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維嵩

1916年11月1日，高維嵩出生於橫山縣高鎮高家坬羊路峁村，祖籍米脂縣（今子洲縣）水地灣村。 ^[1] 

1919年，高維嵩隨父高克甫逃荒至安定縣（今子長市）欒家坪鄉黑圪塔村當了佃户，安了家。高維嵩自幼天資聰明，但家貧無力求學。適逢村裏地主選中高維嵩為兒子陪學，為他上學創造了條件。不到一年，高維嵩熟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第二年，高維嵩給地主放了羊，可是他仍堅持自學不鬆勁。父親見他如此勤奮，決定節衣縮食，送他到強家坪初小讀書。 ^{[1]  [5]} 

1931年，高維嵩考入安定縣第一高小，校長郭朗亭是中共地下黨員（其夫人郭瑞雲的父親），也是老劉的諍友（老劉是羣眾對劉志丹的愛稱）。他受郭朗亭薰陶，接受革命思想，畢業後成為中共組織秘密聯絡員、交通員，多次進城為游擊隊購買槍支彈藥、藥品。 ^{[1]  [4]} 

1933年11月，高維嵩加入中國共產黨。 ^[1] 

1934年6月，高維嵩在陝西安定縣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支部書記、共青團區委書記。同年11月，高維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前敵委員會共青團代表。 ^[1] 

1935年1月，中共陝北特委根據形勢發展，決定在新解放的安定縣東北、清澗縣西川和米脂縣西區成立秀延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駐今玉家灣鎮柳樹溝村。2月至6月，高維嵩任共青團秀延縣委書記。6月，高維嵩任陝北義勇軍第二大隊政治指導員，在西北軍委和前敵總指揮的領導下，參加瞭解放延川、延長，安塞、保安、靖邊等六縣的戰鬥。8月，高維嵩任紅二十七軍第十一師第二團連政治指導員。9月，紅二十五軍北上，同紅二十七軍在永坪鎮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高維嵩任第八十一師第一團第三營教導員，第八十二師第二團營教導員。高維嵩參加了勞山戰役，後參加了甘泉 “圍城打援”戰鬥，消滅延安增援敵人，開創了陝甘根據地第一次殲滅敵人一個師的戰績。此後，高維嵩又參加了榆林橋戰役。勞山、榆林橋兩次戰役，東北軍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被殲將近一半，為迎接黨中央毛主席到達陝北創造了有利條件。11月，高維嵩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第二二三團黨總支書記，至1936年2月。 ^{[1]  [5]} 

1936年2月至4月，高維嵩任第八十一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師黨委委員。他隨抗日先鋒隊東征，以連隊為單位，組織幾十個宣傳小組，加大宣傳力度，發動羣眾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僅八十一師10天時間補充新兵員500餘人，出現父送子，妻送夫的喜人局面。晉西南地區組建了兩支地方游擊隊，籌集糧食40多萬斤，白洋萬餘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戰。4月至5月，高維嵩任第八十一師第二四一團黨總支書記。5月，高維嵩任第八十一師第二四二團黨總支書記。6月，高維嵩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第二六三團政治委員兼黨總支書記。 ^{[1]  [5]} 

1937年，高維嵩任第二六四團政治委員兼黨總支書記。同年春，高維嵩進入抗大第二期學習。 ^[1] 

1938年3月，高維嵩任中共陝北東地特委軍事部部長。6月，高維嵩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獨立第四營營長。他帶部隊參加保衞河防戰鬥，打擊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 

1940年8月，高維嵩任保安司令部第二團團長。 ^[1] 

1941年5月，高維嵩任保安司令部作戰科科長。 ^[1] 

1942年12月，高維嵩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三旅第八團政治委員。他積極響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參加了大生產運動，經過三年努力，戰勝了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 ^[1]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的高維嵩光榮當選候補代表並參加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10月，高維嵩參加解放寧條梁鎮戰鬥，促使國民黨新編十一旅起義（牛化東任起義總指揮，開國少將）。 ^[1] 

1946年4月至10月，高維嵩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三旅政治部主任。10月，高維嵩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隴東警備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至1947年9月。 ^[1] 

1947年春，高維嵩任警備三旅政治委員，奉命襲擊了興武營，殲滅了寧夏馬鴻逵騎兵十九團部和直屬隊，智取太平鎮，攻佔了周家寨子和梁莊、驛馬關，摧毀關中50千米敵人封鎖線，先後殲敵1600餘人，為開創遊擊活動創造了條件。毛主席轉戰陝北時，高維嵩和黃羅斌旅長率警三旅，擔負保衞黨中央、毛主席的重任。高維嵩率五團和旅部機關轉入白水、韓城打擊敵人，奔襲芝川鎮、趙莊，打擊澄城援韓城之敵，配合二縱隊消滅韓城守敵。10月下旬，高維嵩率五團隨二縱隊進入宜川，全殲宜川守城之敵，消滅敵人3300多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11月，警三旅奉命北上，攻打榆林，於16日到達橫山雷龍灣、邊家河等地，阻擊馬鴻逵部潰敵，經過一天的戰鬥，消滅敵人官兵900餘人，收復了三邊（安邊、定邊、靖邊三縣）。12月，高維嵩率部隊由張家畔等地轉移到安塞侯家河灣，在全旅開展整軍運動，使全旅官兵上氣高漲，其經驗經彭德懷批示，成為西北野戰軍新式整軍的典型，進行推廣，並在西北局《羣眾日報》上給予通報表彰。 ^[1] 

1948年初，高維嵩奉命率警三旅從安塞出發，於2月14日佔領青化砭陣地，擔負着掩護主力部隊通過的任務。22日，主力各部隊順利通過。隨後，警三旅向敵人發起進攻，經過連續戰鬥攻佔了敵人四個山頭。我軍發起全面進攻，高維嵩率部以猛虎下山之勢，配合主力對敵展開最後圍殲。3月1日，瓦子街戰役勝利結束，消滅敵人整編二十四旅2000多人，胡宗南集團王牌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自殺斃命。這是警三旅整軍教育後參加的第一次較大規模戰役。7月，警三旅開始轉戰關中，率部參加澄合戰役、荔北戰役。高維嵩的《永豐攻堅戰鬥政治工作總結報告》呈彭德懷閲後，通報推廣全軍。11月，高維嵩率部隊向富平進軍，殲敵1100多人，消滅耀縣、銅川守敵十七師。12月，高維嵩任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第十一師政治委員、縱隊黨委委員。 ^{[1]  [5]} 

1949年2月至9月，高維嵩任第一野戰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第十一師政治委員、軍黨委委員。2月，十一師奉命包圍了銅川外圍守敵，經過幾天圍殲和追殲，在淳化地區消滅了敵二十師和十一師四十團，俘敵少將師長褚靜亞、參謀長張漢凌等。4月，他率領十一師強渡涇河，配合主力兵團，連克禮泉、乾縣，將西逃之敵五十七軍及三十師全殲於康家河、老君頂地區。處於窮途末路的蔣介石，命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配合胡宗南奪回西安。二馬組成援陝兵團，同胡宗南十八兵團聯合起9個軍30個師的兵力，沿西蘭公路兩側前進，向西野三、四縱隊撲來。高維嵩率十一師，於6月13日到達涇陽以北地區集結後，向敵人發起進攻，將敵騎兵八師打退，爾後經過四小時的強攻，殲敵八十二軍、三十六軍4萬多人。7月，西北野戰軍發動了扶眉戰役。遵照中央軍委戰略方針“鉗馬打胡，先胡後馬”，在彭德懷指揮下，7月11日，高維嵩率領十一師從禮泉出發，取道清水營，從背後西進，先頭部隊擊潰一九一師七五二團三個營一個排。12日晨3時，高維嵩率部趕到益店地區，配合友軍一舉殲敵2600餘人。扶眉戰役的勝利，為我軍挺進大西北掃清了障礙。高維嵩率十一師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兵團乘勝西進，組織了隴東追擊戰，接連解放隴東22縣城，發起了蘭州戰役。8月14日，高維嵩率十一師經過10天行軍到達蘭州的“鎖鑰”沈家嶺地區。四軍命令十一師首先攻佔蘭州咽喉——沈家嶺。師部接到命令後，決定三十二團主攻，三十三二團助攻，三十一團為預備隊，21日發起攻擊。高維嵩親臨三十二團前沿指揮所，調整兵力部署好作戰計劃。8月25日晨，全線總攻開始，高維嵩親自指揮部隊向沈家嶺展開猛烈進攻，激戰14小時，打退敵人30餘次反撲，將敵人全部殲滅。8月26日蘭州宣告解放。十一師在高維嵩等的指揮下，轉戰陝、甘、寧三省，參加80多次戰鬥，消滅敵人36500多人、繳獲大炮140餘門、各種槍支11400餘支及其他大量軍用物品，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積極貢獻。高維嵩得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和彭德懷司令員“再建奇功”的讚譽。 ^{[1]  [5]} 

1949年10月，高維嵩奉命率師進駐臨夏地區剿匪反特，至1951年春，經過620多次剿匪戰鬥，共殲滅土匪2650多人，6400多人投降繳械，取得了剿匪勝利。 ^[1] 

1950年4月至1952年7月，高維嵩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甘肅省臨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 ^[1] 

1952年6月至1954年夏，高維嵩任西北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 

1953年，高維嵩任甘南合作剿匪指揮部政委（司令員張達志，政委高維嵩，副司令員朱聲達、徐國珍、黃正清），率部平息了馬良叛亂。 ^[3] 

1954年9月至1957年夏，高維嵩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系第二期學員。 ^[1] 

1955年9月，高維嵩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 

1956年至1958年，高維嵩兩次參加了甘南平叛。 ^[5] 

1957年至1960年5月，高維嵩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後任青海省軍區政治委員。他認真抓好戰備和民兵工作，平息玉樹叛亂，組織部隊開展副業生產，開辦石棉、石膏等廠，支援國家建設。 ^[1] 

1959年，高維嵩奉命參加西藏平叛。 ^[1] 

1957年9月至1963年2月，高維嵩任青海省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 

1958年6月至1963年12月，高維嵩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務委員。 ^[1] 

1960年5月至1963年8月，高維嵩任青海省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1] 

1962年，高維嵩參加了中印邊境自衞反擊戰。 ^[1] 

1963年4月至1965年1月，高維嵩任陝西省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1] 

1965年1月至1977年12月，高維嵩任蘭州軍區副政治委員。 ^[1]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1970年1月至1976年10月，高維嵩任蘭州軍區黨委常務委員。 ^[1] 

1969年4月，高維嵩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這次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 

1970年1月至1975年8月、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高維嵩兼任蘭州軍區黨委副書記。 ^[1] 

1972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央赴國防科委學習組，與國防科委臨時黨委常委聯合實施領導，高維嵩任國防科委革命領導小組組長。 ^[1] 

1973年8月，高維嵩再次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 

1979年，高維嵩奉命率部駐防新疆，擔負建設西北、保衞西北重任。 ^[5] 

1985年1月18日，高維嵩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68歲。 ^[1]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着一件大衣，下面文字標註“劉志丹穿過的大衣，1953年高維嵩存贈”。劉志丹向高維嵩送大衣的故事發生在1935年冬，當時高維嵩在義勇軍第二大隊當指導員。由於部隊給養困難，一些剛入伍的戰士一時沒有領到冬裝，高維嵩就把自己的大衣送給了一名戰士。有天夜裏，部隊行軍，天氣十分寒冷，高維嵩只穿着一件單衣，凍得瑟瑟發抖，他只好把揹包打開，把被子披在身上。這時時任紅28軍軍長的劉志丹走過來，發現隊伍裏的高維嵩披着被子行軍，就上前把他從隊伍中拉了出來，問他的大衣哪裏去了。高維嵩如實地向劉志丹講了新戰士缺少過冬棉服，自己把大衣讓給了新戰士。劉志丹當即表揚了他關心愛護戰士的做法，並表示將盡快解決新戰士的冬裝問題，隨即將自己身上穿的一件黃呢子大衣脱下來披在了高維嵩的肩上。高維嵩見他身上穿得也不厚實，推辭不要。劉志丹以命令的口氣讓他穿上，並親切地説：“你個頭大，穿上正合適。留下穿着行軍打仗利索方便些。”第二天，高維嵩到指揮部給劉志丹還大衣，劉志丹堅持讓高維嵩把大衣留下做個紀念，並詳細詢問了大隊的訓練和戰士們思想情況，指示高維嵩一定要抓好大隊特別是新戰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説，因為新戰士不習慣部隊艱苦緊張的生活，容易想家，思想情緒不穩定，工作一定要跟上。他還風趣地説：“我們一定要從敵人那裏繳獲更多的棉衣、大衣，來解決戰士的困難，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囉。”後來，高維嵩弄清了這件大衣的來由。那是1935年5月，當時的陝北黃土高原氣候仍是初暖乍寒。陝甘蘇區紅軍總指揮劉志丹身上穿的一套舊軍衣，天氣冷了，就把一牀破毯子披在身上。當警衞員聽説部隊剛繳獲一些物資時，就找後勤的同志為劉志丹領了一件黃呢子大衣。劉志丹卻堅決不要，説不少人都沒有大衣穿，自己不能搞特殊，非叫警衞員退回去。負責後勤的同志聽説這事，也來勸他收下，並告訴他説，還有幾件就要分給最需要的同志呢。劉志丹這才把大衣收下，用大衣代替了那牀毯子，白天搭在馬鞍上當墊子，晚上蓋在身上當被子。高維嵩穿上了劉志丹送的大衣，心裏別有一番滋味。後來，劉志丹不幸犧牲了，高維嵩得知後熱淚滿面，難過得幾夜沒睡着覺，他想起了劉志丹許多密切聯繫羣眾的事蹟。在陝甘紅軍中，劉志丹從來不以領導者自居，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從來不擺架子、耍威風、搞特殊化。當時，他只有一匹馬、一個馬伕，既沒有秘書，又沒有勤務員。行軍作戰命令及有關文件，全由他自己親手起草，每晚的口令也是由他擬定。他的乘馬遇到傷病員就讓給他們騎，自己徒步行軍。他吃的穿的和全體指戰員們一樣，夏天穿一套舊軍衣，冬天穿一件破棉襖。戰士們吃什麼他就吃什麼，從不另起爐灶，當老百姓慰勞部隊送來豬羊肉、白麪等，他總是先分給先鋒連和義勇軍，然後按數量多少分給各部隊。為了緬懷這位陝北紅軍的創建者，高維嵩再也捨不得穿這件大衣，隨身攜帶着大衣轉戰陝甘寧根據地，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和戰鬥，行軍打仗中許多珍貴的東西都丟失了，唯獨這件軍大衣一直保存在身邊。1937年夏，由於戰事緊張，高維嵩怕軍大衣遺失，就託人捎回老家保管。1947年，在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隊進犯延安和陝北時，家裏的老人和兄弟特地挖了地窯，把大衣藏了起來，一直保存到新中國成立。1953年，他託家人把這件珍貴的革命文物獻給了延安革命紀念館。1957年，《解放軍畫報》刊登了一幅劉志丹給高維嵩送大衣的畫，以及高維嵩向戰士們講述劉志丹給他送大衣故事的照片。1960年春節，已是青海省軍區政委的高維嵩帶着妻子和孩子們回了一趟闊別多年的陝北老家，特意到了延安，領着全家人到棗園、楊家嶺、王家坪等當年黨中央、毛主席的舊居參觀。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他給孩子們講述了自己當年作為候補代表，參加黨的七大時的盛況和心情。在他們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時，高維嵩看見了那件黃呢子大衣，向孩子們講述了當年的故事，並久久不願離去。劉志丹艱苦樸素、關心部屬、愛護羣眾的作風在高維嵩身上紮了根。解放後，高維嵩雖然職務變了、地位變了，但他戰爭年代的那股子奮鬥精神沒變，優良作風沒變，他工作勤勤懇懇，堅持深入第一線，即使生活在條件優越的大城市，不僅煙酒不沾，還經常離不開酸菜、小米飯。他常説：“陝北的黃土地養育了我，小米飯滋養了我，老劉的精神激勵着我，我願為生我養我的大西北貢獻畢生！”七十年代初期，高維嵩曾被調到北京擔負要職，後來，他向組織要求又回到了西北。惡劣的環境、緊張的工作使他身患多種疾病，但他生命不息，奮鬥不止，1985年1月，他因病告別了為之奮鬥了一生的黃土地。 ^[4]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 

高維嵩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我軍的優秀指揮員，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參加了陝北游擊戰爭和著名的東征戰役；抗日戰爭時期，他參加了保衞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的戰鬥；解放戰爭時期，他率領部隊參加了西北一些著名的戰役，屢建戰功，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貢獻。戰爭年代，他執行命令堅決，指揮果斷，英勇戰鬥，經受了嚴峻考驗。他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堅持在西北地區戰鬥和工作，同這裏的軍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為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工作嚴謹細緻，聯繫羣眾，團結同志，艱苦樸素，平易近人，保持和發揚了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服從組織，顧全大局，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老幹部的品德。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