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聞天

少年時代就讀於臨縣第一高等小學，民國16年（1927）考入太原第一師範。在太原讀書時，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受到馬列主義薰陶。民國22年（1933）畢業回縣，任縣女子高小教員，常在師生中發表愛國主義言論，鼓勵學生投身革命，是頗有名氣的進步教師。民國25年（1936）紅軍東征前，以共產黨嫌疑之名被捕入獄。由於國民黨政府未能掌握他“通共”的真憑實據，加之社會各界多方營救，特別是經知名人士李餘香等人保釋出獄，仍回女校任教。是年冬，山西省犧盟總會派王煥光來臨縣開展工作，他和李西苑、段映宗首批加入犧盟會。他冒着風險，幫助村政協助員發動羣眾，發展會員，為臨縣犧盟會的建立和壯大起了重要作用。

民國26年（1937）10月，高聞天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工作，訓練黨員和各抗日救國團體幹部，積極致力於黨的建設。民國29年（1940）1月，臨縣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他轉向政府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臨南縣委書記、臨縣縣長、晉綏三專署專員。他在政府工作中，一邊組織武裝力量與敵鬥爭，一邊開展大生產運動。他領導生產，從不提不切實際的口號，而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然後有條不紊地加以實施。臨縣在艱苦的對敵鬥爭中，糧食產量逐年增加，被譽為晉綏邊區的“烏克蘭”。當時臨縣不但出糧，而且出人、出錢，做到全力以赴，支援抗日。對革命作出巨大貢獻，榮獲“模範縣”稱號，這與高聞天從實際出發，有條不紊的組織領導分不開。民國30年（1941）後，抗日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為了解決八路軍、游擊隊的吃飯穿衣問題，高聞天從大局出發，超額承擔了公糧任務。為了不超越臨縣的實際負擔能力，他狠抓產量評定工作，組織老農和幹部相結合的評議會，通過自報公議，做到產量切合實際；徵收中按各階層公糧徵收比例徵收，做到負擔公平合理。連續三年超額完成公糧任務，受到軍民和上級領導的讚揚。

實行“減租減息”，是黨在抗日時期削弱高額封建剝削，改善人民生活，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政策。能否按政策要求執行，是關係到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奪取抗戰勝利的大事。在部署時，他首先重視培訓幹部，使所有參會幹部明確政策界限。執行中，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不怕被誤會和指責。他受到指責時，泰然處之，絕不因此改變自己的正確意見。

高聞天善於同黨外人士團結共事，在政府人員安排中，堅決貫徹了“三三制”政策。凡屬政府大事，總要聽取黨外人士意見。當時搞一些大的政治運動，往往會涉及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直接影響到民主人士的態度和情緒。他發現後主動談心，鼓勵民主人士從大局出發，並動之以情，誠懇表白：“我希望咱們能繼續共事，為人民多作貢獻。”民主人士感慨地説：“同高縣長一起工作，累死也情願。”

高聞天處事冷靜、沉着，臨危不懼。日軍掃蕩臨近，他先安排別人轉移，自己仍和少數青年堅守崗位，直到敵人已經很近了，才下令轉移，沒有絲毫驚慌失措。他忠於黨，忠於人民，不計較個人得失。民國36年（1947）“土改”時，他任三專署專員，因受“左”的影響，被列為“三查”對象，回村接受考驗，從無怨言。之後被分配到西北野戰軍三軍任民運部長，參加了西北戰役，直至進軍新疆。

新中國成立後，高聞天曆任中共新疆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兼民政廳長，全國供銷合作社組織指導局局長，吉林省監察廳廳長、民政廳廳長。1969年3月被“四人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