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文

鬱文，原名孫保安，1918年12月出生於河北滿城。1931年小學進入滿城簡易師範學校學習，1934年轉入保定培德中學學習，改名孫士哲。鬱文的中學時代，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抗日救亡運動先後在各地興起，鬱文也投身其中。在滿城簡易師範學校，他是學生會幹部。在保定培德中學，他是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學校開除學籍。

1936年3月，鬱文轉學到成城中學，改名孫蔚文，一面讀書，一面繼續參加抗日活動，同年秋參加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2月，鬱文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鬱文與同學一起走上街頭，宣傳抗戰，募捐勞軍。北平淪陷後，鬱文於1937年10月輾轉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3月，組織上決定派他到蘇聯學習飛機駕駛技術，但在赴新疆途中遭遇國民黨軍隊阻攔，重返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鬱文先後接受了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羣眾工作、黨的建設、中國問題等政治軍事課程的基本訓練，體驗了革命隊伍中的新生活、軍民之間的新型人際關係，找到了光明和前途。從此，鬱文走上革命道路。

1939年2月，原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改組為黨中央機關報，鬱文被分配到採訪通訊部工作，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此時，他改名鬱文，希望做一個出色的新聞工作者。鬱文沒有受過新聞工作的專業訓練，通過邊幹邊學，刻苦鑽研，在新聞戰線迅速地成長起來。1941年5月，《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鬱文擔任了採訪通訊科科長，當時的採訪通訊部門既要組織記者採寫新聞報道，又要負責建立健全通訊網，組織處理通訊員來稿，接待羣眾來訪等通聯工作。

不久，整風運動開始。鬱文認真學習毛澤東所作的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和有關文件，深感自己缺乏實踐經驗，缺乏戰火鍛鍊，需要到抗日前線去經風雨、見世面，進行思想改造。經組織批准，鬱文以《解放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前往晉西北地區進行採訪。1942年6月，鬱文東渡黃河，到達山西興縣，在晉西北區黨委機關報《晉綏日報》工作，任採訪通訊部主任，兼新華社晉綏分社社長。當時的晉綏地區，正處在反掃蕩的殘酷鬥爭之中。鬱文積極組織各地方的通訊組織，擴大通訊網，組織撰寫新聞報導，為報紙和新華通訊社及時提供了邊區軍民開展對敵鬥爭、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的消息。

抗戰勝利，內戰爆發，中央決定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改革運動。1947年春，鬱文奉命率領工作團赴山西崞縣、代縣地區，發動羣眾，進行土地改革，發展生產，動員青年參軍和支援前線等羣眾工作。1948年5月華北野戰軍攻克臨汾，晉南全部解放，鬱文被派往臨汾創辦《晉南日報》。一年後陝西西安解放，他又被調往西安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負責籌辦《西安日報》。報紙尚未出版，新疆和平解放，鬱文又被派往迪化（今烏魯木齊）接管《新疆日報》，任報社黨委書記，兼省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秋，鬱文調任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參與領導新聞宣傳工作。在革命戰爭和建國之初的十幾年裏，鬱文一直奮鬥在新聞宣傳戰線上，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新聞宣傳工作者。 ^[2] 

1952年底，中央決定調鬱文到中國科學院工作。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從新聞戰線走向科學戰線。1953年初，鬱文來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院黨組成員、辦公廳副主任，主要分管人事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1956年，張勁夫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鬱文任黨組成員、副秘書長，繼續分管政治工作、人事教育工作和京區黨務工作。1965年建立中國科學院黨委，鬱文任黨委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

鬱文在科學院工作的前十四年，是黨在中國最大的科研機關創建黨的系統、確立和不斷改善黨的領導、開展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保證科學研究順利前進、高速發展的過程。鬱文在這個過程中，在院黨組和院長領導下，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1953年初，鬱文剛到科學院就參加了我國第一個科學政策綱領性文件的制定。1953年11月，中國科學院在經過國外考察和大量的院內基層調查基礎上，研究出台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1954年1月，郭沫若院長就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向政務院政務會議作了《關於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並得到批准。3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批示並將科學院黨組的報告轉發各地方黨委、各部門黨組；3月26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郭沫若的報告，並配發了“發展科學事業，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社論。從而，這一報告傳遍全黨和全國，成為以後指導科學院工作乃至全國科研和教育機構工作的一個重要政策性文件。鬱文在這項工作中參加了北京地區科研機構的工作檢查，直接瞭解和彙整了部分基層單位的業務、組織和人員、思想狀況。

鬱文到中國科學院就分管人事工作，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才、幹部培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54年人事局一成立，鬱文就在工作綱要中明確提出，充實各業務單位的黨的骨幹，是當前工作的重要環節。商請中央人事部門為各單位逐步配齊行政副所長、辦公室主任及處長級幹部，以加強思想、政治、業務和行政工作的領導。在以後的四五年時間裏，除遇有機會就口頭爭取之外，鬱文每年都向中宣部、中組部、國務院二辦提交報告，要求請調黨員領導幹部到中國科學院工作。業務管理幹部則主要從科技人員中選拔，一批批政治上強、業務上好的中青年科技人員充實到業務管理崗位。到五十年代末，科學院各單位普遍建立了一支比較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和業務行政工作幹部隊伍，成立了各單位黨的領導小組和機關黨委。

研究人員的來源，當時主要是兩條：高中級研究人員主要靠爭取國內外科學家和回國留學生來院工作，初級研究人員主要靠國家統一分配大學畢業生，通過工作逐步培養出新一代科學工作者。國內大學畢業生是壯大科研隊伍的最主要源泉，鬱文為爭取國家多分配一些大學生，爭取擇優選拔一批大學生到中國科學院工作，領導人事部門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1953到1964年期間，共接收大學畢業生18559人。

鑑於科研隊伍需要補充經過初步研究工作訓練的優秀青年人才，中國科學院1953年下半年就開始醖釀招收研究生事宜。1955年8月，國務院會議討論通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暫行條例”，隨即開始公開招收首屆研究生。為實施研究生的招收、培養、分配等統一管理工作，在院務會議之下設立了以吳有訓副院長為召集人、由鬱文等十三人組成的招生委員會，在幹部部門設立研究生處，負責管理日常事務。在鬱文的主持下，1955－1965年共招生1477人，畢業研究生的質量一般不低於蘇聯培養的候補博士水平。 ^[2]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隨着第一個科學發展長遠規劃的實施，到處需要科學人才，大學生來源更顯不足。1957年院黨組決定，利用自身人才優勢，創辦一所新型大學，自行培養科研急需的大學生，以緩解供需矛盾。1958年6月，這一建議得到中央批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開始籌備建校，具體事宜由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鬱文主持進行。學校成立後，鬱文兼任第一任黨委書記。

在中央關懷和中國科學院內外大力支持下，在以鬱文為首的學校領導班子組織指揮之下，學校在僅僅三個半月的籌辦時間內，解決了校舍、師資、教學設備等問題，建立了學校組織和工作制度，確立了系科設置，草擬了教學計劃，完成了招生任務，開辦了5個實驗工廠，初步建立了工作秩序，保證學校在1958年9月20日正式開學。到1959年元旦，學校師生就在實驗工廠中生產出電子計算機、計算管、定標器、石油鑽探自動調節器、半導體晶體管、陰極射線示波器、模型火箭等多種科學儀器設備。

在鬱文擔任黨委書記期間，學校積極從事教學改革工作。學校注意調節師生關係，形成一種教學相長的良好氛圍；要求教師緊密結合實際，因材施教；組織教師自編教材，充實教學內容；要求教師編寫教學大綱，交給學生討論後再修改使用；要求青年輔導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進行深入的輔導；在與教學相結合的基礎上建設實驗工廠，提供條件讓教師從事科學研究工作。1961年8月黨委會上，鬱文提出了“一切為了教學工作”，要求全校在建校以來的工作成績上整頓教學工作，從充實教學內容、培養教師隊伍、增添圖書設備、編寫教材、制定教學計劃、培養學生學風等方面進一步推動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

鬱文善於在工作中學習。在到中國科大之前，他沒有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經驗，認為自己是外行，所以總是在工作實踐中多鑽研，注意吸收別人的實踐經驗，同時也要求身邊的幹部在工作中學習，多向有教學經驗的同志請教。

鬱文十分關心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善於發揮領導集體的智慧，他認為集體領導就是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時要尊重個人負責某方面的工作，不是原則問題不要爭論，放手讓副校長晉曾毅、嚴濟慈全面負責學校的日常教學工作；他要求領導班子成員之間要注意團結，有問題公開談，不要暗鬥，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對工作要主動地負起責任，雷厲風行地解決問題；他要求領導幹部要有深入下去的工作作風，要經常深入到系、班、小組中去了解情況，不要光聽彙報；他要求黨、團工作幹部和學生同吃同住，保持抗大的優良作風，助教要努力學習，儘快走上講台。

鬱文關心同學們的思想、學習與生活。他親自安排對學生的學業水平、思想狀況進行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並針對同學中出現的種種不良思想認識，組織人員進行專門的幫助和教育，鼓舞了同學們的學習情緒，成效顯著；針對有的同學有畏難情緒，他告誡同學們不要害怕尖端，任何尖端都是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之上的，掌握它了就沒什麼可怕的，原子彈、放射元素都不可怕，電在沒有掌握之前也是可怕的，掌握它就為人類服務，同學們要有攀登科學高峯的勇氣；鬱文經常鼓勵同學們多掌握在幾門外語，學習西方國家水平較高的科學研究方向，瞭解他們新的科學知識，吸收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針對部分同學提出轉系要求，鬱文答應會盡量照顧同學們的志願，但是不能過分強調個人興趣，要服從國家需要分配專業；針對有些同學一考取大學就驕傲的現象，告誡同學們不要飄飄然，應該不斷吸取別人的經驗，追求進步；鬱文要求同學們艱苦樸素，但不要馬馬虎虎，接受嚴格的勞動鍛鍊，培養優秀的意志品質，繼承抗日軍政大學的傳統；鬱文要求同學們安心學習，尊敬老師，有意見就提，與老師打成一片。1960年學校開展了“反不良傾向”運動，主要是解決部分同學平時生活中的浪費、盜竊等小問題，結果運動過頭，很多學生背上思想包袱，甚至有同學為此自殺，鬱文發現這一問題後，立即召開黨委會，批評了具體執行工作人員，中止了這一運動，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學卸下了思想包袱。

鬱文同志任科大黨委書記期間，科大調入了一批當時因為政治問題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單位掃地出門的年青教師，為“科大發了一筆洋財”。

1959年4月，中國科大第一次黨代會召開，鬱文在會議上提出了學校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的發展目標和具體任務。他滿懷期望地宣佈：“我們要逐步鞏固提高，認真做到教師教的好，學生學的好，職工工作好，大家思想好、勞動好，共同努力，爭取三年打好基礎，五年成型，為把我校建設成為共產主義大學而奮鬥”，並提出幾條具體建議：1、健全黨委的集體領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發揮集體指揮，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制度，明確校黨委和校委會的分工；2、加強師生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民主平等團結、互相尊重、互相促進的師生關係，在教學相長的原則下，充分發揮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3、以提高教學為中心，結合生產勞動，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使科學研究、生產勞動與教學更好地結合起來，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科學技術人才。4、合理安排師生員工的生活，逐步改善師生員工的生活條件，給予教師充分的備課和自修時間，給予同學們足夠複習鞏固與閲讀課外讀物的時間。5、加強學校的物質建設，完成校舍擴建工作，籌建各系實驗室，增添圖書儀器，充實校辦實驗工廠。

鬱文為辦好科大傾注了很大心力。他堅持辦校方針，按照三年打基礎、五年成型的目標，團結全校師生員工艱苦奮鬥，辛勤創業。他重視黨的建設和政工隊伍建設，積極推動政治思想教育活動，樹立良好校風、學風。他經常到校同教職工和學生談話，還和郭沫若一起邀請老一代革命家到校作報告，聶榮臻、陳毅都不止一次到校並講話。1963年4月，鬱文卸任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職務。 ^[2]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鬱文就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了連續不斷的批判鬥爭，甚至病中也未能倖免，他被隔離審查三年。1969年11月，他被安排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患上了急性血吸蟲病，直至1972年2月才獲准回北京療養。

在運動中，鬱文對涉及自己的事，獨自承擔責任，從不推諉或連累他人。他也沒有記恨那些批判鬥爭他的人，他堅信總有雨過天晴之時，就在他被“開除黨籍”的最困難日子裏也沒有動搖過。在逆境中，鬱文表現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應有品質。

1973年1月，鬱文得到平反，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科研組副組長之一，從此開始轉上科研業務管理工作崗位。當時，只有高能物理、數學、天文等基礎理論工作，以及某些有關國防和生產的科研開發任務等，尚能名正言順地組織進行，其他科研工作基本上依靠基層單位和科研人員自發自覺的艱苦努力，鬱文冒着政治風險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一度出現的全面整頓、系統糾“左”的曙光，鬱文精神振奮，成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然而不長，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中，鬱文再次受到審查。

1977年1月，方毅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鬱文隨即恢復副秘書長職務，主持編制了“全國自然科學學科發展規劃（草案）”，為我國今後八年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指明瞭方向。

1978年，鬱文出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他領導完成了中國科學院的調整、整頓工作，使中國科學院的科學研究工作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迅速走了出來；努力爭取到國家計劃和社會各個方面的支持，為中國科學院的科研工作提供了較好的物質條件；學習國內外先進經驗，推進了中國科學院的管理制度改革，極大提高了管理效率。鬱文擔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職務時，實際上是科學院的“總管家”。他雖已年逾花甲，依然經常提前半小時左右來到辦公室。他堅持從實際出發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胸有全局，腳踏實地，既抓實際問題，又抓思想認識問題。他尊重科學家，支持科學家，同科學家院長們團結合作，協調默契。他對手下幹部，既嚴格要求，又放手工作，辦事時一絲不苟，不允許應付了事，閒暇時有説有笑，還可以開上幾句玩笑。

1979年初，鬱文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1982年4月奉命調離科學院，任職中宣部常務副部長。1986年4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民族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1995年擔任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2] 

1963年，鬱文離開科大，卻始終關心科大的發展，他分管中國科學院教育工作，給予科大一如既往的支持。1975年，鬱文復職科學院副秘書長後，極為關注科大在合肥的情況，多次與科大領導舉行座談會，提出許多怎樣辦好學校的建議。他鼓勵學校領導辦學不要保守，要先邁步走一走，闖出一條路，把學校辦成培養科技人才和幹部的基地；學校要培養基礎紮實的創新人才，方便他們在以後的工作中改變方向；他要求學校總結經驗，拿出具體方案，向科學院彙報，這直接導致了1975年10月《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即代擬稿）的出台；他鼓勵學校領導要敢於向前走，不要害怕批判，搞錯了就批判他這個後台。他也在科學院為科大爭取了較多的科研經費和設備，要求恢復科學院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到科大講課的傳統，表示科學院下決心把科大辦好。

1978年9月，鬱文主持中國科學院秘書長辦公會議，討論決定：科學院抓緊完成科大研究生院的基建任務；研究生院要以主要精力做好開學準備工作，上報長遠辦學規劃；同意成立科大北京管理處，安排高年級學生來京各個研究所進行學習和研究。1978年10月，科大研究生院成立，鬱文在開學典禮上對研究生院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要國內科學家擔任指導教師和授課，引進國外著名大學課程和教材，聘請不同學派的國際著名學者講學，開展研究生學術活動，發揮研究生的自主、自覺學習和探索能力，樹立實事求是的好學風，培養能夠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創新型人才。

1981年3月，鬱文擔任嚴濟慈校長領銜的中國科大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7月，鬱文在與科大同學座談時提出，學校教師隊伍不要都是科大畢業生，要從全國著名高校中引進一些人，互相交流，遠緣雜交，這樣可以活躍學校的學術氣氛。他也給了同學們許多忠告，生活上不要拼命裝洋，要了解時事，不要做書呆子，在科學研究上要有吃苦精神，要學會寫文章。1981年10月，鬱文隨同嚴濟慈校長到學校檢查工作，與學校師生座談，提出學校建設要有長期規劃，學校體制、招生規模、系科設置、師資隊伍、實驗室建設、教材體系、宿舍樓建設都要納入整體規劃之中，科學院一定滿足學校建設的合理要求。他還要求學校搞好與國際上著名大學的合作，派人去學習，特別提到與日本的合作已經列上了中日文化合作協定，一定要準備好，請他們協助創辦幾個高技術科學系，提高科大的工科水平。10月23日，鬱文在全校大會上説：科大原來的辦校方針是“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現在科大遷到合肥，還能不能全院辦校，有人產生懷疑。我説要統一一下思想，這個總方針不能變，但在新形勢下，有新內容，新做法。我主張，關鍵學科在科大設立一些系和專業，對口科學院研究所，互相配合。不能等着人家來辦校，學校要主動地有計劃地組織，把全院現有的科技力量，著名的科學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組織到我們學校的教學中來。他説，國外許多名牌大學都不在首都，科大在合肥照樣能辦好。科學院只有科大這個“獨生子”，因此很重視。在經費、設備上給科大很照顧。沒有“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方針，科大是辦不起來的，取得這樣大的成績也就很難想象。科大和全院都要注意發揮科學院辦學的特點、優勢，請哪些人講學，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告訴院裏，不要認為到所裏是求人，話不好講。對學校的要求，院裏也要當作任務來確定，主動爭取配合。

1986年5月，鬱文為科大八一級畢業生題詞：希望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同學在祖國四化建設的各條戰線上做出更大貢獻。

1988年9月20日，中國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成立，鬱文擔任校友總會會長，繼續為建設中國科技大學貢獻力量。

1998年9月，鬱文親赴合肥參加建校四十週年慶典，被選為校友總會名譽會長，併為建校四十週年題詞：“繼承優良傳統，發揚創業精神，總結實踐經驗，培育時代新人，發展科學技術，攀登世界高峯，科教興國大業，大家奮勇前進。” ^[2] 

鬱文，於2010年4月1日上午10點1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2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