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命哲學

對於“民族魂”魯迅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門顯學。歷來的魯迅研究者基本為文學研究者，而本書則是一部哲學研究者撰寫的魯迅研究專著。作者多角度、多層次地切入對魯迅的“生命哲學”的探究，透闢而深刻地體認、闡釋了魯迅這位思想文化巨人的生命哲學所獨有的文化內涵，精神意藴和價值取向。

有一種猛禽，古時名“梟”，俗稱“貓頭鷹”。它習性古怪：黑夜活動，白晝棲息；即使睡去，也睜着一隻眼睛。這獨異的生活方式，使它擁有了與眾不同的目光和視野。貓頭鷹飛翔時悄無聲息，偶爾發出一兩聲慘叫，難免令人驚悚。

在希臘神話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爾的詞典裏，它是哲思的別名；而在魯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徵。魯迅一生都在尋找中國的貓頭鷹。他雖不擅丹青，卻描畫過貓頭鷹的圖案。我們選取其中的一幅，作為叢書的標誌。

我們渴慕智慧，我們企求新聲。這便是“貓頭鷹學術文叢”的由來。

編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美籍華裔學者王浩先生在《中國和西方哲學》中稱：“魯迅和王國維都在文學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內容上，魯迅更能創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的生活。應該説魯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個廣義的哲學家。”這是我所讀的著名哲學家中，唯一這樣稱為魯迅者，所以印象很深。一位以數理邏輯、數學哲學為業的學者有如許的人文眼光，讓人佩服。

不過，本書以哲學為題，卻絲毫沒有將魯迅作為哲學家研究的意思。以其殊異的生命性情，將其歸於任何體制性的“家”都是不盡妥帖的。在不算長的生涯中，他當然也做“家”們所做的事，比如説，也研究學術，也當教師，也寫小説，也編雜誌，也弄翻譯，並且做得很認真，富有成就。然而有如盧梭、尼采，他不願意以任何一種“家”（甚至包括“文學家”）的角色定位自己。任何一種實體性目標對他都構不成生命衝動，任何一種“家”的成功對他都沒有根本性的慰藉效力。他無疑屬於那種來到世間就沒有準備成“家”的天才。

然而，他又決不是中國歷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遙者。他討厭於此，而終生“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守護着所謂人之“自性”的東西。這東西不僅不是任何可以由“家”、“門”、“功業”、“目標”之類所能代替的對象，也不是靠菩提樹下求道、面壁千仞地悟道所能濟事。他的法子是用“無所有”消解一切實體性希望，孤魂野鬼一般地在一種似路非路的人生之路上，無休止地踉蹌前行，以不斷的“走”顯證其信守。同時，他決不獨善其身，而冷靜地觀察着、洞悟着這個世界，並天真地、不識時務地向世人報告他所獨識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消息，從而把他的“私有財產”或“奢侈品”撒向人間。領受這份財富並不容易，他因此而成為異類。

不管是以蘇格拉底、西塞羅等之“學習死亡”，還是以康德追問“人是什麼”，以及薩特、海德格爾們之尋回個人“存在”，抑或以中國古代的“致良知”來界説哲學，都可以如是説：在中國本世紀不多的思想人物中，魯迅當屬最具哲學精神氣質的人物之列。然而，他不是“哲學家”。

他的精神天馬行空，兩腳卻立於苦難的大地。他稟着高傲的精神情懷，憎惡流俗，詛咒庸眾，乃“平均人”或“一般人”之死敵，卻同時深深地摯愛着被欺侮和被蹂躪的奴隸，並且自覺地從士大夫中叛逃出來而成為奴隸的朋友。這使他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無法歸類的一個人、一個思想者。

反觀中國幾千年的精神資源，無論如何，魯迅是一篇獨異的故事，一個不曾有過的結構。然而，生活中偏偏就常有這樣的事：一個人們自以為最熟悉的人往往可能正是自己最不熟悉者。在相當的程度上可以説，魯迅對於我們就是這樣一種人。雖然他已經死了六十年，雖然對他的研究被稱為“顯學”。

我常常驚訝於這種自明，然而我把自明當起點。

一個人不可能完全地進入另一個人。所以我對本書的設計，主要是個人性的讀解，以便在這個過程中，使自己對這樣一個人物變得熟悉一些。當然，我同時也贊同“人同此心”的説法，否則大家就不可以合稱為“人類”。因此在寫書之中，也含有另一重期許。

正如書名所示，這裏所讀解的是魯迅的生命哲學。因它所提交給讀者的，是一種生命類型的個案考察。從學術上説，當然也不妨看作生命哲學、思想史的一例個案研究。不過，這一取向，並非通常所謂技術“角度”的選擇，而純然是與魯迅的相遇所決定的。一個世紀之前，在德、法等歐洲國家出現了“生命哲學”流派。德國的狄爾泰作為創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學”一詞。這種哲學對本世紀的中國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中的柏格森在“五四”前後就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名字，很多派別的學者與之有關。然而本書的取名與此無關，也不準備重拾這些歷史的話題，雖然二者在實際上不無聯繫。這裏所謂“生命哲學”主要是一種範圍上的限定。無非是説，它所求解的，是魯迅對生命的一種哲學態度。就事論事，別無深意。

生命哲學最好的相遇方式是無言，尤其是不宜作理論邏輯的鋪張。這也許是此類性質的對話不同於其它學術研究的一個地方。筆者本來願意像很多讀書人那樣，與書本神交，如是足矣。無奈一個以職業謀食者，不管願意不願意，必須“完成工作量”，必須有“學術”、“理論”的闡述，而且必須形成“著作”。更無奈何的還在於，自己無法徹底切斷對“概念木乃伊”的偏好；我對它的恨與愛同在，並在總量上相等。

一旦有了這許多矛盾、雜念和人性上的弱點，在體式上就註定免不了“妥協”、變通和後現代主義者反感的結構性製作。我已經盡了努力，以便與述説對象大體保持一個相諧的風格。但我知道沒能做到這一點。比如説，中國既有的話語模式顯然不夠支持對於魯迅的闡釋，為了幫助理解，不得不涉及到一些西方人物，不得不借用他們的一些學術概念。我相信，這樣做在精神總體上未失大端，但有時難免損卻原旨。從學術言，這種相異是應該辨析的，然而，倘若過多過細地説明或註疏，又會節外生枝，拖泥帶水，把題旨沖淡，讓人不知所云。因此，只好兩弊之中取其輕。

如上都是我的不徹底處。開脱着説吧，也是“學術”或語言本身的短處，甚至是生而為人的麻煩。我無法徹底克服其弊與煩，徹底克服很可能就會同歸於盡。我顯然做不到這樣灑脱，至少現在。何況同歸於盡根本就不是一種選擇，而是整個取消問題本身。我只希望讀者不要過分拘泥於本書的言述方式或結構，一如後文要提到的：將其當作過河即拆的橋。

一、一個前導性話題

二、“中間物”辯

三、生命——時間觀

四、“消解”，而非“勾銷”

一、中庸之道

二、邏各斯主義與道

三、新神思宗

四、佛緣

一、“朕歸於我”

二、“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三、“眾數”與“物質”

一、不能含糊的“聲音”

二、“偉大的審問者”和“偉大的犯人”

三、沉淪與“忽然驚醒”

四、聲發自心

五、良知：存在論的和價值論的

一、價值與勇氣

二、“無所希望”

三、拒絕逍遙

四、創作的慰藉

一、第二視力

二、摩羅：為愛而反叛

三、偉大的俄羅斯

四、以流血的心去愛

五、“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卻”

一、雙重的被告

二、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

三、意志為死亡立法

四、人生的路

五、關於崇高的判斷

一、夢與人生

二、深淵的夢魘

三、例解

四、叫出無愛和無所可愛的悲哀

^[1] 

本書的思想當然醖釀已久，然而它的寫作來於一個很偶然的推動。

1996年在上海開會，朋友孫鬱和我聊天，説他一直注意着我魯迅研究，但覺得不好捉摸，至今沒有從中理出一個思路。這個説法使我很有些慚愧不安。

人都有天性，我的天性是很多事能不幹就不幹或能拖則拖。文章有沒有讀者、銷路怎樣之類的事我一向不怎麼掛心。一個作者沒有權利也不應該要讀者注意你。你説你以為然的話，別人聽他以為然的道理；倘若互不搭界，於己於人，都沒有必要認真。但是，倘若真心關愛着你的讀者朋友為你失望，卻心安理得，無動於衷，這恐怕多少也有點問題，説不過去的。正好此後沒事，於是下決心寫一組論文，儘可能通暢地把自己的思路檢討、梳理一下。幾個月下來，竟一氣寫了六萬餘字的《魯迅世界的哲。學讀解》，連載於北京的《魯迅研究月刊》。發表到“之五”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培元先生來電話，希望在此基礎上，充實一下結集出版，尤其囑我最好對《野草》作一些解説。這樣，我只得有頭無尾，中斷連載，按照著作結構來重新佈局謀篇、遣詞造句……這就是本書的來由。

所以這本書得首先獻給孫鬱、王培元二位先生。沒有他們，這項工作顯然至今還歸在“能不幹就不幹或能拖則拖”之列。文字遠播四方，對己對人並非一定就是幸事，然而得到友情卻肯定是幸事。

據説，寫書一般都應有假想讀者，然而一直到此刻，我也不知自己講話的對象應該定於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生命哲學有關。這是我寫作中常想到的。所以我的對象很渺茫。就像一個望着天花板或者牆壁發言的演説者，我只有儘可能平實地説着自己的話，平靜地求解着我的對象（當然也在無意中塑造着我自身的經驗）。不過眼前也不時閃現十幾雙（為師的和為友的，活着的與死去的，相識的與不曾謀面的）殷殷相勸的眼睛，這倒是真的。這些眼睛流瀉出來的關愛之情和期待之光，在慵怠之中曾給我以鞭策，甚至在某些章節還影響到了我的敍述方式。所以我不能不獻給他們。也許，他們中有人讀後會搖頭。這不打緊，為什麼一定要點頭呢？為什麼一定要別人同意你呢？

這些眼睛有多大的讀者代表性，很難懸揣，我想多少總還會有一些的吧。這十幾雙眼睛以前不就是陌生的麼？那麼好，就連同我的感激，一起奉獻給他們——我的新朋友，我的新讀者。

弄這樣一種跨時空、跨學科而且是生命哲學性的著述，超過了我的境界和能力。僅僅是想到這工作得有人做，於是也就做了。其問題不難想象，對此我不想多説什麼逃脱責任的廢話。自制的果子只能由自己吞食。無論它苦還是甜，澀還是酸。然而由於天生的粗心（我相信是天生，因此我常懷疑是否適合於學術研究），加上結稿期電腦屢屢搗亂，對技術上的錯誤雖然下了比行文痛苦十倍的功夫，仍然事倍功半。到了最後，夫人看不過去，不得不援手鼎力而救正之，舉家合圍，但恐怕也難免有不少漏網者。為此造成的差錯，敢請讀者鑑諒。雖然它同樣由我負責。

著者

1998年11月15日

^[2-5] 

王乾坤，祖籍山東曲阜，1952年生於湖北天門，從小在鄉下長大。1982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省直機關，一年後，即調至武漢市社會積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現任該院哲學所研究員、所長。能標誌十多年來研究路跡的著述有：《論詭辯論與辯證法的同一性》（1982）、《論人道主義之爭的方法論分歧》（1983）、《人在工業化過程中理性與情感的分裂》（1987）、《離開了個性自由無以界定“五四”傳統》（1989）、《思想家的魯迅》（1992與人合著）、《由中間尋找無限》（199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