸的研究往往限於介紹，在台灣對此卷的研究較為深入。

近代以來，對唐玄宗<鶺鴒頌>的討論的重點似乎並不是在書法風格上，主要集中在：一、玄宗<鶺鴒頌>完成的時間；二、本卷是否是雙鈎廓填本。此外，還會涉及到<鶺鴒頌>的作者為誰；本卷的裝裱形式；卷後蔡京、蔡卞的題跋以及本卷的流傳狀況。

對<鶺鴒頌>完成的時間，研究者的分歧比較大，眾説紛紜。對完成年代的研究主要根據頌文中所記敍的內容結合史料來推斷。頌文中含有時間暗示的句子是：“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和“秋九月辛酉”。第一句話雖然對“兄弟五人”有一點分歧（下文詳敍），但是研究者普遍一致的理解是頌文寫於兄弟回京（遙領節度）後，兄弟之中最早去世的宋王成義去世之前。對“秋九月辛酉”的一般理解是九月辛酉日（不同觀點在下文中詳敍）。

“開元二十年之前”是比較早提出的説法，徐邦達先生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根據頌文的內容推定這篇頌文完成的時間不會晚於申王成義去世的時間，而申王死於開元二十年（另一説是開元十二年），因此，<鶺鴒頌>完成不會晚於開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歲之前的作品。

同樣比較早提出的説法還有“開元七年”説，江兆申先生出版於1977年的《雙溪讀畫隨筆》中收錄了<唐玄宗書鶺鴒頌完成年歲考>一文。文中，江兆申先生根據通鑑開元四年的記事“二王皆不出合，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斷定<鶺鴒頌>書寫一定是在開元四年之後。而在開元八年岐王範有謀反的意圖，情況相當嚴重，兄弟之間產生了間隙，因此一定是在開元八年之前。而在四年和八年之間九月有辛酉日的是開元五年、七年和八年。而五年和八年通鑑上記錄玄宗相當忙，不太可能完成，而在開元七年則有宋王勸諫之事，讓玄宗很是感念。江兆申先生認為<鶺鴒頌>無疑是應和這一事件而寫成的。“開元七年”説有相當廣泛且持續的影響，1989年黃偉中先生曾作《唐玄宗<鶺鴒頌>與魏光乘》一文，運用他從史料中找到的關於魏光乘的兩則材料來補充印證江兆申先生的“開元七年”説。之後1998年，林柏亭先生的《帝國的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唐玄宗鶺鴒頌》，2003年，何傳馨先生的《天子之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展品系列（五）》，2010年，譚怡令先生的《當唐玄宗與鶺鴒相遇》等文章中都沿用了“開元七年”的説法。

2001年，方展裏先生《<鶺鴒頌>賞析》中正面對“開元七年”説提出了質疑。方展裏先生認為<鶺鴒頌>完成於開元四年之後的推斷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開元八年並非是下限。江兆申先生所提到的岐王範想要謀反之事，似乎沒有江兆申先生説的那麼嚴重。首先，岐王範本身並沒有想要謀反，其次，雖然玄宗責罰了與岐王範交遊的大臣但是對岐王範仍舊待之如故。因此兄弟之間並沒有產生很大的間隙。下限應為申王成義去世之前，即開元十二年（徐邦達考證為開元二十年）。至於具體在何年寫成，則取決於鶺鴒落於麟德殿此事發生於何時。因此，方展裏先生認為<鶺鴒頌>應寫於開元四年到開元十二年之間。

之後2008年何傳馨先生在《唐玄宗<鶺鴒頌>》一文中，認為完成於開元五年也是可能的。因為“從前後文義看，先説“比為方伯，歲一朝見”， 繼雲“ 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 似是初發生之事。”因此何傳馨先生挑選了一個距離開元四年最近的九月有辛酉日的一年，那就是開元五年。

起初，劉正成先生在《中國書法全集》中將“秋九月辛酉”中的辛酉解釋為辛酉年，由此劉正成先生認為<鶺鴒頌>完成於開元九年（辛酉年）九月。似乎這種觀點並不被認同。

近期侯怡利先生也提出了開元九年説，此九年非彼九年。侯怡利先生根據通鑑開元九年玄宗的詔書“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認為開元九年才是<鶺鴒頌>完成時間的上限。而申王死於開元十二年，這一定是<鶺鴒頌>完成的下限。在開元九年和十二年之間只有九年和十二年的九月有辛酉。然而開元十二年與開元九年諸王回京的氣氛之間有相當的時間差而且在開元十二年十一月申王去世，因此<鶺鴒頌>完成於開元九年最為合適。

在這場關於書寫年代的討論中，除了前文所説的頌文內容作為對照之外，還有幾個歷史記錄是討論的基點。首先是通鑑開元四年的記事“二王皆不出合，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和通鑑開元九年玄宗的詔書“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根據這兩則不同的文獻記錄分別得出了不同的<鶺鴒頌>完成時間的上限。前者最先由江兆申先生提出，在侯怡利先生之前，對這一點研究者是沒有懷疑的。縱使是方展裏先生的“開元四年到開元十二年”説和何傳馨先生的“開元五年”説都是建立在這個基點上的。而侯怡利先生提出的後後一則文獻記錄則將這個基點打破了，從而將上限後延到開元九年。而細讀這兩則文獻，我們不得不説事情的發展是需要時間的，開元四年是“諸王遙領節度”的開始而並非所有的諸王都已經“遙領節度”了，而開元九年則是玄宗明確下詔，意味着所有諸王都要“遙領節度”了。申王去世無疑是<鶺鴒頌>完成的最晚下限（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有開元十二年和二十年兩種説法，似乎開元十二年更為可能。）。但是在這之前曾經發生過岐王範交遊大臣的事件。“開元七年”説認為這一時間嚴重影響了兄弟之間的關係，但是也有人認為並沒有那麼嚴重。至於對“辛酉”的理解雖有異議但是基本是一邊倒的認為“辛酉”表示的是日期而非年份。

除了完成時間的問題，還有關於本卷是不是雙鈎廓填的問題。最早的質疑出現在《東圖玄覽》,徐邦達先生也認同這種觀點。但是對這個問題更多的人則保持存疑的態度，像江兆申先生、何傳馨先生等。但是侯怡利先生在經過目鑑和高清數字的觀看之後，認為此卷是寫本。至於《東圖玄覽》上所記錄的是否是此卷，侯怡利先生也有討論，認為如果《東圖玄覽》上所述的徽宗題簽是寫在前隔水上的話，本卷就並非彼卷。因為本卷的前隔水上並無徽宗題簽，但是有明早期梁王的收藏印（印之真偽尚需證實）。

至於拖尾上的跋文，前人一般都認為是蔡京和蔡卞的真跡，但是侯怡利先生在對比蔡京的《江雪歸棹圖》《致節夫親契》和蔡卞的《致四兄相公尺牘》後認為，跋文書寫質量稍差，並且有較多筆誤，因此並非真跡而是有根據的臨寫本。《東圖玄覽》記錄還有元危素的跋，可能已經被割去。同樣的明林佑的跋文也被割去。

至於裝裱方式，一般認為是“宣和裝”。但是本卷並非標準，因為缺少徽宗題簽及雙龍園印，宣龢、御書印也僅存半，有學者也因此質疑本卷的真偽。侯怡利先生考證認為本卷是在宣和年間由冊頁改成手卷的，也正因為如此騎縫的“開元”印鑑應該是偽造。

除此之外，關於本卷還有一些小問題：關於<鶺鴒頌>的作者，江兆申先生認為是玄宗和魏光乘合作的。這一説法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方展裏先生認為<鶺鴒頌>是玄宗為唱和魏光乘所作頌文而獨自又寫成的一篇。爭論的焦點主要在於對“俯同”的理解。對“兄弟五人”也有不同的解讀。江兆申先生認為是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岐王範和薛王業，這一説法有較大的影響力。侯怡利先生則提出除此之外還有邠王守禮，即除去玄宗之外的“兄弟五人”。關於本卷的流傳，張光賓先生在《故宮博物院收藏法書與碑帖》之中，試圖梳理其流傳狀況，但是因為南宋、元的數據缺失，難以形成系統。對於本卷書法風格的研究則比較概括，一般認為是承襲了王羲之的書風，又有盛唐的豐腴之美的審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