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鮑德温

1867年8月3日生於英格蘭烏斯特郡（Worcestershire）布由德利（Bewdley）下公園的下公園宅第（Lower Park House），父親名叫艾爾弗雷德·鮑德温（Alfred Baldwin，1841年－1908年）。早年先後就讀於聖邁克爾學校、哈羅公學，最後入讀布萊頓學院，畢業後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修讀歷史，但是隻獲得了三等學位，從劍橋大學畢業後，斯坦利又被父親送入伯明翰大學學習，作為鮑德温投身於家族生意的準備，並在1892年9月12日與露西·里茲代爾結婚，兩人生有4名女兒和3名兒子（其中一名夭折）。

在1906年大選中，鮑德温首次參與國會選舉，出選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選區。但由於當時保守黨在自由貿易的議題上出現內部糾紛，以致保守黨在當年大選中大敗，連帶鮑德温也未能成功當選。兩年後，鮑德温的父親去世，而他的父親生前是代表布由德利選區的國會議員，鮑德温於是趁機會參與補選，併成功當選，繼承父親的席位，從此進入下議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鮑德温成為了時任保守黨黨魁安德魯·博納·勞的國會私人秘書，在1917年他又獲委任為官階不高的財政部財務秘書（Financial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在財政部財務秘書任內，他致力鼓勵富裕的人自願捐錢給國家，好讓英國在大戰後有能力償還戰債，當中，他更曾經以“FST”（即“財政部財務秘書”之英文簡寫）的名義，在《泰晤士報》撰文。至於他本人也以身作則，捐出自己家當的1/5，以解國家之困。在1921年，鮑德温獲擢升為貿易委員會主席。

在1922年下旬，當時保守黨黨內對自由黨首相戴維·勞合·喬治的不滿不斷升温，不少黨員亦要求保守黨應退出與自由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期間，保守黨黨員曾在是年10月，於卡爾頓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上，鮑德温聲言他不再支持聯合政府，更譴責勞合·喬治是一股“強大的動力”，將為整個政壇帶來破壞。縱使保守黨黨內大部分的領導人都不願意退出聯合內閣，但在激進派的促使下，是次會議到最後仍然決定保守黨退出聯合政府。結果，聯合政府不久即因為保守黨的退出而垮台，由安德魯·博納·勞出任英國首相，並且第二度出任保守黨黨魁。在組閣的時候，博納·勞希望有新血加入內閣，於是就委任了鮑德温為財政大臣。到同年11月，英國舉行了1922年大選，保守黨重新在選舉中取得了多數優勢。

在1923年5月，博納·勞證實患上癌症，而且是絕症，於是他決定立時辭去首相一職。由於當時保守黨主要的元老都身在內閣以外，因此就只有兩位合適的人選，分別是時任外務大臣寇松勳爵和鮑德温。按照慣例，首相人選應該要由英王喬治五世所親自欽定，但背後卻是要先聽從重臣元老，如亞瑟·貝爾福等等的意見。雖然我們現今很難得知當時的想法，但是大抵上，不少保守黨黨員都並不希望由寇松勳爵接任首相的。首先，喬治·寇松勳爵屬上議院議院，與首相之身份有所不符（這種考慮並不代表凡是貴族便不可任相）；其次，他對國內事務缺乏經驗，而且部分人認為他為人討厭；第三，寇松勳爵具有貴族背景，但保守黨在當時卻正設法隱去其貴族色彩。

最終，英王選擇了以鮑德温擔任首相，並在1923年5月23日履新。在任相之初，鮑德温仍然兼任財相一職。後來他曾經拉攏自由黨的前財相雷金納·麥克納（Reginald McKenna）到他的內閣出任財相，但是失敗。結果他在同年8月委任內維爾·張伯倫為財相。

鮑德温上任首相之時，保守黨在下議院佔有明顯的多數優勢，可確保其政府能執政最多5年，才需要再次舉行大選。但是前任首相博納·勞在在上次大選時曾經各國民許下諾言，指保守黨政府一日不再舉行大選，一日也不會引入關税。而對鮑德温而言，面對國內失業率日益上升，自由貿易又帶動入口貨品的價格下降，削弱本土貨品的競爭力，因此他的政府是有必要引入關税的。結果，鮑德温決定提前在1923年12月舉行大選，以期儘早為英國引入保護性關税，減低失業率。雖然鮑德温此舉重新消弭了保守黨黨內的矛盾，但是次大選卻反映國民對實施關税一事出現分歧。在大選後，保守黨在下院只餘258席，工黨得191席，而自由黨亦得159席。保守黨雖然仍在下院佔有多數，但已經失去了多數優勢。明顯地，保守黨在推銷關税一事上大大拖累了選情。

1923年大選完結後，鮑德温仍然留任首相至1924年1月的新一屆國會開幕大典。及後其政府因為不信任動議獲通過而垮台，鮑德温也隨之辭去首相一職。

鮑德温政府垮台後，工黨的拉姆齊·麥克唐納在1924年1月22日擔任首相，組成了一個不穩的弱勢政府。這個英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工黨政府，僅僅存活了10個月便宣告垮台，於是英國在1924年10月再次舉行了大選。保守黨在這次選舉中重新得到了壓倒性的勝利，憑藉着自由黨的急速衰敗，成功在下議院得到了223席的多數優勢，並由鮑德温於同年11月4日第二度出任首相。在他第二次任首期間，國內發生了1926年英國全國大罷工，期間鮑德温設法維持全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又表明除非工會放棄罷工，否則堅決拒絕進行任何談判。雖然他的政府未有因此垮台，但罷工仍然對全國構成了沉重的破壞。

鮑德温上任後不久，便委託了韋爾勳爵（Lord Weir）擔任一個委員會的主席，以“評估全國電力供應的問題”。韋爾勳爵在1925年5月14日發表了委員會報告，報告建議英國應設立一箇中央電力委員會，屬於政府獨佔性質，而委員會之經費將由英國政府和地方電力企業共同承擔。鮑德温接納了韋爾勳爵的建議，並在1926年年尾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中央電力委員會之設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到了1929年，全國電力供應上升了4倍，但營運開支卻不增反減。至於用電者的數量亦由1926年的75萬，大幅增加至1929年的9百萬人[1]。

在1929年大選以後，工黨再次上台，但到了1931年，時任工黨首相麥克唐納卻不得不與鮑德温和保守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麥克唐納之決定，使他被工黨開除黨籍，而他的聯合內閣中更充斥保守黨人，此外，麥克唐納之精神狀況大不如前，因此當時正出任樞密院議長的鮑德温才是政府內真正的掌權者。到1935年，麥克唐納被迫下台，鮑德温遂第三度擔任首相，當時他已經67歲，上任不久，其政府即通過了極富爭議性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

早在1932年，鮑德温已預視到歐洲大陸極權主義之冒升，當時他在下議院曾發言道：“轟炸機總有一天會到來，而唯一的防犯就是冒犯。”另外，在工黨的猛烈反對下，鮑德温亦展開了一系列的重整軍備計劃，又對英國王家空軍進行重組和擴張。在1935年至1937年，即鮑德温第三度任相期間，面對歐洲政局日益不明朗，他未有加以制止納粹德國違約擴軍而遭受廣泛的譴責，後來更有不少人認為他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負責。與此同時，鮑德温任內又爆發了英王愛德華八世的退位風波，在退位風波完滿解決後，他決定在新任君主喬治六世舉行登基大典後提早退休。在退休後，鮑德温在1937年6月8日獲冊立為布由德利的鮑德温伯爵。

鮑德温退休後沒有再活躍於政壇，而隨着內維爾·張伯倫的去世，鮑德温也同樣被輿論認定他在戰前是綏靖政策的支持者，這使他在二戰期間和戰後都變得不受歡迎。而丘吉爾任戰時首相期間，亦只曾一次向鮑德温徵詢意見，希望他就英國應否加強與正在保持中立的愛爾蘭自由邦加強合作發表意見（鮑德温的意見是不應加強合作）。

在1945年6月，鮑德温的妻子去世，他自己在當時也患上了關節炎，要倚靠手杖走路。在1947年10月，鮑德温最後一次出席公眾場合，在倫敦為一尊喬治五世的雕像主持揭幕儀式，其時鮑德温已經耳聾，面對在場羣眾的歡呼歡迎，他卻向旁人問到：“他們是否向我發出噓聲？”在1947年12月14日，鮑德温在烏斯特郡附近，塞弗恩河畔斯陶爾波特（Stourport-on-Severn）的阿斯特利堂（Astley Hall）安睡時去世，享年80歲，遺體火化後安葬於烏斯特大教堂（Worcester Cathedral）。其宅第在遺囑中估值280,971英鎊。

鮑德温在1930年起出任劍橋大學校監至逝世為止。

鮑德温是一位一國保守主義者。在1937年退休的時候，他獲得了不少的稱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大大貶抑了他的公眾形象。姑勿論誰是誰非，鮑德温，連同張伯倫與麥克唐納，常被認為要對英國在1939年大戰爆發之前，未及有充足的軍事準備負責。而鮑德温的辯護者卻指出，他一向走温和路線，因此沒有全國一致的共識，都不應推行激進的軍事重整計劃。而事實上，當時不論英國、法國還是美國，本身高舉和平主義的綏靖政策大行其道，所以英國軍備之所以未及重整，誠非鮑德温一人之過也。

不過對丘吉爾而言，他卻認為鮑德温難辭其咎。他堅信鮑德温對納粹德國採取安撫的態度，促使希特勒認為，英國一日不受到攻擊，一日也不會戰鬥。丘吉爾雖然對內維爾·張伯倫等政治對手都以寬宏大量對待，不過對鮑德温卻不留情面。在鮑德温1947年80大壽的時候，丘吉爾就拒絕寄送賀卡，更説到：“我希望他早日康復，但他沒有在世上存在過會更好。”

樞密院顧問官（1920年）

嘉德勳爵士（1937年5月29日）

鮑德温是著名作家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表弟。

鮑德温的兒子奧利弗·鮑德温是工黨國會議員。

鮑德温是迄今最後一位在劍橋大學受教的英國首相。

鮑德温曾説過：“世上有三種物種比任何東西都更需要避難所——雀鳥、野花和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