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律

早在東漢末年，曹操就明確提出“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的法律思想，強調在東漢末年那種天下大亂的局勢下，必須實行“法治”。在他實際掌控漢獻帝政權期間，儘管“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將漢律的量刑標準減半適用，制定了《甲子科》，但當時基本上仍在沿用漢律。

曹魏政權建立初期，文帝曹丕也只是頒佈了一些“怨毒殺人者減死之令”，始終未能進行新的立法活動。

隨着社會形勢的不斷髮展變化，漢律越來越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魏明帝曹叡即位之後，於公元229年（太和三年）命陳羣、劉劭等參考漢律，制定新的法律法令。這次大規模的立法活動，共編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及《尚書官令》、《軍中令》等總計一百八十餘篇。其中，《新律》最為重要，是曹魏政權的基本法典，一般通稱“魏律”。 ^[2] 

《新律》早在隋朝以前即已失傳，僅《晉書·刑法志》中保存有《新律序》的部分內容，從中可以瞭解《新律》的部分內容。《新律》共18篇。其篇名分別是：刑名、盜律、劫略、賊律、詐律、毀亡、告劾、系訊、斷獄、請賕、興擅、乏留、驚事、償贓、户律、捕律、雜律、免坐。 ^[2] 

曹魏律在繼承的基礎上，對秦漢法律進行了較大改革：

1.體例上，將《法經》和《九章律》中“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這突出了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並且使之名副其實，堪稱我國古代法典篇章體例結構的重大突破，體現對法律原則重要性的認識提高。（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即總論性的律文）

2.內容上，精簡“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是新的律令體系“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將維護官僚貴族特權的“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取消了漢律中的宮刑，縮小族刑連坐範圍，將法定刑分為死、髡、完、作、贖、罰金、雜抵罪七種； ^[3]  不再強迫兄弟分家，“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 ^[4]  體現了儒家思想對法律的影響。

三國時期魏、蜀、吳政權均各自立法，《魏律》是當時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典。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在《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中評價説：“中國嚴格意義上的法典編纂是從魏律開始的。” ^[5] 

由於它是對漢律的改革，故當時稱為《新律》；為了同北朝的魏律相區別，通常稱作《曹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