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道爾夫·歐肯

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國北部位於北海之濱的東弗裏西亞羣島奧利希城一個郵局管理人家庭，父親是當地郵政局長， ^[1]  他在奧肯五歲時即去世，他與寡母相依為命，以領取國家的憮卹金維持生計。母親是傳教士的女兒，虔信宗教。他年幼時體弱多病，數次遭重病襲擊，幾乎喪命。家庭的困苦和個人坎坷使他早熟，因而自小喜愛讀書，喜歡思考。 ^[1]  在幼小的心靈中常對人間的各種社會現象提出一系列問題，説明這位哲學家從幼年時代就已經具有一種超人的哲學頭腦。青年時代的奧肯發憤讀書，中學時曾不止一次地跳級，受到教師的好評，尤其是高中階段的班主任、神學家兼哲學家羅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響的導師。1863年入哥廷根大學，師從亞里士多德的解釋者、目的論唯心主義哲學家洛採攻讀哲學，兼修語言學和歷史學， ^[1]  並獲得博士學位，大學畢業後，奧肯曾先後在中學裏短期任教，一度去柏林大學學習，主要興趣是古代哲學和歷史，特別喜歡亞里斯多德，在德國思想家和哲學家特倫德林堡指導下專攻倫理學和哲學史，並於1869年以一篇論亞里士多德的語言的論文獲哲學博士學位。 ^[1]  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1871年任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與當時因剛剛寫出《悲劇的誕生》而聲名大震的尼采同事。 ^[1]  1874年任耶拿大學教授，回德國擔任那拿大學哲學教授， ^[1]  直至1920年退休。40多年中，每天黎明前在河邊林間空地講學，深受學生歡迎。其間，曾以交換學者身份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 早期代表作有《亞歷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現代基本概念的歷史和批判》（1878）等，中期代表作有《近代哲學史論文集》（1886）、 《偉大思想家的人生觀》（1890）。奧肯的哲學思想體系是屬於唯心主義範疇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類現實的精神經歷方面。

奧伊肯勤奮好學，對事業執着追求，治學嚴謹。直到三十六歲，他才與葉蓮娜·巴索夫結婚。後者是一位心地善良、頗具藝術氣質的女性，對他的學術研究給予了很大幫助。 ^[1] 

他獲得190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是繼特奧多爾·蒙森之後又一位文學圈外獲獎者，他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奧肯在接受報界記者採訪時，對自己的獲獎顯得十分自信。他説，他曾經潛心研究過所有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規定，他認為自己的獲獎符合一切必備的條件。他的作品將在全世界越來越“熱門”起來。

諾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在頒獎給奧肯的頒獎詞中強調指出：“在他眾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來的巨大熱情和力量，以及他為生活中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和維護所作出的貢獻。”同時明確表示之所以授獎給這位哲學家，是為了“表彰他對真理的熱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廣闊的視野和熱情、雄渾的表現手法，及在他許多作品中運用這種手法維護和發展了生活的理想主義哲學。”

奧肯作為哲家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他在哲學上享有世界性聲譽的成就外，還得助於瑞典皇家科學家及其同事們。他的提名是由瑞典的同行、他在古騰堡大學的鼓吹者所推薦的。對於瑞典同行的協助，奧肯心中既清楚又感激。他在《生平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件事情可能是國內外的瑞典朋友們倡議的……如果我就此事要感謝一些人的話，那首先是我難以忘懷的諾爾斯特雷蒙 （瑞典哲學家），其次是瑞典第一位歷史學家葉爾納和自然科學家烏齊斯……”。在哲學研究方面的傑出成就，特別是獲得諾貝爾獎，使奧伊肯的聲譽在國際上迅速提高，美、英、日、中等國紛紛邀請他去訪問講學，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講學計劃未能實現。 ^[1] 

1926年9月14日，這位被人們尊為“德國哲學界的涅斯托爾”，在經歷了八十年的人生歷程後，便與世長辭於耶拿。他留給了人類社會一份可供借鑑的精神財富。

奧伊肯的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精神生活在人類意識和行為中的統一》（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觀》（1890）、《為精神生活的內容而戰》（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個新人生觀的基本路線》（1906）、《人生的意義與價值》（1907）、《認識與生命》（1912）、《當代倫理學與精神生活的關係》（1913）、《奧伊肯論文集》（1914）、《人與世界──生命的哲學》（1918）、《人生回顧》（1920）等。他的著作文字曉暢易懂，毫無康德、黑格爾式文體的晦澀，洋溢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產命”的熱情。

奧伊肯學術上的成就主要在宗教倫理學、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與闡釋以及中世紀哲學方面，主要着作有《當代的精神潮流》（1908）、《偉大思想家的人生觀》（1890）、《為爭取精神生活內容之鬥爭》（1896）、《宗教的真理內涵》（1901）、《一種新人生觀的基礎》（1907）、《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歷史哲學》（1907）、《宗教與生活》（1911）和《個人與社會》（1923）等。 ^[1] 

1908年，瑞典學院授予奧伊肯以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為了“表彰他對趔的熱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廣闊的視野和熱情、雄渾的表現手法，及在他許許多多作品中無用這種手法，維護和發展了生活的理想主義哲學”。

魯道爾夫·歐肯歐肯在學術上的成就主要在宗教倫理學、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與闡釋以及中世紀哲學方面。他不相信抽象的唯理智論和分類學，而把自己的哲學重點置於實際的人類經驗之下，把自己的哲學稱為“精神生活哲學”，在哲學史上屬於生命哲學一類。他認為哲學不應以抽象概念為中心，應該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為中心，而生命或生活是一個進化的過程，初級階段是自然生活，高級階段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本質上是倫理的，包括現實的理想與目的在內，人格就是它的屬性。在他的代表作《一種新人生觀的基礎》(1907年)中，他説人是自然和精神的會合點，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不斷地追求精神生活以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質。這種追求有時被稱為倫理的能動主義，它制約着人的所有動機，但特別需要意志和直覺的努力。作為自然主義哲學的堅決反對者，歐肯認為人的靈魂使其從自然界分化出來，但僅僅依照自然過程並不能對靈魂的本質作出正確的解釋。在他的《社會主義：一種分析》(1921)和《個人與社會》(1923)兩書中，他的這種觀點異常明確。在他看來，所謂靈魂就是人的內在精神，是對更高的精神生活的渴望和信念，以及對自由的追求，而這正是人與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根本區別。

他認為，一種有價值的、值得讚美的生活並不在於物質上的豐裕，而更加重要、更加本質的是在於精神生活的崇高與充實。他認為，人生就是自主的行動，就是戰鬥，而精神具有獨立性，能夠不斷地克服物質的阻力取得勝利。精神的勝利最終就是宗教的勝利，因為人是上帝的合作者。僅僅追求物質享受而忽視甚至貶低精神追求的生活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惟有精神的陶冶與昇華，才能使人達到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不斷克服自然與精神、個體與總體的矛盾，使之不斷走向統一，成就崇高的人格。這一切創造和進化的過程，從根本上説，都是來自宇宙的生命推動力。歐肯想以“精神生活哲學”來統一、整合哲學史上自然主義與理智主義、唯物與唯心的對立，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從主觀出發的唯心論。

歐肯把自己的哲學稱為“精神生活哲學”，在哲學史上屬於生命哲學的一類，與狄爾泰、亨利·柏格森等相併。他認為哲學不應以抽象概念為中心，應該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為中心。而生命或生活是一個進化的過程，初級階段是自然生活，高級階段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本質上是倫理的，包括現實的理想與目的在內，人格就是它的屬性。其最高境界是將個人的精神與隱伏在人類歷史過程中的精神生活系統和統攝宇宙的精神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就是超越自身，超越自下而上的此時此地，由被束縛、被動的生活進入向自自主的生活。

人生的意義就是不斷克服自然與精神、個體與總體的矛盾，使之不斷走向二者的統一，成就崇高的人格。這一切創造和進化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説，都是由來自宇宙的生命推動力決定的。歐肯想以“精神生活哲學”來統一、整合哲學史上自然主義與理智主義、唯物與唯心的對立，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從主觀出發的唯心論。

魯道爾夫·歐肯教授從青年時代起就着手重新評價外在與內在的經驗，並且謹慎忙碌毫不懈怠地不斷從事哲學研究，力圖在那大膽的哲學體系崩潰後，再度找到一種堅實的基礎。哲學藴含着種種期待和成功在四處尋索，其口號有時是“迴歸康德”。把那個偉大的形而上學的偶像破壞論者作為一個徹底研究人類知識極限的典範；或者心存疑慮地傾聽着他依據堅固的道德基準宣告永恆理性王國的成立的宣言。有人嘗試將哲學和近代科學的絕對優越性結合，或者對近代科學的前提與方法提出獨特的質疑，藉此以鞏固哲學的地位，也有人嘗試用觀察或實驗，顯現闡明人類心靈的秘密；人們寄希望於這類探求會引導我們去發現肉體存在與精神存在之間的恰當的聯繫。

歐肯教授精通這一切學説，但是他主要的研究領域卻是就那些與文化進化及變遷相結合的思想主流，從歷史觀點批判地追蹤其源頭與過程。他和這研究領域中的許多先驅者一樣相信：對傳統沒有正確的關注，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對哲學來説其中有着比那些像萬花筒般此興彼滅的哲學體系更多的內涵。正如歐肯教授經常強調的那樣，如果哲學不能與其他科學同樣成長，並且持續地討論同一問題，使之發展，哲學就不會有連續性。否則人們就會認為每個哲學家都能從頭開始，只有以同樣的方法才能為其他的哲學家所取代。

除了這領域內的論文和隨筆之外，歐肯教授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已經闡述了他最先發現又極具概括性的方法，他在《現代思想的基本概念》一書中論及了從古代哲學和煩瑣哲學以來，現代共同概念的起源、形式和發展。例如，就概念用語而言，他提出“主觀的”、“客觀的”、“經驗”、“進化”、“一元論”、“二元論”、“機械論的”、“有機的”、“法”、“廣性”、“人性”、“邏輯的”、“實踐的”、“內在的”、“先驗的”等等哲學名詞。歐肯教授不僅關心這些用語的定義，也希望用闡釋——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時代之鏡概念”來記述某一時代的主要目標與形態。每一次解剖分析都會使對象顯現出更清晰的輪廓。就當時出版的該書的第四版來説，論述的範圍更廣，對現代文明所具有的種種矛盾亦加以徹底批判，因此書名也改為《現代思想的主流》(1908)。其實，本書作者在此已發展了他的基本論點，所以從這部錯綜複雜而又內容豐富的著作中去探尋歐肯教授的見解，確實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魯道爾夫·歐肯教授在歷史主義的諷刺畫中看出對文明的某種威脅。歷史主義一方面試圖將所有堅實和較崇高的目的引入誤解了的相對性的漩渦中；另一方面它試圖將人類所有發展和業績塞進自然主義和宿命論的因果關係中，以限制、扼殺人類的意志。可是，與尼采正好形成對比，歐肯教授認為，在道德法律永恆的責職面前，人們無法用個人的權力和過於自負的個人能力來維持自己的意志力。他認為，要求從自然的表面強制和歷史因果鎖鏈造成的無路可逃的壓迫中解放我們人類的，並不是個人或個別存在的超人，而是自覺與宇宙智力相調和而形成的強烈個性，因此這是極富獨立性的存在。

歐肯教授説：“功利主義，不論採取什麼形態，都跟真正的理性文化不能並立，而且完全背道而馳。任何智力活動如果不以其自身為目的就會墮落。”歐肯教授對藝術大為稱頌，極為喜愛，但是對唯美主義卻嚴肅地站在反對立場，他認為唯美主義“只會感染那些一味反省、喜愛愉悦的快樂主義者”。“看重自己及其任務的藝術不會非難倫理性。最崇高的獨創藝術家幾乎很少有人成為對生活持感性觀點的追隨者”。魯內貝里就是一個追尋自己內心世界的詩人，因為“對道德價值的冷漠或傲慢的排他態度與他無關係”。一個民族無論大小，只有孕育了富有真正智力生活文明的民族，才對人類有所貢獻；只有那些不靠利用物質力量和武器的徒勞的努力來贏得自己前途的民族，那些在有限的短暫生存中將前途依託於永恆生命的啓示中的民族，才對人類有所貢獻。

形而上學有時會從概念上表現接近真理和生命的無限王國的東西，歐肯教授並不拒絕這種形而上學，可是，他並沒有完成永恆體系，也不希望這樣做。歐肯教授的哲學——他自稱為行動的哲學——本來就是各種促使人類進化之力的運用，因此與其説是靜態的，不如説是動態的。大概可以把歐肯教授看做合乎今日的典範與需要的“文化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