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燕鴨形玻璃注

《荀子·宥坐》記載，欹器是皇帝用來置於座右以為戒的容器，若注水“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其功用相當於今人“座右銘”。1965年9月在發掘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時出土，質地純正、造型生動，其構造與古代文獻記載的“欹器”相同，是遼寧省博物館的又一件“鎮館之寶”。

同時出土共有五件玻璃製品，鴨形玻璃注是其中保存較為完好的一件，其餘四件為碗、杯、缽、和殘器座。除形制不一外，這幾件玻璃器皿均由透明深淺綠色玻璃製成，製作技法也相同。

這件鴨形玻璃注的用途相當於中國古代的欹器，鴨形玻璃注重心在前，不注水時，器身不穩。用時，將水由鴨嘴注入，當鴨腹中水量充至一半時，前後方才平衡，器身才能放穩。現故宮博物院裏陳設着一對銅質鎏金欹器，為1895年“光緒御製”，其用途和構造原理與鴨形玻璃注類似。 ^[3] 

鴨形玻璃注質薄透明，表面微見銀綠色鏽浸，以吹管法成型。體橫長，形如鴨狀，流如大張之鴨嘴，長頸鼓腹，拖一細長尾，尾尖微殘。成型後，採用粘貼法，用貼粘玻璃條組成細部圖案。頸部飾一週鋸齒紋帶，象徵鴨頸的花羽，背上則裝飾以玻璃液引長的細條粘出的一對雛鴨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兩側又各粘一段波狀的折線紋以擬雙足，腹底貼一平正的餅狀圓玻璃。

根據《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墓》發掘報告的有關該墓出土的幾件玻璃器描述及其線圖、照片，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以透明的深淺綠色玻璃為基本特徵，以吹管法成型，器胎較薄，口是卷邊，而鴨型玻璃注器型奇特，粘貼玻璃條以飾細部。而且經檢驗，其材質更是當時中國尚不能自主生產的鈉鈣玻璃。 ^[2] 

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時，因後身加重，才得以放穩。如此奇特而罕見的動物造型的早期玻璃器全世界為數不多。

經文物及歷史專家研究推測，這件鴨形玻璃注應該是產於今敍利亞至地中海沿岸一帶的古羅馬帝國，其傳入途徑是由西域經過草原之國——柔然，再傳進馮氏北燕的。 ^[4] 

那時進口玻璃器，尤其是鴨形玻璃注這樣精美產品的進口數量是有限的，故被統治者視若珍寶，秘不示人。眾所周知，玻璃器易碎不便保存，從羅馬帝國萬里迢迢運到遼西，掩埋入穴1500餘年僅表面浸蝕，保存如此完整，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蹟。它是研究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物證，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2010年，鴨形玻璃注與遼寧博物館收藏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圖卷》、清代徐揚的《姑蘇繁華圖》一同入選上海世博會，在中國館《智慧長河展》中展出。

2002年，國家文物局發佈的《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鴨形玻璃注以其獨特的歷史和藝術價值成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 ^[2] 

鴨形玻璃注的造型及裝飾藝術與風格等製作細節屬羅馬玻璃系統。特別是其吹管成型、熱貼玻璃條等，更是古羅馬玻璃製作的常用技術。吹管玻璃成型法是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帝國玻璃工匠的偉大創造，是玻璃器製造史上的一次重大技術革命。該吹管玻璃技術向東方傳播尚缺文獻記載，從現已出土的玻璃器判斷大體在北魏時期羅馬吹管玻璃術已傳入我國，所制產品質量較鴨形玻璃注相距甚遠。前者精緻,而後者稚拙。《魏書》記載，北魏武帝拓跋燾時大月氏國商人來京都傳授玻璃燒造技術，“鑄石為五色玻璃……自此，國中琉璃始賤，亦不復珍之”。吹管玻璃成型術如何成型，歷唐、宋、元、明各代至清初始有著錄。 ^[5] 

根據康熙年間大學士孫廷詮《顏山雜記》記載分析鴨形玻璃注的成型過程及其工藝，離不開鐵棒、管、剪刀等工具以及工匠本人練就的身、首、項、手、口的功夫，如要吹成橄欖形器身須將鐵管向下，先用微氣緩慢俯吹成型，再用剪刀引長，並截其口而引拗成喙形，用剪拉長另一端作尾，這幾個工序都要在爐前玻璃不流不凝的條件下迅速而果斷地完成。鴨形玻璃注的裝飾主要採用貼粘玻璃條組成細部圖案，不加琢磨，全靠吹管玻璃匠的靈感和經驗在焠火爐前完成這一工藝過程，當鴨形玻璃注吹成後，用玻璃液引長的細條，迅速貼粘在稍經加温的注身上，與器型相配合仍以象徵手法貼成喙、翼、足等細部，另在頸部粘貼不規則的環狀、鋸齒條飾，在背腹部飾M、Y形粗細不等的直線或曲線等玻璃條紋飾。鴨形玻璃注的器形與裝飾的藝術手法與風格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象徵的、概括的手法完成，其吹管、剪引、熱貼等技術是極其熟練的，非出凡手，應是一位經驗豐富、造詣較高的匠師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