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史官鄧淵編寫《代記》十餘卷，以後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都採用編年體。

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參加修史，始改為紀傳體，大概編寫到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後，邢巒、崔鴻等先後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起居注。

北魏原有鄧淵所撰《代記》、崔浩所撰《國書》等編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紀傳體史書等，為魏收取材所資，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約《宋書》等，魏收當亦得見。他於天保二年（551年）奉詔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雖有高隆之任總監，房延佑等六人協助斟酌，主要由魏收執筆。

魏收以前和同時代人曾經編寫過魏史和其他資料，隋、唐時期也有人另寫過幾種魏書，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唐代李延壽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書的節錄。因此，魏書是現存敍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資料。當時，文宣帝高洋對他説：“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借鑑的文獻並不多。據他自己説，可資參考者，主要有鄧淵的《代記》十餘卷，崔浩的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等，但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碟、家傳。

魏收與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乾等“博總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撰成《魏書》一百三十篇：帝紀十四篇，列傳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認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不料，《魏書》的撰成，在北齊統治集團中卻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有人説，《魏書》“遺其家世職位”；有人説，“其家不見記載”；也有人説，《魏書》記事“妄有非毀”，等等，一時間鬧得“羣口沸騰”。然而，根據現代歷史學家週一良的分析與舉證，這些對《魏書》的不良之詞，恰恰來自於那些因為《魏書》秉公記事而憤懣的權貴階層。 ^[5] 

這場風波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是北齊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繼過問此事；二是在十幾年中魏收兩次奉命對《魏書》作了修改；三是於“眾口渲然”中《魏書》被一些人污衊為“穢史”。這最後一條，影響所及，直至於今。

《魏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過去有一種説法，認為中國古代的史書是記載漢族的歷史。其實，這個看法並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記》《漢書》開始，歷代“正史”中都有少數民族歷史記載的專篇。十六國時，出現了許多記述各個割據政權史事的專書，可惜大部分都失傳了。

《魏書》記述了中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四世紀末葉至六世紀中葉（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內容涉及到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實現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關係的歷史；《魏書·序紀》還追敍拓跋氏的遠祖至二十餘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卻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因此，研讀《魏書》，對於認識中國歷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締造的這一客觀事實，必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魏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的自覺性。除了它的列傳具有比《宋書》更突出的家傳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書》的志，新增《官氏志》、《釋老志》兩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啓》中説，這兩篇志所記述的內容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官氏志》首記官制，後敍姓族，記載了鮮卑氏族的名稱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變化，為研究拓跋部落的發展擴大及漢化提供了完備的資料，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釋老志》記佛、道二教，以記佛教為主。它敍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重姓族，崇佛教，這正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此志乃魏書首創，首次有史書記載佛道兩教的流傳及變革，尤其對於記載佛教發展十分詳實，可看作是一部中國佛教簡史。魏書首闢專篇記錄宗教，是其在歷史上的功勞。

這兩個特點，也可以看作是《魏書》的主要成就。

歷史上有不少人批評《魏書》，僅劉知幾《史通》一書，批評魏收及其《魏書》的地方，就有數十處之多。但歷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許多史家認為《魏書》“已為詳備”；李延壽更是稱讚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沉致遠”。隋唐時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載而下，諸家盡亡，《魏書》獨存，説明它是經得起歷史的選擇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樣看待《魏書》所引起的這場風波呢？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北朝的新興權貴家族非常重視對自己祖先的美化。如李庶、王松年等 ^[6]  ，他們祖先的貴族身份是存疑的，《魏書》秉着客觀公正的原則，在記述這些人祖先的時候加了一些表示疑惑的字樣，導致他們大怒，因此誣稱《魏書》“曲筆”，為“穢史”。第二，接受過邏輯學訓練的今人，應該能發現古代史家對《魏書》的批評並不符合邏輯。現代歷史學家週一良曾明確地指出，《北史》雖然一方面批評《魏書》傳記不實，另一方面卻幾乎全盤照搬《魏書》的記載。 ^[7] 

《隋唐嘉話》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當時就為人不齒。又魏書成書後眾口沸騰，當時遍罵為“穢史”，被迫兩次重訂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參加“國史”和起居注的編寫。他在東魏、北齊雖然官職步步高昇，直做到尚書右僕射，但除起草詔令之外，修史長期是他的專職。這次設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掛名，魏收推薦的史官都是一向趨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專主。此外魏書多取不可信之言論，李延壽截取魏書大部分入北史也為司馬光譏誚。魏書之價值在於沒有更多的史書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時代人曾經編寫過魏史和其他資料，隋、唐時期也有人另寫過幾種魏書，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唐代李延壽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書的節錄。因此，魏書是現存敍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資料。

魏書十志內容疏略，楊守敬批評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詳所不當詳，略所不當略者”。詳略失當，不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樣。例如食貨志不記徭役；官氏志不記官府部門，官吏職司；天象志四卷、靈徵志二卷，全是宣揚災變祥瑞。不管紀傳和志，魏書都載入大量無關重要的詔令、奏議，以致篇幅臃腫。但卻也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例如李安世傳載請均田疏，張普惠傳載論長尺大斗和賦税疏等，有助於對北魏均田制和殘酷剝削的瞭解。書中所載文章詩歌是後人搜輯北魏詩文的主要來源。

曲筆之言，修魏史者如崔浩因修史被誅，所以史官多不敢直書拓跋之“隱惡”，固可以諒解，評為“穢史”主要還是因為魏收的不良人品直接作用於修史的過程及考證引用之不精確治學不嚴謹的緣故。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哲，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跡，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絡世之筆，罕雲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鹹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偽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己，顧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為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眾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跡，偏心末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敍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志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前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墮深冰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母懷文 ^[3]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分為一百三十一卷，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

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温子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謅附元天穆、爾朱世隆，與綦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蹟蕩然，萬不記一。

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採遺軼，包舉一代始終，頗為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校注：原作（睦仲），據《北齊書》改。説見《北齊書》卷三十七、卷四十五校記。）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鹹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為不平。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能抗。范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眾口沸騰，號為《穢史》。時僕射楊愔、高德正用事，收皆為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核。收請寫二本，一送並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聽之。羣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眾怨咎，齊亡之歲，盜發其冢，棄骨於外。

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敍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秘書奏，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己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為主焉。

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論議，諫諍辯説，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為後世輕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敍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薄。永興失政，戎狄亂華，先王之澤掃地盡矣。

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並、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衝幼，政刑弛緩，風俗媮惡，上下相蒙，紀綱大壞。母后亂於內，羣盜撓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爾朱，國分為二而亡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強，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足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於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百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臣攽、臣恕、臣燾、臣祖禹，謹敍目錄，昧死上。 ^[4] 

《魏書》在宋初業已殘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館閣官校勘魏書和宋、齊、梁、陳、北齊、周書。今魏書前有目錄序，署名為劉攽、劉恕、安燾和範祖禹，不記年月，大致當在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1067年-1070年）間。

二劉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學家，尤其劉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們作了較細緻的校勘，查出本書殘缺為後人所補各卷，並比對了修文殿御覽、北史和唐人各種史鈔、史目，將補缺各卷的來源“各疏於逐卷之末”，目錄中也註明那一些卷“闕”或“不全”。

今將補闕各卷的宋人校語移入校記，目錄傳本錯誤，有原闕無注，或不闕而注闕，今皆改正。通計全闕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確切年月無考，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這個初刻本當時就流傳不廣，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曾在四川翻刻魏書和其他六史，這兩種本子都沒有傳下來。

傳下來的魏書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傳世的這個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補版，即所謂“三朝本”。

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所謂“宋蜀大字本”，其實也就是這種三朝本。北京圖書館藏魏書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該館善本書目七三五四號一種和商務印書館影印所據底本相近。

萬斯同：《魏諸帝統系圖》、《魏諸王世表》、《魏異姓諸王世表》、《魏外戚諸王世衰》、《魏將相大臣年表》、《西魏將相大臣年表》、《東魏將相大臣年表》。

吳廷燮：《元魏方鎮年表》。以州為綱，每州之下按年記途任刺史之人名，並舉出處。序文中概括敍述北魏疆域之開拓，較《地形志》更為簡要有用。

温曰鑑：《魏書地形志校錄》。書名校錄，實為據正史及各種古地誌為《地形志》訂訛補缺。雖未能恢復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時參考。

盧文弨：《魏書禮志校補》。據《通典》補《禮志》第十四之缺頁。

陳毅：《魏書宮氏志疏證》。

谷霽光：《補魏書兵志》。

羅振玉（1866-1940）：《魏書宗室傳注及表》。據出土墓誌注《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至孝文五王列傳，訂正名字年月誤字，補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補周嘉猷表之脱漏。書成於1924年，以後出土的很多墓誌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書考》。

謝啓昆：《西魏書》。啓昆（1737年-1802年）字藴山，因北齊人魏收所撰寫的《魏書》只記載北魏與東魏的歷史而不載西魏歷史，為補正魏收之闕，啓昆為此而纂錄此籍。史書材料都來源於正史及《通鑑》等。

《西魏書》二十四卷，紀、傳、載記之外，有封爵、大事、異域三表，紀象、儀制、地域、百官四考。材料來源於正史及《通鑑》等，可供參閲，不宜作為史料引用。

魏書源流考 李正奮著 抄本（8）

魏書校勘記 （清）王先謙撰（9）

魏書札記（清）李慈銘撰 民國時期印本（10）

魏書宗室傳注 十二卷（清）羅振玉注 民國時期鉛印本（11）

魏書宗室傳注校補（清）羅振玉撰 民國時期印本（12）

補後魏書藝文志 李正奮編 民國間抄本（13）

西魏書 二十四卷 附錄一卷（清）謝啓昆撰 清刻本（14）

《魏書》·一百十四卷（內府刊本）

北齊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分為一百三十卷。

今所行本為宋劉恕、範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

魏史惟以魏收書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據何書以補闕，則恕等未言。

《崇文總目》謂澹書才存《紀》一卷、太素書存《志》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謂收書闕《太宗紀》，以魏澹書補之。《志》闕《天象》二卷，以張太素書補之。又謂澹、太素之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是振孫亦疑未能定也。

今考《太平御覽·皇王部》所載《後魏書》，《帝紀》多取魏收書，而芟其字句重複。《太宗紀》亦與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轉增多數語。（“永興四年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下，多“弗有所諱”四字。“泰常八年廣西宮起外牆垣週迴二十里”下，多“是歲民飢，詔所在開倉賑給”十一字。案此數語，《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後之文與《御覽》所引者絕異。）

夫《御覽》引諸史之文，有刪無增，而此紀獨異，其為收書之原本歟。抑補綴者取魏澹書而間有節損歟。然《御覽》所引《後魏書》，實不專取一家。

如此書卷十二《孝靜帝紀》亡，後人所補，而《御覽》所載《孝靜紀》，與此書體例絕殊。

又有西魏《孝武紀》《文帝紀》《廢帝紀》《恭帝紀》，則疑其取諸魏澹書。（《隋書·魏澹傳》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劉知幾《史通》雲：“澹以西魏為真，故文帝稱紀。”）又此書卷十三《皇后傳》亡，亦後人所補。

今以《御覽》相校，則字句多同，惟中有刪節。而末附《西魏五後》，當亦取澹書以足成之。

蓋澹書至宋初尚不止僅存一卷，故為補綴者所取資。至澹書亦闕，始取《北史》以補之（如《崔彧》《蔣少遊》及《西域傳》）。故《崇文總目》謂魏澹《魏史》、李延壽《北史》與收史相亂，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

惟所補《天象志》二卷為唐太宗避諱，可信為唐人之書無疑義耳。

收以是書為世所詬厲，號為“穢史”。今以收《傳》考之，如雲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其實榮之兇悖，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中所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指以虛褒，似未達其文義。

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為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助，因為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之先世為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為魏代聞人。寧能以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錄。況《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為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徵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不雲固以貪虐先為李平所彈也。

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為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為首傳。夫盧同希元義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義黨罷官，不得雲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為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有傳，後奉敕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傳），是亦未足服收也。

蓋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其德望本不足以服眾。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説，無乃已甚之詞乎。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核異同，每以收書為據。其為《收傳論》雲：“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並盡而後是非乃明歟。收敍事詳贍，而條例未密，多為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澹書，而《澹傳》存其《敍例》。絕不為掩其所短，則公論也。

《魏書》至宋時已缺二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