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歌

魯歌晚年照(2張)

魯歌（1913-1988），筆名魯戈，男，漢族，原名張肇科，安徽當塗人。中共黨員。193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1940年後曾任湖南衡陽《開明日報》編輯，廣西、湖南等地中學教師，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教師，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秘書、秘書科長，1949年後歷任教育部、高教部秘書處處長、研究室主任，《高教通訊》編輯室主任，《人民教育》編輯，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教研室主任、教授，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4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魯歌先生書法藝術造詣頗深。自幼習趙孟頫《膽巴碑》、柳公權《玄密塔碑》、顏真卿《多寶塔碑》等，後從舅父魯滌文攻魏碑，並臨《龍門二十品》，弱冠又習王羲之《蘭亭序》。擅魏碑、漢隸，亦能小篆，尤工行草，所作瀟灑、穩健、自然。作品入選全國第二屆書法篆刻展覽及內蒙古自治區書作展。

生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郭沫若協會理事、中國韻文協會理事、內蒙古怡齋書法協會名譽會長、內蒙古古典文學學會籌備組負責人、內蒙古大學書法協會名譽會長，內蒙古大學漢語系副主任。

魯歌與妻子魯琪(2張)

張肇科原名張先甲，化名魯歌（戈），1913年11月23日出生，安徽當塗人。魯歌先生祖上是前清秀才，其父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舉行的高等文官考試中取為一甲第一名，臨時政府解散分發到江蘇省政府任縣知事銜科長後不久病故，他由母親撫育成人。張肇科的哥哥張先疇也是1938年入黨的老革命，1958年創辦《紅旗》雜誌時他是五編委之一。

魯歌先生一生追求進步，獻身革命。1934年張肇在安徽大學求學期間，與邢公畹、袁微子在老師周予同教授、許傑教授的支持下創辦了《秋羅》文藝社，張肇科還在皖報創辦的《秋羅》文藝副刊任主編，發表抨擊國民黨賣過投降的文章。張肇科在安徽大學一面求學一面進行革命活動，安大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是他在幕後指揮。1936年《秋羅》停刊後，他以魯戈為名同何奏（袁微子）合寫《悼一個刊物的夭亡》發表在茅盾主編的《中國一日》上，被列為“江西安微之部”首篇，以抗議當局的文化封鎖。

1938年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魯歌先生即投筆從戎參加抗戰，任200師政治部秘書科長，皖南事變前脱離軍界，在湖南進步報紙《開明日報》任編輯主任。

1946年張肇科以安慶《大剛報》天津特派記者的身份與同鄉摯友邢公畹同船北上，赴天津作地下工作。後來根據黨的工作需要，經邢公畹向柳漪（馮文潛）先生及時任南大中文系主任的李廣田先生極力推薦，張肇科化名魯歌進入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並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以教師身份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在《益世報·文學週刊》發表小説《茶粥站》，在北平《雪風》發表《評李家莊的變遷》等文章為解放區文藝作宣傳。1948年，在南開大學“五·二○”抗暴運動學生演出時，當國民黨特務搗亂會場時，魯歌先生上台高喊：“看，這就是國民黨鎮壓學生最好的一場戲！”雖然在學生簇擁保護下離開，但即暴露身份，上了要秘密逮捕的黑名單。魯歌1948年5月因身份暴露離開天津，他由黨組織安排化裝成商人奔赴華北解放區，在華北大學四部歷史研究室任研究員。北平解放後在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負責秘書工作，後任華北教育委員會秘書室主任。南京解放後參加接收國民黨政府機關並給舊政權人員授課，據當時一同授課的黑伯裏（後任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回憶，最難講的一些課程，如政治經濟學等都由魯歌先生講授，他的一套西裝也是4個同志誰上課誰穿。

建國後，魯歌先生歷任中央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秘書處處長、研究室主任、部黨組秘書，負責起草中央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文件和部領導講話。“反右”鬥爭結束，黨員開會向黨交心，他在會上發言：“我就不相信出生入死跟黨幹革命的老同志還會反黨”，因而被打成“嚴重右傾”，1960年受到黨內留黨察看和行政降級處分，1980年，錯誤處分得到平反。

1980年~1982年受周揚邀請，魯歌擔任《郭沫若全集——文學篇》詩詞部分的註釋工作。

周揚曾力邀魯歌調社會科學院文研所工作，因內蒙古大學那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堅決不放，魯歌先生認為在哪裏也能為國家做貢獻。

1982年返回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教研室主任、教授，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1988年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魯歌的書法造詣。魯歌自幼愛好書法，少習趙孟頫《膽巴碑》、柳公權《玄秘塔碑》、顏真卿《多寶塔碑》等，後從舅父魯滌文攻魏碑，並臨《龍門二十品》，弱冠又習王羲之《蘭亭序》。擅魏碑、漢隸，亦能小篆，尤工行草。所作瀟灑、穩健、自然。作品入選"全國第二屆書法篆刻展覽"及自治區書作展覽。

在 ^[2]  學任教時，他曾編撰了一套中國歷史地理講義，以及《漢代人口的分佈及其遷徙》的長篇論文。1957年在《文史哲》第2期發表《關於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將王仲犖教授中國石油發現於魏晉時期糾正為東漢，此後史學界一直沿用魯歌先生之説。

曾編有《寫作課講義》、《毛主席論寫作》、《馬恩列斯論寫作》等教材。“文革”期間和孫玉臻、陸永俊頂着“大毒草”、“宣揚孔孟之道”等種種壓力，編纂《漢語成語手冊》，1978年出版時為“文革”後最早的工具書，經3次再版改為《漢語成語手冊》。魯歌先生的毛主席詩詞研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1976－1977年，他發表《學習毛主席詩詞札記20篇》（《內蒙古大學學報》），著有《毛主席詩詞講稿》、《毛澤東詩詞論稿》（文化藝術出版社）、《詩卷長留天地間》（北京文藝），主編《老一輩革命家詩詞選注》。

魯歌先生一生著述甚巨，中學時就在南京晚報、新京報等發表《盲目詩》、《囚徒之歌》等詩歌、散文、小説數十篇。大學時發表《陸游的文學批評》（《學風》），短篇小説《應考》、《表》、《太發》和歷史小説《汨羅江》等文學作品數十篇。建國後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內蒙古日報、草原等發表了大量的雜文、詩歌、評論。1958至1959年間，僅人民日報就發表《燒紅了》、《老當益壯》、《做“留傳後代”的工作》、《雜談讀書》、《“欣然忘官”和“催眠”》等5篇雜文。“文革”後發表的主要論文有《乾坤留正氣 詩歌喚國魂》、《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又一高峯——宋詞》、《舊體詩詞創作的表現形式及其他》、《晚清文學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等，主編和合作編著《魯迅論寫作》、《古詩新解》、《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注》、《近代愛國詩選》等書籍。

魯歌才思敏捷，古典詩詞功底深厚，遺作《可齋詩詞選》，收錄的600多首詩詞涵蓋了詩人一生奮鬥和辛勞的足跡。 ^[2] 

魯歌先生一生為人寬厚，堅持原則，生活簡樸，待人隨和，深得師生愛戴。文革期間，魯先生身穿打了補丁的制服到農場勞動，同在一起勞動的教師都戲稱他為“衣服架子”穿這麼破的衣服還能這麼有派頭。

改革開放後大學首批招生，一名文革時批鬥魯先生並動手打了魯先生的學生報考了他的研究生，有人建議魯先生不要錄取這位學生，魯先生卻寬厚地説，“他（學生）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隨後這名學生作為文革後的首批研究生被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