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

1932年初，以國民政府外交部為背景的《外交評論》創刊，該刊聘請高宗武為特約撰述人，為他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契機。在《外交評論》創刊號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總觀察》一文打開了國人的視野，全文洋洋萬言，全景式地介紹了“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四個方面的情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此後，他一連在《外交評論》上發表了14篇文章，篇篇內容不離日本問題，一個嶄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樹立在公眾面前。

1932年11月，蔣介石決定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素孚眾望的社會著名人士出任專員。高宗武以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被延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一舉躋身於名流之列，這對他的自信心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1934年5月，高宗武被調到外交部，出任亞洲司日本科科長；6月，加亞洲司幫辦銜；1935年5月，升任亞洲司司長，時年僅29歲。

在全面抗戰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過一次得意之作。“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洲國”發行郵票，使用偽滿年號的日戳，國民政府以事關政治立場，指令東北郵局所有員工撤退，關內外郵務為之斷絕。日本方面屢次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實現關內外通郵，迫使國民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為了緩解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與日偽代表談判。高宗武憑藉個人靈巧的智慧，與日偽方面議定了關內外《通郵協定大綱》，規定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轉遞出入關郵件；進關郵件均貼用特製之郵票；郵件、包裹、匯兑單據等，均不得蓋有偽“滿洲國”字樣。這樣，關內外通郵問題繞過了政治障礙而得以解決，高宗武一時號稱對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月至12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羣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舉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談，預備性會談由高宗武與川樾茂對陣。這場會談最終不歡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場的高宗武卻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川樾茂公開揚言，以後遇事專找高宗武談，無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年輕的高宗武自信心暴漲，曾經對日本人口出狂言：“由於我是亞洲司司長，必然要妥善處理日本提出的取締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關税之類的事務性交涉，但實際上，我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的願望在於使中日關係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實現東亞歷史性的變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楊樹浦醫院養病，他感到大顯身手的機會來臨了，於是從病榻上一躍而起，伺機等候出擊的時機。

7月31日中午時分，蔣介石在南京召見高宗武，想聽聽他對中日形勢的看法。高宗武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請求承擔對日最後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熱誠去説服日本首相近衞文麿，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看着眼前這個集狂妄與稚氣於一身的高宗武，蔣介石一時未置可否。這天下午，剛剛從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衞也急急地召見高宗武，與他作了一番長談，對他的想法表示了幾分讚許。當晚，高宗武找到“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請他通過“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協助，直接溝通與近衞文麿的聯繫，結果如泥牛入海，毫無音訊。

戰火很快從華北燒到了上海，南京開始遭受日機的空襲。位於南京西流灣8號國民政府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周佛海的公館，有一處堅固的地下室，高宗武與一羣悲觀的政客與文人，成天聚集在那裏。他們一個個憂心忡忡，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主張當勝敗未分之際，最好進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這羣人奉為座上賓。他們這羣人的想法與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衞不謀而合，無形中便以汪精衞為精神領袖。高宗武多次拜見汪精衞，主動請命，要求赴滬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戰。汪精衞將高宗武起草的對日外交進行步驟與要點轉呈給蔣介石，蔣介石的答覆是時機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喪。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別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漢口轉移。此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事，高宗武作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派遣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赴上海，秘密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試圖讓日方降低條件，從內部促成陶德曼調停。結果，他的這一努力再次歸於失敗。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衞內閣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要一直打到國民政府崩潰為止，氣焰極其囂張。兩天以後，中日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兩國外交關係為之斷絕。

一向活躍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賦閒了，他實在耐不住寂寞，頻頻與周佛海商議，挖空心思地想創造奇蹟，重新打開與日本的談判之門。周佛海對抗戰的前途悲觀至極，經常哀嘆再打下去“吾輩不知死於何處”，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已經擔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蔣介石進言：高宗武是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漢口是沒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報。蔣介石沒有覺察到周佛海隱秘的內心動機，採納了他的建議，還從每月的軍事機密費中支出6000元港幣，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奉命為高宗武開了一張軍用出差證明書，信筆填上了“高特派員宗武”的字樣。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終於飛出了令他窒息的漢口，抵達香港，重新活躍起來。他在香港開了一家“宗記洋行”作為掩護，稍事佈置，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試圖儘快溝通與日本的聯繫。

高宗武在上海剛一落腳，便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取得了聯繫。松本是日本首相近衞文麿的智囊，情報界把他看作是近衞的私人駐華代表，是個重量級的人物。松本與高宗武在日本帝國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有同窗之誼，與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衞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內情，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何時能重開談判之門？松本告訴他，佔領南京讓日本人發狂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開的！

正當高宗武一籌莫展之際，一別數月的部下董道寧出現在他的面前。董道寧的經歷頗有些傳奇色彩，他生於中國，長於日本，平常總是以“日華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動，毫無進展，他竟然在剛剛卸去“滿鐵”職務、專門從事特務活動的西義顯的協助下，像回老家一樣很輕率地去了一趟日本，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搭上了線。影佐寫了兩封措辭曖昧的書信，託董道寧帶給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與張羣。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為興奮，似乎捕捉到了一絲打開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帶着初次出擊的成果從香港飛回漢口，將影佐的信件交侍從室直接呈給了蔣介石。4月5日，蔣介石召見了高宗武。

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從漢口飛赴香港，西義顯早已從上海趕來等候。高宗武告訴西義顯，蔣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後，表示瞭如下的意見：向敵將致信，等於以武士的生命交於敵將，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東北、內蒙可以留待他日協商，河北、察哈爾則須絕對交還中國，日本應尊重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們諒解，便先行停戰，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和平細目的談判。

西義顯將信將疑，覺得上述意見不像是蔣介石親口説的，更像是高宗武憑着自己的自信與膽略，以蔣介石的口氣而作的回答。但他還是迅速返回東京，向日軍參謀本部傳遞了這一信息。日本軍方執意要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對西義顯的傳話不屑一顧，沒有作出任何迴應。

5月30日，高宗武滿心失落地飛回漢口，彙報“所事渺茫”。此時，恰好傳來了日本近衞內閣改組的消息，“盧溝橋事變”時主張不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蔣介石嗅出了一絲“和平”的氣息，以行政院副院長張羣的名義給宇垣發了賀電，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飛港，再次向日本方面傳話，告訴他們：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漢，內部亦決不會起變化。蔣介石意在向日本顯示實力，促使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有利。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高宗武雖然身為外交官，但骨子裏卻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識分子的習氣，從來就不是一個甘於奉命行事、聽差候遣的角兒，總是喜歡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高宗武兩赴香港，並不滿足於做蔣介石的傳聲筒，而是主動尋求與日本打開僵局的辦法。自開戰以來，高宗武一直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內心裏早就服膺於汪精衞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義顯透露，漢口有一個以汪精衞為中心的“和平派”，勢力正在成長起來。他還與日方人員相約共同參與“和平運動”，以出場秩序的先後，稱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次郎，西義顯的助手伊藤芳男為三郎，高宗武為四郎，松本重治為五郎。高宗武兩次返回漢口，在等候蔣介石召見的日子裏，大量時間是在與汪精衞、周佛海密謀實現“和平”的辦法。就在蔣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極度悲觀的周佛海急了，勸高宗武不要再通過別人傳話了，乾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聯繫。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從漢口飛抵香港。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蔣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淺水灣飯店，高宗武與西義顯溝通交流，提出了一條打開中日僵局的危險思路：推戴汪精衞，使之成為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與抵達香港的松本重治會談，將蔣介石口授的兩點意見告訴他。松本反問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開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開心扉，以充滿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設想。他認為：首要之點在於日本撤兵；日本撤兵聲明一發表，汪精衞即以下野響應，向全國發出“和平”通電；然後各地的雜牌軍，如雲南的龍雲，廣東、四川的將領以及山西的閻錫山等，就會從各方面響應，使汪精衞的“和平運動”演變成全國性的運動。

聽了高宗武的高談闊論，西義顯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時機地鼓動他直接上東京去，一舉實現上述規劃。6月23日，高宗武離港赴滬，準備渡日。

1938年7月2日深夜，松本重治在上海漢密爾頓大廈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軍帽，戴在高宗武的頭上，又把自己的從軍記者證章別在高宗武的身上。偽裝完畢，兩人一同下樓上了一輛插着同盟通訊社旗幟的汽車，在夜色中向着碼頭方向急馳而去。當汽車開到外白渡橋日軍哨兵面前時，松本從車窗中探出腦袋，高叫一聲：同盟通訊！哨兵便揮手放行了。就這樣，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號客輪，邁出了致命的一步。

7月5日，高宗武在橫濱上岸，影佐禎昭迅速將他接到東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份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蔣介石説話的人。日本陸相板垣徵四郎、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海相米內光政、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分別與高宗武會談。高宗武很想與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談談，可是宇垣與日本軍方勢不兩立，影佐禎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細聽取日本人的意見，發現日本軍方絲毫也沒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堅持要求蔣介石下野，看來以蔣介石為中心來打破僵局是徹底無望的。於是，高宗武主動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衞。據戰後影佐禎昭供稱，當時高宗武是這麼説的：“歸根結底，日本現在不承認蔣政權，為了造成日中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樣，除汪精衞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聽從和平論的時機。”

影佐禎昭與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衞聲明不能隨便取消，作為一種暫時的解決辦法，是要請國民黨元老汪精衞出馬，最初的爆破任務由汪精衞來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軌，立刻通過汪精衞的推薦，再改換成以蔣介石為正式談判對手。

高宗武進而提出，希望以近衞文麿的名義寫一封信給汪精衞，保證日本願意以汪精衞為“和平運動”的中心。近衞認為以一國首相的地位，為時尚早，只允許由板垣徵四郎寫信説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呆了兩天，目的已達，便匆匆地經上海返回了香港。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漢口覆命了，他差人將自己的東渡日記、會談記錄及個人觀感送回漢口，交周佛海轉呈蔣介石，以試探蔣介石的態度。

高宗武的報告明確無誤地傳遞了日本方面要求蔣介石下野、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衞出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趕忙送呈汪精衞。汪精衞為了向蔣介石施壓，又將報告交給了蔣介石。

早在7月9日，蔣介石即得報高宗武去了日本，頓時大吃一驚，脱口説道：“太荒唐了！”他一直以為高宗武幾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蔣介石看來，高宗武是有份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動赴日，即失去了姿態，等於求降。果然，幾天以後，板垣徵四郎公開發表蔣介石必須下野的聲明，近衞內閣改組時的一絲“和平”氣息頃刻間便化為烏有。7月22日，蔣介石看了高宗武的報告後，盛怒不已，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國對我變更態度，強硬威嚇者，其果誤認為吾內部已動搖乎？其實，與高宗武之荒謬赴倭有關。今觀其報告，其誤事果不淺也。”高宗武的報告，其實是借日本人之口勸蔣下野。蔣介石肺都要氣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卻為汪精衞張目，高宗武真是個混賬透頂的書呆子。他叫來陳布雷，將高宗武大罵了一通，下令停發活動經費，宣佈斷絕一切關係。

而汪精衞卻從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馬的信息。憑着日本人撐腰，汪精衞決定撇開蔣介石，單獨“跳火坑”了。他指派高宗武、梅思平為全權代表，在上海重光堂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排定了從重慶出逃的日程表，最終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高宗武將汪精衞引上了不歸路。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汪偽政權開場的前夕，還是這個高宗武，聯合陶希聖將“汪日密約”公諸報端，揭開了汪精衞叛國投敵的真面目。國民政府取消了對高宗武的漢奸通緝令。高宗武的前後行動充滿了矛盾，令人困惑不解。有人認為，汪精衞後來越走越遠，超過了高宗武的心理底線，他終於良心發現了。也有人認為，這是蔣介石策反的結果。更有甚者，説高宗武是一個雙面間諜，一開始就是蔣介石派他將汪精衞一步步推進火坑的。而經歷了一番巨大波折的高宗武，當初的那份狂妄勁頭已經消磨殆盡，從此告別政治，遠遁美國，對這段歷史始終三緘其口，將歷史的謎團留給後人去猜測。

高宗武去美國後，化名高其昌，掛國民黨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職。他在美國長期定居，以炒股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彙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