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西科爾小鎮。家境並不富裕，6歲時由於母親突然去世，她小小年紀就承擔起了生活的重任，從小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奮勇敢的個性，花費了大量時間用於打工掙取上大學的學費，堅持半工半讀完成了中學學業。1907年，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伊利諾伊州州立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後進芝加哥及哥倫比亞研究院，獲碩士學位。 ^[6]  1912年，她由美國聯合基督教傳教士公會派遣至中國安徽合肥任教。 ^[4] 

初到中國安徽，見女子多不識字，便矢志推動中國女子教育，創辦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學。1917年魏特琳考取伊利諾州師範大學（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畢業後在伊利諾伊州（LeRoy）中學開始教學生涯。

1918年，來華六年的魏特琳第一次獲得回國休假的機會，並打算在此期間與未婚夫正式走進婚姻殿堂。正在這人生的關鍵時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來自金女大的邀請書。在這兩難的抉擇面前，魏特琳經過幾番思考，決定將婚期延後，接受金女大的聘請。不久，婚約宣告解除。此後，魏特琳在金女大服務了二十二年，她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教育事業，終生未嫁。 ^[5] 

1919年，魏特琳應聘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30年更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但當時人們仍習慣稱其為金女大），先後任教授、教務主任兼教育學系主任，並兩度代理校長職務。 ^[5-6]  從此，她紮根於金陵，開始了與金女大之間長達二十多年的不解之緣。 ^[4] 

掌管校務，籌建新校園，並鼓勵學生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譬如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衞生知識，每週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等，發揚光大了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魏特琳還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當時的金女大正在籌建新校園，魏特琳熱心參與其中，大到選址建房，小到花草種植，皆親力親為。1923年，新校園落成使用，人們對這座“中國宮殿式”的現代校園讚不絕口。

遷入新校園後，魏特琳鼓勵學生髮揚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通過開展為貧困家庭募捐，設立家政學校、樂羣社與診療所等形式服務社會大眾。魏特琳鼓勵學生走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譬如為鄰居婦女開課講授衞生知識，每週兩次為校園四周的貧民看病等。 ^[6] 

在此期間，她與周邊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對她都很敬重和愛戴，見面後都親切地稱呼她“華小姐”。

1928年北伐戰爭後，舉國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權的浪潮，國民政府要求教會學校校長及校董事會董事長都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大量外籍教員紛紛離開，時任金女大校長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辭職。金女大正進入一個關鍵的轉折期，魏特琳在回國的浪潮中堅定地選擇了留下，並與吳貽芳校長默契搭檔，並肩作戰，成功確保了金女大的穩定運行與發展。

1929年初，一封希望她回家奉養父親的家書打破了魏特琳的平靜生活。一面是與自己相依為命的至親；一面是自己心心念唸的金女大，何去？何從？魏特琳再次陷入矛盾之中。後經金女大委員會多方勸説，深明事理的父親終於同意讓魏特琳暫時留下。得到老先生的答覆後，金女大委員會及吳貽芳校長都特別緻函感謝。等到1931年魏特琳回國休假時，77歲的老父親再一次殷切期望女兒能常伴身邊，然而，魏特琳依然選擇回到金女大。而這一別，竟成永別。 ^[5] 

魏特琳還利用休假到歐、美進修學習，把丹麥、荷蘭的成人教育推廣到中國，對中國女子教育功不可沒。 ^[6] 

由於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裏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個人親歷檔案——日記，就是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最具説服力的證據，如日軍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説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被迫離開卧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姦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

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國大使館，建議設立一個安全區，讓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有一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以躲避戰火。她在信中表示：“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了。”不久，由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接着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魏特琳為紅十字會委員。在日軍佔領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設立了婦女兒童難民收容所。華女士臨危受命，不敢貽誤。魏特琳自己説，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後於夜晚寫的”（1937年9月26日），但這並不影響它的重要價值，反而讓後人欽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日，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然後，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籤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

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鬥，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羣女士為主任。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環境與工作在學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感到震驚與憤怒。12月1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他們不是士兵。”

在中國政府支持下，劃出以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心至鼓樓、新街口約4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為管理和照顧安全區軍民的需要。後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魏特琳女士擔起了阻止日軍強暴中國婦女的艱鉅任務。魏特琳自己説，她的日記是“抽空寫的——有些是在空襲的間隙寫的；有些是經過一天漫長而繁忙的工作後於夜晚寫的”（1937年9月26日），但這並不影響它的重要價值，反而讓後人欽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軍首批由中華門入城後，到處姦淫掠燒殺。此時婦女兒童蜂擁而來金女院的難民收容所。有青年婦女裝扮成老婦的，有女扮男裝的，還有老婦、兒童和男人，一個個驚恐萬分。華女士守着大門勸説，為了多保護一些年輕女子和兒童，請男士和老婦回家。難民們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個立足之地。保護上萬婦孺的人身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裏，談何容易！華女士面對的是一羣比野獸更為兇殘的日本侵略兵，他們不可理喻。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佈告，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裏，每天至少有10到20羣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姦婦女、搶劫錢財。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牆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裏，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着哪一個就對她強姦。

華羣女士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裏奪回中國婦女。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着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餘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説，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

在難民所裏，許多難民失散了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籠罩着難民營。華女士安慰鼓勵他們，給他們勝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她説，“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同時她為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去設法尋找。

儘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着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對兇暴發狂的日軍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軍或從校門口強行入校，或爬過圍牆入校。魏特琳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牆的日軍。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所寫：“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衞兵一樣守衞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許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隨時起來去應對突發事件。她還組織起巡邏隊，日夜守衞校園，保護難民的安全。

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復。”一次，她看見一箇中國小男孩戴着日本國旗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説：“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説着，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佔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不久），《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將矛頭對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幫助中國難民度過困難的西方人。自稱“真相衞士”的作者表示：“讓我們看看那個所謂的慈悲女菩薩吧！明妮·魏特林其實是一個人販子，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我們必須揭露她，必須把獻給日軍的那些婦女和姑娘們的帳算在她頭上。”（事實上，日軍幾乎把所謂“金女大”當成一個妓院對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軍的某一高級軍事顧問表明：“我們從1萬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並且，魏特琳要求對方必須“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並且要讓姑娘們自願。”這完全屬於權衡之舉，當時的日軍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實際負責人）十分憤怒，不聽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釋。

幾天後，魏特琳遞交了辭職報告。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

上述內容在《南京安魂曲》中有載，並且刊於《中國新聞週刊》2011年第47期以及《讀者》2012年第五期，十分真實。

魏特琳在那緊張恐怖的日子裏，殫精竭慮工作了數十個日日夜夜。過度的疲勞與長期的精神壓力嚴重傷害了她的身體，她在此期間的日記中常常寫道：“太倦了，倦得連字都寫不出來，”“倦得無法思考”。她在救護了許許多多的中國難民與中國婦女以後，自己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勸説下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年來我深深地愛着金陵女大，並且試圖盡力幫助她。”她這樣説了，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無限熱愛的這一切了。

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離開中國一週年的日子，她選擇這一有意義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納州一間普通公寓裏，年僅55歲。

在遺書中，她寫道，她在中國的傳教失敗了，與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臨終前説：“如果能再生一次，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到中國去的傳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卻是四個中國漢字——金陵永生。

明妮魏特琳沒有雙親，沒有家庭，她在密執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遺體運回了一個叫雪柏的小鎮，簡單安葬。在當時的美國，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女人。但在中國，魏特琳的死引起了很大的關注，遠遠超過美國。

在她葬禮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師生在四川成都金女大分校吳貽芳校長的主持下也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 ^[4]  。

這個孤獨的女人在臨終的一刻，仍然記掛着遙遠的中國。

她被安葬在美國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鎮，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平面圖，並且刻着“金陵永生”這四個中文字。

此後，幾乎每年金女大都會舉辦一些活動來緬懷和紀念她。 ^[4] 

在《拉貝日記》中，她的功績，被記敍得很清楚。

從1937年8月12日開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並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時事。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鑑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捲，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

1938年，為表彰魏特琳的感人義舉，國民政府授予她獎勵外僑的最高榮譽——藍、白、紅三色襟綬採玉大勳章。 ^[6] 

國民政府在獲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後，表示哀悼，並授給她一枚精緻的銀質獎章。

1941年6月10日，國民政府又一次頒佈了嘉獎令，以褒揚魏特琳在中國的特殊功績。 ^[3] 

為了紀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園內建立魏特琳的塑像，這個提議最終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師範大學金陵女子學院前方，綠茵當中，一位戴着眼鏡的女子面容安詳，微笑注視着來往的人們。

張玉英老人説，她12歲那年，爸爸被日本鬼子射殺，孤苦無依的她被華小姐收留，甚至還送她去上學。幾十年了，張玉英一直託人在美國尋找華小姐的下落。

丁榮聲説，她和親戚中的12位姑娘一起逃到金陵女大，是華小姐救了她們；趙政蓮説，就是因為有了華小姐的保護，所以她才沒有受到鬼子的傷害……

她們無疑都見證了魏特琳在南京立下的巨大功勳，人們對她的懷念一刻都沒有停止過。

2000年4月，歷史學家胡華玲出版了《南京大屠殺時期的美國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氣》，這是第一部完整的關於明妮·魏特琳的英文傳記。一部以魏特琳一生為內容的劇本《明妮眼中的世界》也正在由瑪格里特·沃特斯特（Margaret Waterstreet）編寫，並將在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上演。

有關魏特琳的作品已越來越多，由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編的《魏特琳傳》即將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對於推動魏特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該書富有新意，研究深入細緻，無疑它將會吸引普通讀者的興趣，同時也將會引起學者的關注。該書並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傳記，它挖掘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一些有關傳主生活的細節。該書不僅運用了魏特琳的日記和書信，而且還有許多從未出版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例如當地教會的文件、倖存者的訪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檔案資料。毫無疑問，這些最新研究成果將大大有助於今後的學術研究。

85歲的熊秀芳老人後來回憶説：“我老記得嘛，她蠻漂亮的，個子高高的，沒長頭髮，短頭髮這麼長，總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

吳貽芳校長曾稱讚魏特琳女士道：“精心擘畫，建樹很多。對教學方面，倘遇到困難，竟會廢寢忘食地去想法解決，她視學生的成敗是自己的事，所以對學生，既同慈母，又不啻嚴父。她主張大學畢業生要在中小學服務的，必須學習教育原理、教學法、心理學和實習教學等科目，因此，設立附屬實驗中學，躬親指導，成績卓著。” ^[4] 

選擇金女大，魏特琳放棄了自己的愛情；留在金女大，魏特琳又為此放棄了親人。在以後的時間裏，魏特琳一心撲在學校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上。她真正把金女大當成了自己的家，把金女大的師生當成了自己的親人。（新華社評） ^[5] 

2011年紀錄片《我的抗戰II》 ^[2]  第六集 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