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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
鎖定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1939年6月），原名高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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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漢族，河南省新縣人，1928年參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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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鄂豫皖蘇區三年游擊戰爭中的紅軍主要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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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人物生平
高敬亭人物生平
高敬亭同志相關圖片
高敬亭，出生在河南省新縣城郊董店的一個貧農家庭，十歲時母親去世，十多歲才開始上學。他學習用功，記憶力強，能背誦學過的“四書”、“五經”。但因家境困難，無力繳納學費，只上了六年就輟學在家與父親一同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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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後期，湖北省黃安縣的共產黨員方進賢，以串親訪友為名，到董店一帶進行革命活動，串連了梅光榮等八人。梅光榮是高敬亭的同學，二人過從甚密，高敬亭從梅光榮處受到了革命的啓蒙教育，也開始參加了革命活動。1927年11月，中共鄂東特委領導發動了黃麻起義，隨後轉戰鄂豫邊界。1928年初，高敬亭參加了工農革命軍。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28日任光山縣弦東區第一鄉蘇維埃武裝委員，後又擔任鄉蘇維埃主席。1930年5月當選為光山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由於高敬亭對敵鬥爭英勇頑強，擔任基層領導工作成績顯著，且粗通文墨，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較強，在羣眾中頗有威信，很快便成為鄂豫皖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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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成立初期，高敬亭調任特區蘇維埃糧食委員，不久即擔任特區蘇維埃主席；1931年3月，又調任中共光山縣委書記。1931年5月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7月當選為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同時仍然兼任光山縣委書記。在擔任光山縣委書記期間，高敬亭先後領導創建了光山獨立團、光山赤衞師和光山遊擊師，為鄂豫皖地方武裝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32年奉命調往赤城，擔任豫東南道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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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據地反第四次“圍剿”失利，紅四方面軍主力脱離鄂豫皖，西走川陝。高敬亭率部分黨政機關和地方武裝保護大批蘇區羣眾由豫東南撒退到皖西。為了統一領導留在鄂豫皖地區的武裝力量，堅持根據地的鬥爭，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黃安檀樹崗重建紅二十五軍，任命高敬亭擔任七十五師政治委員。紅二十五軍重建後，接連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和楊泗寨戰鬥的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扭轉了根據地的嚴重形勢。在這些戰鬥中，高敬亭帶領的紅七十五師，英勇頑強，屢建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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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縣花山寨舉行第十四次常委會議。會議根據鄂豫皖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實際情況，討論了程子華從中央蘇區帶來的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決定紅二十五軍向京漢鐵路以西實行戰略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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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轉移因軍情緊迫、時間倉促，沒有來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為適應主力西移後的新的鬥爭形勢需要，高敬亭將為掩護主力轉移和護送傷員留在皖西的三個不同建制的連隊，同原來堅持皖西的紅八十二師部分隊伍合併成立紅二一八團，主動承擔起保衞鄂豫皖蘇區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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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3日(陰曆除夕)，高敬亭在皖西太湖縣涼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開了幹部會議，討論並作出了兩項重要決議：一是將皖西紅二一八團和鄂東北獨立團合編，第三次重組紅二十八軍，下設八十二師，轄二四四團三個戰鬥營和一個特務營，併成立軍直屬手槍團，全軍共1400餘人，高敬亭任軍政治委員；二是發展地方武裝，成立四路遊擊師，在太(湖)、潛(山)、霍(山)、英(山)四縣交界處創立遊擊根據地。這次會議在鄂豫皖根據地革命鬥爭史上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會議之後，高敬亭領導紅二十八軍在大別山區3省51縣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自成立之日起，儘管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也曾經遭到過損失和傷亡，但是在根據地羣眾和地方便衣隊、遊擊師的支持下，始終保持了1000多人的主力部隊，英勇地打擊着敵人，成為根據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堅持戰鬥的紅旗。但是，這一時期他也犯了嚴重的錯誤，主要還是繼續推行了極左的肅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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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的政策取得成功，基本上結束了內戰的局面，新形勢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已開始形成。1937年7月15日，高敬亭致函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衞立煌，建議舉行停戰談判。由於國民黨衞立煌的部隊對鄂豫皖紅軍久“剿”不滅，無可奈何；又逢盧溝橋事變以後，已進入全國抗戰局面，無心再戀內戰，督辦當局遂不得不於當天下午就回復，表示接受我停戰談判的倡議。但是，他們卻一方面用四個團的兵力包圍我軍陣地，另一方面則又以官位和金錢進行拉攏，妄圖誘降紅軍。所有這些，都被我方一一揭穿後，國民黨督辦當局才不得不於7月18日派出少將高級參謀劉剛夫作為正式談判代表來到嶽西縣衙前，正式與紅軍談判。紅軍以何耀榜為正式談判代表。經過雙方共同努力，於27日達成協議。28日上午8時，高敬亭化名李守義，以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主任身份親自下山，在何耀榜陪同下，到九河朱家大屋出席了簽字儀式，高敬亭和劉剛夫分別代表雙方在停戰協議上簽字。高敬亭在國共談判的過程中，堅決執行黨中央關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的正確路線和方針，保持了高度的原則性和警惕性，勝利地領導了這場談判桌上的鬥爭，達成了有利於我方的協議。至此，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游擊戰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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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簽字後，高敬亭當天就從九河趕到鷂落坪召開了幹部會議。會議着重指出，要警惕國民黨地方當局背信棄義，嚴防他們搞突然襲擊、摧殘我根據地，並研究了我軍進駐七里坪的行動路線。會後，高敬亭向分散活動的紅二十八軍各部和各地便衣隊發出命令：“當此國難日亟，民族危亡之際，凡本部同仁願意抗日者，一律至黃安縣七里坪集中。”到1937年9月，除極個別便衣隊因一時不理解黨的政策而拒絕下山外，其餘紅二十八軍正規軍、便衣隊1500餘人全部下山。高敬亭將隊伍番號改為“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並在七里坪設立招兵站，積極擴大武裝，成立新兵營；還派出武裝到河南桐柏山區與周駿鳴領導的游擊隊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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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歷史轉折關頭，高敬亭遵照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與方針，保持着清醒的政治頭腦，不僅及時跟上了急速發展的新形勢，還在合作過程中堅定的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有效地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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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對鄂豫皖這支紅軍部隊十分關心。1937年7月中旬，中央從延安派鄭位三、肖望東、張體學、程啓文等首批赴鄂豫皖。行前，毛澤東主席專門接見他們，並作了重要指示。以後，董必武、葉劍英、郭述申等又相繼到七里坪，傳達我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進行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動員，並從延安和長江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連續派出林英健、文明地、高志榮、朱國華、朱紹清、喻屏、廖華、戴季英等幾批幹部去加強工作。在鄭位三、肖望東的統一部署下，對部隊普遍進行了抗日戰爭的動員和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以及保持和發揚紅軍優良傳統的教育，從而保證了黨對這支紅軍武裝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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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日，我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改編南方八省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奉黨中央、中央軍委命令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四支隊下轄七、八、九三個團和直屬手槍團(原紅二十八軍改編為七、九團，河南桐柏山游擊隊改編為八團)，共3100多人，是當時新四軍四個支隊中人數多、武器較強的一個支隊。高敬亭被任命為四支隊司令員，林維先為參謀長，肖望東為政治部主任(肖望東不久調到豫皖蘇邊區，由戴季英繼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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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日，高敬亭率四支隊七、九團及手槍團由湖北黃安縣七里坪出發，八團於3月8日由豫東南確山縣竹溝出發，3月14日全支隊在皖西流波疃會師。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和江北新四軍向津浦路東敵後挺進的方針，四支隊四個團會師後由皖西繼續東進到舒(城)、桐(城)、廬(江)、巢(縣)、無(為)地區，支隊領導機關設在舒城的東、西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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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開展淮南鐵路沿線的抗日遊擊戰爭，打擊敵寇的囂張氣焰，打好東進第一仗，鼓舞皖東人民的抗日熱情，5月16日，四支隊一部在安徽巢縣蔣家河口打了一個伏擊戰，殲敵20餘名，繳槍11支，而我軍無一傷亡。四支隊東進首戰告捷，給皖東軍民以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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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下半年，為執行保衞大武漢，擾敵後方運輸線的戰略任務，四支隊又接連在合肥、桐城一帶公路取得大關、小關、范家崗、椿樹崗、棋盤嶺等戰鬥的勝利，威震江北。棋盤嶺是舒城通往桐城公路的要塞，日寇正從這裏運兵準備進攻武漢。高敬亭獲知敵情後，命令七團在這裏堅決阻擊日軍。這一仗打死日本小隊長以下多人，繳獲甚多，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寇吹噓的“戰無不勝”的神話，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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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嶺位於安慶至桐城之間，離桐城十幾里路，安合公路從嶺上穿過；路兩邊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個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盤嶺西側，則有一個七八里長的小坡，長滿小樹，可以隱蔽部隊。安合公路是日軍進攻武漢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幾十輛到上百輛軍車通過，是我軍伏擊敵人運輸隊的有利地點。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據偵察員的報告，瞭解到我軍9月1日在范家崗伏擊了一股敵人，敵人的注意力已經集中到范家崗西側地區，而對於棋盤嶺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視。高敬亭抓住戰機，果斷命令支隊特務營配合七團三營，由七團政治處主任胡繼亭帶領，立即從駐地黃甲鋪出發，到棋盤嶺設伏。受命部隊於3日拂曉前到達伏擊地域，對伏擊地域兩端的范家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個排擔任警戒，其餘部隊按照主攻、預備隊分工，各佔據有利地形設伏。上午9點左右，由80多輛汽車組成的敵人車隊逐漸駛近。當敵人前面兩輛汽車來到棋盤嶺隘口時，埋伏的便衣班一躍而起立即將其炸燬，第三輛車接着被集束手榴彈炸翻，車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擊斃。這時，敵人的車隊全部進入了我軍的伏擊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長。敵人正在遲疑，我軍迅猛出擊，車上200多押車的日本兵紛紛跳車，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軍火力殺傷，一部分至棠梨山頑強抵抗。我軍用汽油燒燬了20多輛汽車，又用手榴彈炸燬了20多輛車，戰鬥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此時敵人的6輛增援車載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楊小店下車，從公路東面向我包圍過來；接着發現敵人騎兵大隊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實施包抄。此時我軍的伏擊任務已經勝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揮員發出信號，部隊按照預案，有條不紊地從何家老屋前隱蔽徒涉小河，向長衝裏方向撤出了戰鬥。棋牌嶺伏擊戰，我軍以傷亡各1人的代價，共擊斃敵人70餘人，擊毀軍車50餘輛，繳獲大量槍彈和軍用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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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嶺戰鬥後，接着就打了肥西的周家老圍子，9月打了廬江、無為縣城，10月又打了肥西的劉家老圍子。通過這些戰鬥，肅清了周圍的敵偽武裝，繳獲了五百多條槍，在這一帶開闢了根據地。接着為鞏固根據地，高敬亭派了很多幹部到地方去做發動羣眾的工作。由於羣眾的支持，四支隊在這裏擴了軍，很快發展到8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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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四軍的主力部隊。
在組織上，高敬亭大樹個人絕對權威，進行宗派活動，拒絕、監視和排擠中央從延安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派去的幹部。鄭位三、喻屏等先後被排擠出四支隊；高志榮、林英健等則被迫從高敬亭控制較嚴的七團、九團跑到八團去工作。這就嚴重地削弱了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黨對四支隊的絕對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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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上，高敬亭消極執行中央關於向華中敵後挺進的戰略方針。四支隊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後，在繼續東進過程中，高敬亭以就地鞏固為由不願前進，企圖在懷(寧)、桐(城)、廬(江)一帶創建根據地，將支隊領導機關留駐舒城東、西蔣衝。後經反覆協商，才同意部隊由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領東進淮南路沿線。當時皖東敵後潰兵如蟻，遍地都是槍枝，是部隊發展的大好時機。但高敬亭不願把主力全部開出去作戰，片面強調在戰鬥中不準老兵有傷亡，並限制部隊增加新兵。結果阻礙了部隊的發展，也影響了當地羣眾積極要求參軍抗日的熱情，從而給敵、偽、頑在皖東的發展以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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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敬亭的問題，黨中央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俊(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1938年11月，為傳達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開展江北地區的統戰工作和糾正高敬亭的錯誤，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從軍部抵達江北，加強對江北新四軍的領導。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張雲逸對高敬亭進行了耐心的説服教育，並直接向四支隊廣大幹部傳達了黨中央關於東進敵後的戰略方針。同時還審慎地採取領導四支隊八團積極東進的實際行動，來影響、推動整個四支隊東進。高敬亭違抗中央指示的錯誤行為，也引起了四支隊幹部、戰士們的不滿。經做工作，高敬亭於1939年3月底率支隊部由舒城推進合肥眾興集。時隔不久，高敬亭因病又率手槍團、特務連西返東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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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統一對新四軍江北部隊的領導，處理高敬亭的錯誤，以迅速打開皖東抗戰局面，1939年4月底，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等隨軍長葉挺從皖南到江北。5月5日在廬江東湯池宣佈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由張雲逸任指揮，徐海東(時在延安)任副指揮，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並命令高敬亭率部隊東進合肥、定遠、全椒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高敬亭卻不聽指揮，按兵不動。葉挺遂直接命令七團、九團經合肥以東的羅集、十里橋，進至埠子裏、青龍場一帶。高敬亭勉強率支隊部也進入青龍場地區。接着，葉挺親自赴四支隊主持召開支隊幹部會議，重申中央東進命令，並要全體到會人員表明態度。四支隊全體幹部一致舉手表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高敬亭在會上也舉手表示同意。但是，會後部隊開始行動時，他卻又揹着江北指揮部擅自寫信命令七、九團停止東進，公然違抗上級決定。九團幹部抵制了高敬亭的錯誤命令繼續東進，並及時向江北指揮部作了彙報。與此相反，七團長楊克志和副團長曹玉福卻乘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叛逃，公開投靠桂頑。在軍首長指示下，四支隊廣大指戰員當即開展了反楊、曹鬥爭。楊、曹叛變雖同高敬亭無關，但在鬥爭中也涉及到高的一些問題，故由此又發展到反高鬥爭。以後由黨的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決定，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軍事當局分別發出要求槍決高敬亭的電報。中共中央覆電軍部，對處理高敬亭的錯誤作了明確指示：“對高採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些得力幹部到四支隊工作”。相反，國民黨在內戰時期曾重金懸賞高敬亭的人頭而不可得，現新四軍主動要求槍決高敬亭，豈有不準之理。項英在給黨中央的回電中引用白崇禧的電報説：“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1939年6月21日至23日，在葉挺、鄧子恢等主持下，連續召開了三天反高鬥爭大會。6月24日上午8時，高敬亭在安徽肥東縣青龍場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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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從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起，就在黨的領導下不辭勞苦，不怕犧牲，英勇奮鬥。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雖然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有嚴重的錯誤，但畢竟還是革命隊伍內部問題，是功大於過的。在對待他的問題上，黨中央的意見是採取幫助教育的方針，以使其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可當時新四軍個別領導人卻錯誤地處死了高敬亭，造成了對黨對革命事業無可挽回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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