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農斧

高農斧，原名高承訓，乳名隨員，化名毛腦，1912年出生在陝西省綏德縣深溝村一户地主家庭。他幼讀私塾，後到義合完小讀高小，1924年入省立綏德第四師範學校上學。四師校長李子洲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學校組建黨團組織。高農斧受到啓蒙教育，思想日趨進步，決心徹底背叛地主家庭利益，和廣大貧苦農民站在一起。1926年，高農斧參加了共青團，並在放假回鄉時，在深溝村建起共青團支部。

1927年8月4日，國民黨反動軍閥派軍隊查封了四師，拘捕了中共綏德地委負責人，革命形勢急驟惡化。高農斧被趕出學校後，回鄉挑起了綏德東區共青團工作重擔，開始在農村宣傳革命。

為了方便工作，高農斧挑起了一副貨郎擔，請本村一個貧農子弟高克恭(化名一點墨)當幫手，不分白天黑夜，走鄉串村以賣貨為名，在農民中做宣傳鼓動革命的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間，陝北大旱，赤地千里，饑民成羣，餓殍遍野。中共陝北特委提出在農村廣泛開展抗租運動的口號。已轉為中共黨員的高農斧響應黨的號召，耐心説服父親高有業宣佈他家兩年不收租子，此舉對綏德東區開展抗租運動起了很大作用。在這饑饉年月，黨的活動經費極度緊缺。中共義合區委同志的衣食和其他費用，全由高農斧供給。他把家裏的糧食加工成炒麪，扛到中共綏德西川的黨組織供同志們食用。

由於綏德東區同志們的共同努力，這裏的建黨、建團和開闢農村工作健康地向前發展，黨團力量不斷髮展壯大，逐步形成了以高農斧為主的深溝村，以霍維德為主的雷家溝村，以劉漢武、劉成武為主的尚坪村，以範子文為主的家巖村，以馬南豐(化麟)為主的梁家甲村等方圓30多里、包括60多個村莊的紅色活動區域。

1934年，綏德縣東區、南區的革命鬥爭逐步高漲，黨組織壯大了，紅軍武裝也建立起來了，紅色區域不斷擴大，土地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決心獻身於革命事業的高農斧，毫不猶豫地首先從自己家裏開刀，把自己家的絕大部分窯洞、土地、糧食、牲畜分給貧苦農民羣眾。接着他又參與了鎮壓自己親叔父和親叔伯兄弟的革命行動。他的父親經不住這場暴風驟雨的變革，大罵高農斧是“財家子”，不久，吞大煙自盡。她們的母親也投水自殺。後來，高農斧的二姐曾寫信責備弟弟不顧家庭、不捎錢回家供養家人。他回信告訴姐姐：“革命的人又不刮地皮，更不敲詐人民，哪裏來錢?”

高農斧任共青團綏德縣委書記不久，一些人“左”傾思想作怪，信不過他的出身，把他調任縣委秘書；後調到紅二十七軍第七十八師任政治部民運科長時，又有人在“左”傾思想影響下，“認為他出身不好，不可靠”，把他降為文書。黨中央和毛主席到達陝北後，才糾正了“左”的做法，恢復了他民運科長的職務。1936年紅軍西征定邊時，高農斧遇到了經他介紹參加革命的高克恭。談到這段時，他説：“不讓我幹革命，不行!部隊走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我就不信出身地主的人黨不要。出身我選擇不了，革命與反革命我也選擇不了嗎?”

全面抗戰爆發後，高農斧堅決請求奔赴抗戰前線，殺敵立功。高農斧被分配到八路軍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任政治部民運科長，從甘肅出發，開赴華北抗戰前線，在山西省潞城安昌鎮駐守，準備對日作戰。1938年8月他調任為旅政治部組織科長。

1938年9月1日，高農斧請回延安參加青年代表會的程世清同志捎回3封家書，表示自己血灑疆場和忠誠革命事業的決心。談到家庭問題，他説：“我是一點也不濟事的，我想你們也知道的——為革命犧牲一切”。“要完成我們偉大的事業——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推進社會主義的前途，我現在還不夠的很。所以要學習，學習，再學習。”高農斧隨部開赴河北省涉縣地區，與日軍作戰。他曾接任第三四四旅新兵團的團政委，用自己投身革命的體會教育新兵、感染新兵，使這個團很快成長為政治上合格、軍事上過硬的主力部隊。

1940年冬，高農斧擔任了新四軍第四師第十旅政治部主任。時值皖南事變前夕，部隊奉命從華北南下，轉戰到淮海區。當時，高農斧所在的第十旅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區受到日偽頑軍三面夾擊，艱苦奮戰了近半年，傷亡比較大。到淮海區後，名為一個旅，實際上只剩兩個團(四個營)。

在部隊處境極為艱苦，經常停炊斷糧的情況下，高農斧夜以繼日的工作，身體瘦弱多病。管伙食的同志想法給他弄些飯菜，他總是婉言謝絕，不搞一點特殊。

在南下中，高農斧隨一個團行動。在進入國統區的聯莊時，國民黨頑軍開槍堵住前進道路。開始，由團裏派出一名幹部去交涉，未能奏效，團長要親自前往交涉，被高農斧擋住，他説：“部隊正處在危急情況中，隨時可能發生戰鬥，你留下，還是我去!”他冒着生命危險，單槍匹馬進入敵營，用民族前途和抗日大義，有理有節地説服了攔路的國民黨軍官和縣長，使部隊順利通過了聯莊，避免了一次惡戰。

1941年7月底，第十旅轉戰到達淮海區。根據華中局指示，要在淮海區安家落户，實行主力地方化。這天，劉少奇從鹽阜區發來電報，要旅長劉震和政治部主任高農斧到華中局去。兩人接電報後，當即從旅部駐地陳圩子出發，加鞭催馬奔往華中局和新四軍總部所在地鹽阜區。正在草房中研究工作的劉少奇和陳毅熱情接待他們。劉少奇、陳毅告訴他們：華北斗爭已進入一個更加緊張、殘酷的階段；華中的局面必然隨着緊張起來。日寇會更加頻繁、殘酷地“掃蕩”，國民黨反動派繼皖南事變之後，會繼續發動對江北各根據地的進攻。為適應新的鬥爭環境，迎接更加殘酷的戰爭，第十旅必須在淮海安家，實行主力地方化。這是堅持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發展人民武裝的正確道路。現在你們一個旅化下去，用不了多久，將會有兩個旅、三個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長起來!

劉震與高農斧向十旅傳達了華中局領導的指示後，有一部分同志想不通，他們説：

“查查第十旅的老家譜，從紅軍時代就是響噹噹的主力軍，怎麼變成地方部隊呢?”

“人家地方部隊升級，咱們第十旅降級了!”

有一位團參謀長，聽説要他到泗陽縣大隊當大隊長，他堅決不去，説：“我寧願在主力部隊當連長，也不幹縣大隊長。”

面對這些思想障礙，高農斧等旅部領導除利用會議和集體場合做主力地方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宣傳外，還深入到團、營和基層連隊，用談心的辦法做工作，直到全體指戰員情緒高漲、精神振奮起來為止。

第十旅和淮海軍分區合併後，取消了旅的番號，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地委書記金明兼任軍分區政委。他是一個長期搞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部隊工作經驗少。高農斧對他很尊重，經常請示彙報工作，主動向他介紹部隊的情況，使這位同志很快熟悉了部隊生活，取得了領導工作的主動權。

1942年春天，劉少奇回延安途經淮海區時，在軍分區住了一星期。他表揚第十旅：“你們堅決地‘化’下去了，並且做出了成績，這很好。根要扎深，花才開得好，果才結得大!”劉少奇還提醒高農斧等分區領導：淮海區是華北、華中兩大戰略區往來的咽喉，今後鬥爭將會更艱苦、更殘酷，要作好充分的鬥爭準備。

11月中旬，日寇投入2萬多人的兵力，採取分進合擊的戰術，分4路向淮海區撲來。不到3個月，將淮海區分割成4大塊，新建了140多個日偽據點。根據這一新的鬥爭形勢，淮海地委決定按敵人分的4大塊地區，組織4箇中心縣委、4個武裝和支隊。高農斧被派任為中心縣委書記兼第二支隊政委。

高農斧帶領支隊主力在縣、區、鄉武裝和民兵聯防隊的配合下，開展了艱苦而又激烈的反“掃蕩”鬥爭。他們夜夜出動，破路、炸橋、襲擊孤立的據點，一個星期內，把敵人趕修起來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分破壞，摧毀了敵人“接點連線”的計劃。這以後，高農斧率支隊開展了拔據點戰鬥，他還發動縣區武裝基幹民兵採取“冷槍陣”、“土炮戰”、“火雞陣”、“臭狗陣”等策略對付縮在“烏龜殼”據點裏的敵人。經過3個月的艱苦戰鬥，敵人的“掃蕩”陰謀破滅了，全部縮回原處，不敢出來騷擾了。

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和艱苦生活嚴重地損壞了高農斧的身體。此時，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折磨着他。1943年3月底，黨組織調高農斧回延安學習。組織的決定，就是為了給他一個休養的機會。

高農斧在新四軍裏艱苦奮鬥、浴血奮戰了兩年多，經歷了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到1943年冬，他所在的部隊恢復了第三旅的番號，已經發展壯大為整整齊齊的3個團9個營；他所領導的第二支隊，這時候組建為獨立旅，開赴長江以南的天目山區開闢工作。

高農斧在回延安途中，仍按組織規定，在山東留下了所騎的馬匹；在過平漢路時又留下了身邊的警衞員。他身背揹包，徒步行軍。按期返回了延安。回延安後，高農斧進入中央黨校二部學習，擔任了學員隊黨支部書記。

高農斧在黨校孜孜不倦地學習，認真聽取中央首長和教員的教導，如飢似渴地閲讀馬列主義理論書籍，讀書、做筆記、寫心得，政治理論水平大大提高。他積極投入大生產運動，開荒、種地、紡線線，是一位肯吃苦、能勞動的生產能手。小組裏有一位老同志，體弱多病。輪到他擔水時，非常吃力。高農斧不顧自己體弱多病，每次都替他擔水，一挑一挑從溝底擔到坡上，使這位老同志十分感動。

1944年10月11日，高農斧患了急性肺炎。同志們立即把他送往中央醫院治療。由於身體虛弱，抵抗力極差，加之當時的醫療條件不好，急救無效，高農斧於10月14日逝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