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華

高文華，1905年生，湖南省益陽人。原名廖劍凡，曾用名廖去惡。少年時讀過小學。1919年離家去長沙電燈公司做工，參加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補習班學習。1923年6月因參與領導工人罷工被廠方開除後回益陽，入針織廠做工。1925年5月又因組織工人罷工被開除。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中共湘區區委派赴廣州入第五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同年冬結業後，以湖南省農民協會特派員身份回益陽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1926年2月領導發動全縣3000餘名羣眾舉行元宵節遊行大示威。3月任中共南湖支部書記。9月被選為益陽縣農民協會副委員長。10月被選為中共益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參與領導全縣農民開展反封建鬥爭。 ^[3] 

1927年參加葉挺部隊。5月馬日事變後被迫離開益陽。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當局追捕下避至湖北石首，同黨組織失掉聯繫，靠挑擔賣雜貨謀生。1928年冬赴漢口找到黨組織,不久任中共陽夏區區委書記,從事白區地下工作。1929年8月到上海，入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同年冬被派到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1930年8月至9月任中共武漢市漢陽區行動委員會書記。9月回上海，以開洗染店為掩護負責傳送黨的文件。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內交科科長。 ^[3] 

1932年8月任中共中央巡視員赴山東視察，參與重建山東省委機關。1933年後在上海中央執行局秘書處負責同各地聯絡工作。1934年5月上海黨被破壞，10月奉命攜家眷轉移到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工作。1935年2月至1937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1935年6月至1936年3月任北方局書記兼河北省委書記、農村工作負責人。主持北方局和省委恢復發展黨的組織，支持並領導了華北地區學生愛國活動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指導組織冀東、鹽區等特委組織抗日反蔣武裝鬥爭。 ^[3] 

1936年秋到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並工作。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任中共北方局委員。1937年12月被中共中央派赴長沙。1938年1月至7月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書記。7月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9月至11月列席中共第六屆六中全會。1939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被指定為委員。同年2月至1942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員會委員、書記，1940年2月兼管職工工作。1941年12月赴重慶參加南方局會議，部署湖南各地黨組織轉入分散隱蔽鬥爭。1942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同中共湖南省主要領導人撤離湖南去延安。此後參加延安整風運動。 ^[3]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大後方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1948年7月任中共中央城工部城市政策研究室工商業組指導員。10月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代理第二室主任。同年10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統戰部第四室代理主任。1949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隨解放軍進入長沙,參與領導湖南的政權建設和土地改革鬥爭。1949年8月至1951年1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至1950年5月）。1950年兼任湖南省工業廳廳長。1952年調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同年11月至1956年任輕工業部副部長。1956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水產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後任農墾部顧問等職。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1月2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曾寫有《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等回憶錄。 ^[3] 

高文華，於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擔任河北省委書記。1935年6月，高文華任北方局書記兼河北省委書記。此後不久，由於黨組織缺乏經費陷入了困境，高文華與妻子賈璉將自己只有四個月大的兒子賣掉，換來50元大洋，維持了省委三個月的運轉。“當時，上海中央局遭到國民黨破壞，中共中央正在長征路上，省委與中央失去了聯繫，北方局與河北省委好似一個孤兒，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時指導，經濟上沒有中共中央接濟，加上那年華北大旱，遍地災民，困難可想而知。”河北省委黨史辦宋學民處長告訴筆者，高文華想盡辦法籌集經費，但收效甚微。“沒有經費，同志們不能出差，無法開展工作；北方局機關和同志們租住房屋的房東時時在催要房租；高文華的女兒餓得難受，不得不到田野裏捉蝗蟲，拿回來燒着吃；高文華患有嚴重的肺病，經常吐血……”當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們後來這樣回憶。 ^[2] 

由於沒有藥物，高文華只好喝鹽水治病。當時擔任北方局與河北省委秘書併兼職財經工作的賈璉看到高文華營養不良，病情惡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掛在牆外裝飾門面的一塊臘肉取下來吃，但高文華堅決不同意。因為那塊臘肉不光用來裝門面、擺闊氣，同時也是地下黨同志前來聯繫工作時報平安的標誌。賈璉多次把這塊臘肉取下又掛起，始終沒有吃掉。“我愛人賈璉同志眼看着這種情景，心裏十分難過。她跟我商量，要賣掉我們的孩子，來維持一下這段困境。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東光)。那年頭，男孩比女孩要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4個月大的兒子賣了50元大洋。”在高文華的回憶文章《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中，看不出悲傷甚至看不出細節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讓人想象當年抉擇時的殘酷。“分給王林(省委秘書長)10元，李大章(負責宣傳工作)10元，解決吃飯問題。”高文華就是靠着這50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3個月的生活。“談及‘賣子籌經費’的往事，高老低下頭，想了很久，不説一句話。”作為黨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唐振南處長近年來潛心研究高文華的革命事蹟，曾幾次訪問高文華，1982年4月的一次座談會上的情景令他記憶猶新。“最後高老説，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在是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2] 

高文華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擁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他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高文華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一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