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昌

姓　名： 鮑昌

筆　名： 司馬長綏、穀梁春

性　別： 男

出生年月： 1930年-1989年

民　族：漢族1946年入華北聯合大學學習。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歷任天津人民藝術劇院辦公室主任，天津市文聯副秘書長，《新港》編輯部主任，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中國作協天津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第四屆理事。著有長篇小説《庚子風雲》（一、二部），中短篇小説集《動人的沉思》、《祝福你，費爾馬》，文學論著《一粟集》。

50年代開始不斷有獨幕劇集、短篇小説集評論集問世。60年代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説《庚子風雲》，作品一李大海一家的悲歡離合為引線，描述了從義和團起事到八國聯軍入侵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以及眾多性格鮮明的義和團首領形象和宮廷內部王公大臣之間的鬥爭。又創作了一批當帶題材作品。他同時從事文藝理論、美學研究和文藝批評。反映地質勘探隊生活的《芨芨草》，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著有長篇小説《庚子風雲》，中短篇小説集《復工》《神秘果》《動人的沉思》《祝福你，費爾馬》，獨幕劇劇本集《為了祖國》，論文集《風詩名篇新解》《一粟集》等。

1946年1月，數九寒天。一個面容黃瘦，身穿黑色學生服的年輕人，來到平西延慶縣的岔口。他是北平輔仁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為了追求光明和自由，他逃脱了國民黨兵的盤查，進入了晉察冀解放區。一踏上這塊自由的土地，他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那邊的好地方》這支歌。這一天，正好是他16歲的生日，從此，他開始了革命征途的新生活。

歷史風帆，轉眼駛過了35年。1981年9月，在西安舉行的魯迅一百週年誕辰的學術報告會上，我們看到一位中年人在講台上宣讀學術論文，受到與會者，特別是老一輩魯迅研究家的稱讚。從相貌上不難辨認出他就是當年投奔解放區的那個中學生，只是兩鬢霜白，身體微胖，舉止動作也儼然是一位學者了。

他就是鮑昌。從一個高中一年級學生，成長為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副主席、天津市美學學會會長、天津師範大學兼職教授，這是一條多麼艱辛的路。

“在痛苦的歲月裏早熟了”

鮑昌，曾用過白樺樹、李蘭陵、穀梁春等筆名。他於1930年1月21日出生在瀋陽的一個在社會動盪中不斷破產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本是山東膠縣的一個石匠，在前清的饑年饉月裏，逃難到遼寧的鳳城縣農村。他的祖父是個佃農，但他的父親卻當了軍人。20年代，成了東北軍張學良屬下的少校銜軍官。母親讀過中學，愛好文學。1931年9月，鮑昌出生的第二年，就發生“九﹒一八”事變。全家隨軍移居北平。

鮑昌在上小學前，也曾過了幾年相對安定的日子。那時他父親在北平軍分會里有個小差事，能在北平租幾間房子住，生活還過得去。“七·七”事變的前一年，父親因患傷寒病而退役，全家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父親病癒後，依靠擺小攤為生，成了謀業無門的城市貧民。“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人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魯迅語）。鮑昌在少年時代也有過這樣的感受。在北宏廟小學裏，他是個貧寒的學生，對於那些“有錢人”，本能地懷有敵意。特別是他作為一個關外流亡者的子弟，心田裏早就滋長了鮮明的民族意識。所以，在考中學時，儘管他一向功課很好，完全能考上敵偽的公費學校，他卻寧願考進輔仁中學這樣的教會學校，也不願去受敵偽的奴化教育。輔仁中學是個貴族化的學校，學雜費比較昂貴。好在鮑昌每學期都能考中前兩名，得到免費待遇，才得以堅持學習。

鮑昌從小就很聰穎，學習也很刻苦，並且對文學懷有極大的興趣。家裏沒錢買書，他便到西單商場的舊書攤去看“蹭兒書”，為此常遭到賣書掌櫃的白眼。進中學後可以到北京圖書館看書了，他幾乎把所有的節假日都消耗在那裏．早上，圖書館大門一開，他就搶先進去，一直看到閉館。中午休息時，就着館裏供給的白開水，啃自家帶來的窩頭、鹹菜。偶爾也到附近的小飯攤上買碗老豆腐吃。生活雖然清苦，但他感到樂趣無窮。幾年之內，他把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以及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中外作家的名著都涉獵了，還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在小學和中學裏。他寫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師作為範文講評，有的還登在《小朋友》雜誌上。鄰居中有個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見他聰慧好學，就教他寫舊體詩詞。他寫了這樣的詩：“青鷹傲空角，白虹行日周。萬里挾奇物，披風列殿遊。呵斥若雷動，揮刃若光流。奇計雖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飛門外，與子共赴仇。磨骨長城窟，漂屍深海溝。從容忘生死，乃在家國憂……”“詩為心聲”，這些詩雖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劉琨，但也不難看到這個風華少年的抱負和志向。

鮑昌讀書的興趣是廣泛的。文學之外，他也愛好歷史、哲學和其他的一些“雜學”。在他讀到初中三年級時，就把《萬有文庫》中三分之一的書籍瀏覽過了。他幾乎沒有和同學們玩耍的時間，頂多是在“黑貓足球隊”當個守門員；或者有時參加學校合唱隊，演唱幾支象《菩提樹》、《你怎能忘記舊日的朋友》之類的外國歌曲。

1945年日本投降時，鮑昌15歲了。他原來對“大後方”還抱有幻想，但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胡作非為，美軍吉普車的橫衝直撞，加上物價飛漲，百業凋零，使他大失所望，政治上愈為早熟。這年秋天，他讀到《民主》、《文萃》等進步書刊，開始傾心“山那邊的好地方”了。他自己辦了一份壁報，貼在教室裏，第二天就遭到級任老師的制止。對此，他並沒有心灰意冷，又和幾名同學秘密組織了“北國青春學會”，還借了台油印機，編印了六期題為《反攻》的小報，大都是政治抗議性的內容。不料這事被訓育主任察覺。訓育主任的威脅、恐嚇，不僅沒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堅定了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信念，於是他離家出走，決心投奔革命，哪怕是前途充滿了艱險。後來鮑昌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曾不無感慨地説，“政治上，我是在痛苦的歲月裏早熟了。”

“生活是絕對命令”

到達張家口後，鮑昌被分配到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習。剛學了幾個月的政治課，自衞戰爭爆發了。他隨着學校從張家口輾轉地撤到了冀中。在這裏沒上幾個月的課，便到農村參加土改。他帶着一把“獨一角”槍，和區武工隊員一起搞武裝土改，也曾在荒僻的山地和政治土匪打過幾次遭遇戰。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磨練了他，考驗了他，於1947年8月1日，他被接納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這段生活經歷，似乎與他上中學時想當個文學家的宿願無期相遇。然而，他行軍、戰鬥過的漠北沙幕、太行烽煙、滹沱激浪、平原曉日，卻使他讀了一部“無形的書”。這不僅鍛鍊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開拓了生活視野，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跨到新時代來，鮑昌開始寫“有形的書”了。

1949年1月15日，鮑昌隨解放大軍進入天津。起初，他在軍管會文藝處工作，不久又被調到文藝團體中當隊長和政治指導員。1951年，21歲的鮑昌擔任了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辦公室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生活逐步地安定下來，他的創作激情又萌發了。從1949年5月起，他開始在《天津日報》上發表詩歌、劇本、散文和評論，到1951年出版了劇本集《為了祖國》。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個短篇集和一個評論集。於是，1955年5月，他被調到天津市文聯，擔任文聯黨組成員、副秘書長，接着又擔任了《新港》文學月刊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新港》文學期刊的名稱就是他取的）。

鮑昌

50年代初期，鮑昌的行政工作很忙，但他仍然擠時間，深入生活，去讀那本“無形的書”。他曾率領文工團，多次到農村、工廠、部隊，以及抗美援朝前線慰問演出；也曾幾次請創作假，到廠礦企業、基建工地去體驗生活。1954年，他到內蒙草原上的勘探隊生活了八個月，回來後寫了一部50萬字的長篇小説《青青的草原》。

1957年，他的長篇小説和另外兩個集子已經付排，突然一場政治風暴捲來，他象一現的曇花，從文壇上消逝了。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到農村、農場勞動了五年。1962年被調到天津市文學研究所，搞文學研究。但只有兩年多，就被派去搞四清運動，後來是“文化大革命”，進幹校勞動。1969年又被下放到天津地毯廠，當了五年工人。命運迫使他在痛苦的條件下，去同工農羣眾相結合。

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毀滅，也可以使人奮發。鮑昌選擇了後者。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鄉勞動。這個水田如織的村莊，曾是義和團的一個戰場。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納涼時，農民們常向他講今述古。有一位70多歲的郭老漢，是義和團的一位師兄，給他講了不少義和團的故事，還鼓勵他説：“你不是會寫書嗎，把咱們這一段寫寫吧。”老漢的話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裏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間，一顆耀眼的流星滑過，觸發了他的創作動機。他決心寫一部以義和團為題材的歷史小説；“要用一雙藝術美的眼睛，去觀照‘世界苦’的歷史”（鮑昌：《關於二三語》）。此後，他就秘密地蒐集人民的口碑材料，並利用節假日，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去借閲文獻資料。當時，他頭上有頂政治帽子，不能斷定何年何月才允許他發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準備，把自己這項艱苦而繁重的工程當作是“名山事業”。

解放前，其父逃荒至遼寧省鳳城縣。1930年鮑昌生於瀋陽。“九·一八”事變時全家逃難至北平。

1942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附中。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1月投奔解放區參加革命。先在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習，後在晉東北、冀中等地參加土改。194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春，被調到周揚領導的華北戲音工作委員會工作。1949年1月隨解放軍進入天津，先後在天津軍管會文藝處、華北羣眾劇社、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從事文藝行政領導工作，並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51年出版獨幕劇集《為了祖國》。1953年出版短篇小説集《復工》。同年7月調天津市文聯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夏編成評論集《小兵集》、詩集《草原詩抄》、《海河詩抄》，創作長篇小説《青青的草原》。10月，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天津郊區勞動。1961年“摘掉帽子”，1962年調到天津市文學研究所從事文藝理論及美學研究，業餘創作了100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説《庚子風雲》，同時從事藝術起源和《詩經》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天津市地毯廠當工人5年。1974年調到天津師範學院，任《天津師院學報》編輯。1979年初右派問題被改正。1980年3月任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同年9月被選為天津市美學學會會長。1976年10月出版《魯迅年譜》（上、下冊；與邱文治合作），發表中篇小説《三月—四月》，出版《鳳詩名篇新解》；修改美學、藝術史專著《藝術的起源》，有中篇小説《神秘果》、《祝福你，費爾馬》、《動人的沉思》、《昂星團之歌》及長篇小説《盲流》等。此外，鮑昌寫下了大量文藝理論文章和散文雜文，並主編了大型文藝工具書《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所著短篇小説《芨芨草》曾獲中國作協優秀短篇小説獎。鮑昌歷任天津市文聯黨組成員、副秘書長，《新港》月刊編輯部主任，中國作協天津分會副主席、黨組成員等職。1985年中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後，調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常務書記、黨組成員。1989年2月20日於北京病逝。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

專著《魯迅年譜》(合作)獲天津市社科成果優秀作品二等獎

短篇小説《芨芨草》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天津市1982年優秀作品獎

報告文學《阿佤山的雄鷹》獲1979年對越自衞還擊戰軍事文學獎。

近來文藝界有人談論“作家學者化”問題，其實，鮑昌就是個學者化的作家。他曾戲稱自己是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上的“兩棲動物”。在他已發表的200萬字作品中，文藝理論批評和研究著作約佔一半。這固然與他從學生時代起就興趣廣泛、涉獵面寬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客觀環境所致。50年代初，他在創作的同時，寫了一些評論，被國為文藝理論批評的“新生力量”。此後，因報刊編輯部相繼約稿，寫了不少理論批評文章。60年代初，他在文學研究所研究美學，選擇了“藝術的起源”和“詩經研究”兩個課題。在兩三年間，他就積累了五六千張卡片。後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研究工作。1974年秋，鮑昌從工廠被安排到天津師範學院，參加學報編輯工作。於是他又開始了“兩棲”生活，一邊續寫《庚子風雲》，一邊鑽研理論，已經積累卡片12000餘張，讀書筆記百餘萬言。那時，他的住房比較狹窄，常常是桌上、牀上，乃至板凳上，擺滿了筆記和卡片。他每天伏案時間都在十小時以上，在一首七律中他寫道：“司理芸編是素心”，這恐怕是他人生的最大樂趣了。

正是在這種境況中，他撰著出版了《詩經》研究的論文集《風詩名篇新解》和題為《一粟集》的文學論文集。此外，還有待結集的百多篇評論、雜文。預計寫40萬字的《藝術的起源》，現已寫出20萬字，發表了六萬多字。1980年還出版了他同邱文治合編的70餘萬字的《魯迅年譜》。可見，鮑昌不僅在創作與理論間是個“兩棲動物”，即使是在理論研究領域，他也涉及到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美學等好幾個方面。難怪《文學報》在撰文介紹他時，稱他是文學上的“多面手“了。

儘管他在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上造詣很高，但他覺得：一個人精力有限，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還需要有個專業重點，以防犯“四面出擊”的毛病。他表示，今後要逐漸收縮戰線，把重點轉移到文學創作上來。《庚子風雲》第二部已經發稿，第三部正在撰著中。利用一些間隙，他還創作些中短篇小説。前不久，他的小説《芨芨草》獲得了1992年全國短篇小説獎，更給他一些鼓舞。當然這不意味着他要與理論研究隔絕了。他説：“知識給生活以翅膀，文學才會更高地飛翔。”即使搞創作，也不能和文藝理論研究絕緣的。他計劃擠時間把《藝術的起源》寫完。

鮑昌的路是艱辛而坎坷的，但是他卻以驚人的勇氣和毅力，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文學成就。他剛五十有三，心情舒暢，身體尚佳。我相信，象他這樣不負時代和人民的作家，定會為人民貢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為了祖國（獨幕劇集）1951，晨光

復工（短篇小説集）1953，工人

魯迅年譜（上下冊）與邱文治合著，1979—1980，1984，天津人民

庚子風雲（1—2部，長篇歷史小説），1980—1984，百花

風詩名編新解（《詩經》論語集）1982，河南中州書畫社

一粟集（論語集）1983，花城

神秘果（中篇小説）1984，百花

祝福你，費而馬（小説集）1984花城

二覺集（雜文集）1985，百花

動人的沉思，（小説集）1985上海文藝

盲流（長篇小説）1986，上海文藝

三省集（論語集）1987花山

文學藝術新術語辭典 主編，1987， 百花

關於《歌唱祖國》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歷來的署名都是音樂家王莘。然而，在天津音樂界一直流傳一個説法，即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隱衷。鑑於對這一史實的興趣，我輾轉讀到了鮑昌先生遺孀亞方女士的一份手稿。關於創作過程，手稿是這樣敍述的：

“在我的記憶裏，《歌唱祖國》這首歌的歌詞原作者是鮑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建立。鮑昌熱血沸騰寫了不少歌唱新中國的詩詞和歌詞。其中就有《歌唱祖國》這一首，曾在某報刊發表過。當時鮑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團工作，王莘看到歌詞後，很快譜出曲子，以《歌唱祖國》鮑昌詞，王莘曲的名義發表。後來過了一段時間，王莘將歌詞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較多修改。王莘向鮑昌説明所作改動，當時鮑昌可能對改動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説這詞就用你個人名義吧。這樣，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詞曲了。曾在音工團工作過的閻家鳴同志説，他曾有過一盤錄音帶，一面是他妻子王癩唱的《祖國之歌》，是肖雲翔的詞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國》，註明是‘鮑昌詞，王莘曲’。這盤錄音帶上的《歌唱祖國》一歌是轉錄自肖雲翔的一張78轉唱盤。肖雲翔的這張唱盤上的《歌唱祖國》註明是‘鮑昌詞，王莘曲’。我也曾聽説過，‘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會上，當時任天津文聯辦公室主任的史如北發言説，《歌唱祖國》的歌詞是鮑昌的，你王莘給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