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鴻業

1921年7月，高鴻業生於江蘇徐州，1944年獲交通大學工程學學士學位，1946年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改學經濟學。1952年到1954年，任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經濟系助教，195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並被美國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聘為商業統計學副教授。1957年，高鴻業先生響應祖國號召，放棄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回國投身於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回國後，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教授，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上世紀60年代初，他與其他學者共同主編了《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説》（1962-1964年），介紹和評析現代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初，高鴻業先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西方經濟學，堅決主張有批判地借鑑西方經濟學理論。他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認為有必要結合中國國情，有分析、有鑑別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有用的部分，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他率先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開設並主講研究生課程《西方經濟學專題研究》，與其他學者合著《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下）》，並翻譯了薩繆爾遜的《經濟學》（第十版），發表了《評薩繆爾遜經濟學》，全面系統地介紹、評價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在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成為我國公認的西方經濟學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高鴻業先生自50年代起，就致力於研究西方經濟學説。他認為，對西方經濟學所應持有的態度是: 否定其整個理論體系，但借鑑其個別論點、方法和概念；對西方經濟學中數學方法應持有的態度是: 數學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工具，它可以為正確的經濟學説服務，也可以為錯誤的學説披上虛假的科學外衣。因此，判斷經濟學説是否具有科學性，不能取決於是否使用數學方法，而要看其內容是否能經受住實踐的檢驗。他還認為，數學在西方經濟學中被用於經濟管理的技術方面，也被用於經濟學的理論方面，由於前者所牽涉到的基本上是純技術的內容，所以數學方法取得了有用的成果，而後者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意識形態，所以數學方法的應用往往得不到與實踐相符合的結果。因此，不應只看到數學方法在經濟管理技術上的有效作用而肯定它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應用的結果，也不應由於數學方法在意識形態上的背離現實的結果而否定它在經濟管理上的有效作用。關於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在中國的應用問題，他明確指出，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價值規律能發生它調節生產的作用，而價值規律要發生調節生產的作用又必須具備至少四個條件，即競爭、有效率的市場、企業行為必須受利潤及虧損的制約以及經濟活動的水平必須處於資源所允許的範圍內。西方國家經濟的發達程度及其資本主義性質，使它能具備上述四個條件，從而為宏觀經濟管理方法提供了實施的可能性。但中國現 在並不完全具備這幾個條件，因此，如果想借鑑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必須首先使中國具備上述四個條件，才有助於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他的上述學術見解對於澄清學術界的認識和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對於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説、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有一定益處。

迻譯和評論西方經濟學的代表性教科書和經典專著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在為數眾多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是有代表性的教科書，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為數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專著中是經典專著。應商務印書館之約，高先生先後翻譯了這兩部西方經濟學名著。 ^[1] 

在改革開放初期，薩繆爾森《經濟學》中譯本的出版，對我國讀者瞭解現代西方經濟學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多數讀者很難辨別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是非。高先生認為，自己的責任不僅是把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而且有責任為中國讀者正確導讀。為此，除了寫作譯者序，他從1984年下半年起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誌上連續發表10篇評薩繆爾森《經濟學》的系列文章，對該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和評論。後來，這些文章彙集成冊，以《評薩繆爾森〈經濟學〉》為書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88）。這一專著在當時代表了國內系統研究和評論西方經濟學的最高水平，對青年學子正確研讀西方經濟學產生了導向性的正面影響。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書的文字，連薩繆爾森等都感到晦澀難懂，翻譯成中文的難度當然更大。原中譯本譯文帶有早期白話文的特點，高先生按照商務印書館的要求，用標準的現代漢語重譯了《通論》全書，並對書中許多疑難之處加了重要譯註，為我國讀者閲讀提供了很大方便。為了全面評價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正確引導讀者研讀此書，高先生還撰寫並出版了題為《一本拯救資本主義的名著》的專著。

作為經濟學教育家，高先生深知教科書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視我國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併為此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編撰、主編或共同編撰、共同主編的教科書有：《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説》、《現代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等。 ^[1] 

高先生的教材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廣泛參考多種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嚴格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原貌準確地加以介紹；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西方經濟學進行評論。這樣的教科書堪稱是適合中國特點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多年來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這些教材多次獲獎，其中《西方經濟學》被評為國家級教材。

值得提到的是，高先生已被遴選為全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第二批教材《西方經濟學》的首席專家。令人痛心的是，當這部教材的設計和編寫工作即將啓動的時候，高先生與世長辭了。這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研究並提出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高先生總結了他回國後看到的國內經濟學界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兩個極端：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改革開放前，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偏向於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後，又偏向於全盤肯定。他認為，這兩種態度都失之於偏頗，都不能使我們達到“洋為中用”的目的。他主張，對西方經濟學既不能全盤否定，統統罵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盤肯定。 ^[1] 

經過長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對西方經濟學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觀點：西方經濟學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代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總結，具有科學意義。因此，必須反對前者，借鑑後者。他指出：這一論點不但符合西方經濟學的現實，而且也為西方學者所承認。

在這一基本觀點的基礎上，高先生對西方經濟學作了三個層次的區分：一是把西方經濟學中的一般經濟理論即有關意識形態的部分與西方經濟學中純技術的內容作了區分；二是把西方經濟理論的整個理論體系與其中的某些概念、論點和方法作了區分；三是把西方經濟學的某些論點、概念和方法本身與西方經濟學家對它們的解釋和運用作了區分。

高先生注意到國內對西方經濟學的潮流向全盤肯定的方向發展。他説：這一發展很可能帶來兩點不利的後果。第一，意識形態的混亂。任何社會，要想處於健康的穩定狀態，必須具有大體一致的意識形態。否則便有可能陷入災難性的動亂之中。第二，對西方經濟學的誤用。即使以西方經濟學的有用之處而論，也要看它們是否適合於我國的國情。高先生常常為某些學者生搬西方經濟學教條硬套中國經濟現實的錯誤做法表示擔心。他説：“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位前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曾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不要把中國的前途，放在西方經濟學的幾個方程上。” ^[1] 

探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高先生一直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他在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很多集中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西方經濟學研究》一書中。比如，針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主張，高先生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私有化能提高企業效率的説法是沒有根據的。又如，能否把科斯定理作為我國所有制改革的理論基礎，高先生明確指出：我國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而在科斯定理中，根本沒有公有制存在的餘地。此外，關於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關於宏觀調控等，高先生也有一系列獨到的論述，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 

1984年1月，高鴻業先生被國務院學位辦遴選為我國第二批博士生導師，由他直接培養的碩士、博士多達70餘人，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科研領域的中堅力量。他於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講學與合作研究，並被聘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美國國際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西經濟管理學院名譽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理事，國家計委對外經濟研究所顧問，甘肅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兼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1.《評薩謬爾遜經濟學》（1988年）

2.《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下）》（1988年）

3.《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1994—1996年）

4.《西方經濟學》（1996年），《現代西方經濟學詞典》（1996年）

5.《一本拯救資本主義的名著》（2002年）

6.譯著有薩繆爾遜《經濟學》第十版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7.主持翻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和薩繆爾遜《經濟學》第十二版

高鴻業先生在教育戰線兢兢業業，辛勤耕耘，得到了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他1988年被評為北京市高教系統先進工作者，獲北京市勞動模範稱號；1990年獲北京市歸僑僑眷先進工作者稱號；1992年獲吳玉章獎金；1993年獲北京市十佳教師、人民教師稱號；2005年被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稱號。他治學嚴謹，許多著作獲得了社會的高度評價：《西方經濟學教學指導思想的改革》獲1989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獎；《現代西方經濟學》獲1991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評薩謬爾遜經濟學》獲1987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1996年主編的《西方經濟學》被評為國家級教材，該書第二版於2002年獲北京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本書的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先後被評為國家級“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教材。

在中國的大學中，他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等同於西方經濟學：第一個把薩繆爾遜《經濟學》翻譯成中文，上世紀80年代初此書銷量超過10萬本；最先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西方經濟學；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被全國近1000萬大學生使用；其課堂講義，被當做考研之人的“紅寶書”；在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學家地圖》一書中，被稱為“一等公民”……

30歲前高鴻業的人生，關鍵詞是“戰爭”和“艱辛”。1921年生於江蘇徐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報紙《醒徐日報》的主編，後因揭露軍閥縣長賈月壁貪污救災款項而被賈秘密殺害。畢業於山東女子第一師範的母親張蓮修做小學教員，將當時才4歲的高鴻業含辛茹苦養大。

從上海中學畢業以後，高鴻業面對的是抗日戰爭的硝煙和困苦。在“工業救國”的思潮影響下，高鴻業考入當時已搬遷到重慶的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 1944年春，國民黨政府下令徵召大學應屆畢業生充任援華美軍的翻譯。“因我的英文成績相對較好，短期培訓後，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學校做炮兵戰術課程翻譯。”1945年夏，高鴻業等100名翻譯被派遣到美國，實際是培訓國民黨政府的留美空軍。於是，他來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飛機場擔任飛機維修翻譯。

1946年9月，翻譯任務結束後，經朋友聯繫，天性傾向於文法科的高鴻業進入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系讀書，他一邊學習，一邊打工：洗盤子、做清潔工、幹農活。“1948年拿到碩士學位。想回國，已經買了船票。當時解放軍圍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無奈，高鴻業只好繼續讀博士學位。幾年的半工半讀生活十分艱苦：“住在地下室，工作不好找，什麼活兒都幹過。”最苦的是在一家皮毛廠，用手搓掉經硫酸水浸泡過的獸皮表層浮毛。”1956年高鴻業取得博士學位。“導師對我蠻欣賞”，憑了導師的推薦，他作了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教商業統計的副教授。

説起拿學位，高鴻業説：“學位不代表一個人的能力，我讀博士都是逼出來的。一個人真正的能力在於他能做出什麼成果。”

當了教授，“生活大大改善了，也有了汽車，也吃洋飯了。”幹了一年，年近40還沒成家立業的高鴻業開始思考長久之計：回不回國呢？“中國人在那兒要想做第一流人，當時幾乎是不可能。回去吧，面對一個新的環境，能不能適應呢？考慮來考慮去，最後有這麼一個基本的想法決定了我的行動。如果要我一輩子，一直都在外國給外國人打工，那，我不幹，我死的時候心裏一定很不安寧。不管怎麼説，我是中國人，吃中國飯長大的，一輩子沒給中國人幹一點活兒，對不起自己，那會是終生不可彌補的遺憾。”這段話，每個字他都説得擲地有聲。

1957年高鴻業經香港回國。正好是“反右”前夕，政府執行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非常優待。國務院專家局專門派人到香港、廣州接待，廣州教育廳也派人招待。“優待極了，還可以全國旅遊。軟卧待遇，吃住都不要錢。”高鴻業到了北京，後來又到了人民大學。“到人民大學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反右’鬥爭來了。”“我是新來的。沒説過什麼話，沒幹什麼壞事。是局外人。”

“‘反右’鬥爭我沒事，文化大革命就有事啦！”高老的語氣依舊平坦，只在話尾稍稍上揚。進牛棚、挨批鬥，每天早上集體出發勞動，搬磚頭、掃廁所。“乾重活的全是老傢伙，臉上有皺紋的，旁邊坐着看書的監工都是學生，年輕人。”高老用“很怪的現象”來形容這個場景。

“如果説我回來懊悔的話，那個時候有一點，回來本來想給中國多多少少乾點活兒，現在不僅不幹活，反而成累贅了。”對於往昔，高老的語氣可謂平淡如水：“我們關在牛棚裏的十幾個人，個個都吃得下，睡得着。哪怕吃學生的剩飯菜，香得很。”

後來下放到江西當農民運大糞，甚至還有些意外收穫：一直以來的失眠症好了。“無所用心且吃得上東西”的日子裏，高鴻業的心態和身體都非常好。

回國後不久，高鴻業就發現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還停留在馬歇爾的階段。他心裏想，這種狀況對中國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但他也僅僅是想而已，那時候被當作反動學説的西方經濟學，幾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2] 

1958年在人民大學，高鴻業先給經濟系老師講西方經濟學，後來人大和北大在全國首開西方經濟學課程，高鴻業主講。“當時不叫西方經濟學，叫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要想前進，必須有一個對立面。經濟學方面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我好比唱戲一樣，演曹操、演壞蛋。當時講西方經濟學，主要是樹立靶子，做批判對象。”高鴻業談起當時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為靶子的還有一套書——《當代西方經濟學説》(包括《凱恩斯主義》、《壟斷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人民資本主義》、《計量經濟學》)，高鴻業和北大幾位教授主編，並且合作撰寫其中的《凱恩斯主義》。“不是我們自願編寫的，那時誰敢寫？”後來有人提出把薩繆爾遜《經濟學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譯成中文。高鴻業承擔了翻譯任務，書出版後不久“文革”爆發，這本書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説西方經濟學，除了馬恩列斯毛著作外，誰都不能名正言順地看別的書。”於是有十年左右，高鴻業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經濟學。

1978年人民大學覆校以後，已經50多歲的高鴻業才正式開起了西方經濟學課。“如果説我有遺憾的話，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誤了十年。現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舊平和的語調中有些許的淡暗。十年後的西方經濟學，和高鴻業離開美國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他天天泡北京圖書館，差不多花了兩三年工夫，才把新課補上。

此時薩繆爾遜《經濟學》已經出到第十版。“上面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不一樣了，這個玩意兒雖然也是資產階級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鴻業花了三年翻譯全書，這本分三次出版的書在80年代初作為一本西方學術譯著，賣出了10多萬本。 ^[2] 

60歲以後，高鴻業的學術研究彷彿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間，他單獨編著、與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被評為國家級教材，仍為全國很多高等院校首選；1998年，高鴻業以77歲高齡翻譯並評註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並將書中凱恩斯未曾推導過的公式全部推導出來。

“中國之所以沒有出大亂子，就是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點不能丟啊！”高老的話語重心長。“雖然我不是黨員，我擁護共產黨。因為現在還缺少不了它，沒人能夠代替它。”

“有人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在沒什麼用，我説有用。什麼東西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沒有照搬西方經濟學所推崇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蘇聯差不多，整個經濟很快就會垮下去。什麼東西使得中國人採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場經濟的辦法？我覺得是馬克思主義。”

一輩子研究西方經濟學中的高鴻業，對馬列主義卻是情有獨鍾。回國後他“對馬克思主義下了點功夫”。通讀了《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書，業餘還學了俄文。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有被邊緣化的現象，他説：“這不大好，甚至於可以説很可能其後果欠考慮。”

1991年，在《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大綱的簡要説明》中，高鴻業闡明瞭他對於西方經濟學一般理論的態度：“在整個理論體系上，對它加以否定；在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資借鑑之處。”現 在依然如是。他説：我們中國人學西方經濟學和西方人學習的目標是不一樣的。西方是培養西方經濟學家。中國人要培養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懂得西方經濟學的人，目的是為了中國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對的地方，對中國有害的地方，好比藥不能亂吃；同時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處，必須加以鑑別。

對於國內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他認為，“缺陷是聯繫中國現實不夠。”“西方的教學人員比較不空談，很注意實際的事例。在這方面，包括我在內，中國的教學人員，比較懶一點。” ^[2] 

“聯繫實際”是高鴻業做學術的核心詞彙。“所謂學術，是為了解決實踐問題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間接解決問題的學術研究，毫無意義。”“學術本身就來自實踐。沒有經濟現象，哪有經濟學啊？”

2006年已滿85歲的高鴻業，蒼老瘦小但是樂觀、豁達。“我跟你講，我活兩年都沒把握。”説這話的時候，他的語氣一如既往。

他每天看報紙，看《光明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晚報》、《中國電視報》。

一直到一 年以前，他還每個月去趟北京圖書館。最近半年去不動了，“但能去我還想去，去慣了，不去難受。”

他愛書，家裏全是書，有他喜歡的中國舊詩詞還有馬恩列斯毛全集和各種經濟類、管理類著作等，但卻沒有他自己翻譯或者編著的書。

他年輕時愛看小説，喝杯淡酒。客廳的書架上放着英文原版《福爾摩斯探案集》、《嘉莉妹妹》、《艱難時事》、丹?布朗的小説，《達芬奇密碼》買了還沒看。年輕時喜歡聽聽唱片，他指了指對面的音響，“那是我的音響，好久沒有聽了”。

他看《聖經》，不是因為信基督教，而是因為有些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基督教的文化有密切的聯繫。

在美國12年，他沒起過洋名字。“為什麼呢？長着一幅中國臉，有中國人的黑頭髮，中國人的思想，用中文名我感到舒服。”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