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

為當地大地主家庭。父親高煒（吟槐）、叔父高煌都知書能文。高旭從小便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同比他還要小一歲的叔父高燮（吹萬）一起讀書學習。他7歲進學，13歲攻詩文，17歲即以能詩名噪鄉里。後來又師從顧蓮芳和莊瘦岑。

1898年康梁領導維新變法後，他在思想上成為積極擁護者。他積極閲讀《清議報》等維新報刊，並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説》《選報》《政藝通報》等刊物上寫詩鼓吹變法。

1903年高旭的思想開始向資產階級革命派靠攏，10月，與叔父高燮和弟弟高增創辦《覺民》雜誌，宣傳反清革命。1904年，他赴上海，開始與陳去病、劉光漢等人交往，這時他已徹底擯棄了改良主義，宣揚民主革命，同年，妻子周紅梅病逝。1904年秋東渡日本，就讀於法政大學，接觸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美國獨立宣言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年底結識了流亡日本的陳天華、宋教仁等。1905年，他接收已休刊的《覺民》《江蘇》雜誌，創立了新刊《醒獅》，該刊成為同盟會《民報》創刊前宣揚革命的一面旗幟。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高旭成為第一批成員之一，擔任江蘇省主盟人。年末為響應東京留學生針對日政府《取締清留學生規則》的抗議，停學回國。次年初，與歸國留學生髮起中國公學，但馬上與朱少屏宣佈退出，原因是該組織管理混亂，並另組健行公學。柳亞子這時加入同盟會，併成為健行公學的國文教席。高旭通過馬君武等人聯繫各地革命黨，使得健行公學成為東南地區的革命活動中心。同年9月曾以一夜之力偽造石達開遺詩，二十首，付印一千冊，意圖激發民氣。健行公學的活動引起了兩江總督端方的注意，高旭只得於1906年末被迫將其解散，不久又在留溪創辦了欽明女校，又去上海建立文學團體神交社。1907春年，高旭與陳去病、朱少屏、沈道非、劉季平五人自上海赴蘇州遊覽，經虎丘等地，追慕張國維抗清事蹟，後把此次遊歷所創詩詞輯為《吳門紀遊》，柳亞子收到詩集後還曾大作和詩。同年秋天，高旭等參加了陳去病發起的神交社成立活動。次年一月，陳去病設宴歡迎自日本回國的劉師培，高旭等再次集會。此後，高旭同原健行公學的同仁交往日密，並曾與柳亞子、陳道一等商談南社成立事宜。

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籲日報》發表《南社啓》，11月13日，虎丘張國維祠舉行集會，南社正式成立，但高旭因兒子生病未能參加。次年秋，高旭與親友同遊南京白門，所作詩詞後來結集為《白門悲秋集》。

辛亥革命後，高旭任金山軍政分府司法長。他反對與袁世凱妥協。1912年，與人展開“孔墨異同之辨”，認為墨子是民主主義者，孔子是君主主義者，尊孔必將危害共和政體。1913年，任眾議院議員。1916年袁死後，高旭等再度上京，但國會終於再被解散，高旭只得再度離開。1917年高旭赴廣東參加非常國會。之後發生陳炯明炮轟孫文寓所事件，高旭對孫用武力鎮壓粵軍頗感不滿。1917年7月，張勳復辟。他應孫中山之召，赴粵參加護法運動。失敗後，意志消沉，甚至發出“未妨袖手對神州”的悲嘆。1923年夏，高旭同一些議員南下，然而後來國會開會，高旭重又返京。家鄉人勸他離京，高旭回信説：金山教育公會：“誦來電，敬悉。政變陡興，是非淆亂。曹錕欲用金錢賄買總統，罪大惡極，令人髮指。所幸投票之權實操諸我，旭之鐵腕尚在也。所以遲遲未即南行者，特以次之倡國會南遷論者，乃竟合全國所唾棄之安福、政學兩係為一氣，深恐故態復作，故鄭重考量耳！非絕對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與喪失，以留京赴滬定之，要非探本之論矣。 辱承教，愚敢布區區。”

1923年10月4日，“國會”舉行大選投票。曹錕當選為“大總統”。10月10日，上海《申報》《民國日報》公佈了參加賄選者名單，高旭就在名單公佈的550人之中（投票給曹錕者實際只有480人，且兩份報紙都未能列明根據，故研究者郭長海結合高旭之前的信件及其他表現認為高旭可能實際並未參加賄選，而北京的政治高壓使他無法為自己辯駁）。柳亞子當即發電報説：“駭聞被賣，請從此割席。廿載舊交，哭君無淚，可奈何”。之後，南社社員田桐發表了《致南社社友書》，建議把參加賄選的19名南社成員（包括高旭）開除出社，汪精衞、于右任、陳巢南、柳亞子、葉處倫、邵力子、胡樸安等23人同意了該提議。”（1923年10月29日《民國日報》）。

1924年冬，高旭返鄉，酗酒度日，次年七夕病卒。

高旭少時就自視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謂“屈原捐者青蓮狂，我於其間必翱翔”、“我是青蓮今在世，謫下人間”。早期的詩中有不少是悼念維新志士的，如《讀<譚壯飛先生傳>》《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義的宣泄：“憶昔指揮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衞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淚如雨”、“格殺醜類五百人，短刀巷戰憤切齒。大事畢失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為種流血憤切齒，激起漢族奴隸恥。”維新變法之後，高旭從單純的民族主義轉為對變法的熱切歌頌，高唱“南海真吾師””（《書南海先生《與張之洞書》後，即步其《贈佐佐友房君》韻》）。唐才常起義被鎮壓後，他學過一段時間佛學，寫過一些佛理詩，如“細讀華嚴經，始覺昔年誤。面壁參平等，焚香消外懼”（《暮春雜詠》）。章炳麟、鄒容被捕後，他曾撰《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歌頌二人“筆舌突過汗馬勞”、“偉人姓名全球標”。後來他對維新黨徹底失望，作《中國八大奴隸歌》將康梁斥為奴隸。

在新思潮的影響下，高旭對儒家的倫理產生懷疑，曾作《不肖》一詩，提倡“我説為文者，斷勿肖其祖；我説為子者，斷勿肖其父”，留學日本之後，更是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賦人權與民主自由、平等觀。列強瓜分中國加劇，激起高旭的憤慨：“回首神州嘆陸沉，拔劍祈地空悲憤”（《祖東二月，聞國中大獄又起。酒酣耳熱，引吭為歌，亦變徵之聲也》）。1909年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後，高旭寫詩抒發自己的快意：“飯依荊聶無他願，一劍能擋十萬師。”（《感韓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見懷詩韻》），思想更為激進。

辛亥革命後，高旭的思想變得更加複雜。他對早期的激進思想有過反省：“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他對文壇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與豔體詩人易順鼎相唱和，稱讚他“性耽尤物老堪娛”，“放誕風流與俗殊”；還結交了同光體詩人鄭孝胥，稱其“又為悽咽清苦之音氣”。他寫了不少詩句抒發個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歷我何堪”、“惆悵髯蘇竄嶺南”。

高旭寫詩喜用歌行體，常用長短不一的語句，受龔自珍、梁啓超、黃遵憲等人影響較深，氣勢奔放，但也常被批評過於粗陋淺率。高旭較多地接受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影響。他反對“專講保存國學的傾向”，認為“國因時勢而遷移，則學亦宜從時勢而改變”。對傳統文化，主張“拾其精英，棄其糟粕”（《學術沿革之概論》）。但是也偶有動搖，籠統地鼓吹過“保存國學”。反映到創作思想上，他反對“偽韓偽杜”，剽竊模擬。認為“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説：“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詩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為愈有味也。”（《願無盡廬詩話》）高旭作詩，主張“主張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同前）。《路亡國亡歌》指斥帝國主義對中國路權的掠奪，號召人民同心同德，奮起鬥爭：“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腦一膽團結與之競，彼雖狡焉思啓難逞強權強。”《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號召人民奮起推翻。他的詩，常常洋溢着一種甘願為國犧牲的英雄主義氣概。如“大事畢矣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登金山衞城懷古》)；“炸彈光中覓天國，頭顱飛舞血流紅”（《盼捷》）。高旭以歌行見長。其優點是跳踉恣肆，熱氣騰騰,表現了革命鼓動詩歌的特色；其缺點是淺露粗糙，錘鍊不足。辛亥革命後，看不到出路，思想苦悶、□徨，詩風也隨之變化，叱吒風雲的氣概日少，而纏綿悲慼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過“詩界革命”的影響。他的少數詩以儒、釋、道三教掌故與近代科學知識相糅合，走譚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詩則效法黃遵憲的《軍歌》等新體，比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縛，可以配譜歌唱，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等。

高旭的詞數量不多，但功力較深，葉遐庵曾評之為“如願如慕”。高旭於詞頗推崇南唐後主，於兩宋亦多讚揚之辭，而於周吳姜張亦不菲薄。故其能博採眾家之長，以個人風格出之。早年所作詞，如《臨江仙·客中感懷》《菩薩蠻·寄攘叔》《菩薩蠻·客中感懷》《浣溪沙·思祖國》《滿江紅·東京寓樓偶讀嶽武穆作感步原韻》《壺中天·題公曼(仇史)即以為贈》等闋，都洋溢着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吳門紀遊》內所收諸詞，都是借懷古為名，抒發了故國之思的。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給了詩人以強烈的影響。《蝶戀花·四月一日感粵事作》和《相見觀》兩闋，則是對革命烈士的英雄業績的歌頌。高旭還有一首《浮海詞》，雖是追和李後主之作，但卻寄寓了對袁氏企圖恢復帝制的不滿與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數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詩。其中寫於前期的《吊鄒容文》，合沉痛的悼念與強烈的批判於一篇之中，略帶駢體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調鏗鏘，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還有《學術沿革之概論》，是論述歷代哲學思想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應用辯證的觀點，對中外文化的吸收與融合問題表達了很精闢的見解，今天看起來也還是有價值的。中期所寫的散文，集中於鄉里先賢人物傳記。辛亥革命期間，高旭與上海各家報紙都有聯繫，其間發表了不少時評短論，議論時政，頗能看出高旭的時局主張。總之，高旭的文章雖然並不如詩詞聞名於世，但他很少寫一些無俾大局的風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寫於袁世凱稱帝時期的兩篇文章：《畿輔先哲祠分韻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韻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員雅集時的序文，但是，其中有兩句話卻十分醒目。前文中説："所恨長夜漫漫，甯戚不聞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後文中説："痛國事事蜩螗，傷美人兮遲暮；一時富貴，儼欲稱王；平日清閒，同來載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甯戚與宋玉，還有"一時"一句，都是隱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

高旭的書信佚失太多，現僅存十幾封。這些信大部分是與友人論學術的，其中尤以《與姚鷦雛論孔學書》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明確提出孔學的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這一科學論斷，顯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至於談《變雅樓三十年詩徵》的幾封信，對於研究高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當然是有極大用處的。

除了詩詞和文章書信之外，高旭還寫了6萬多字的文學批評著作，這就是《願無盡廬詩話》，分三次發表。這部詩話集中表達了高旭的文藝思想，反映了他對文學特別是詩歌的社會作用的認識，反映了他對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以及對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與評價。此外，詩話中還輯錄了一些友人來往應答、唱和、酬贈的詩詞，諸如柳亞子、陳去病、陳道一、蘇曼殊、李叔同、劉季平、寧太一、蔡哲夫、馬君武等，有十幾人之多，為研究當時文壇上的活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高旭一生雖然著述頗豐，但生前並無專集行世。臨危時，方授命從弟高基代為編集詩詞集。10年之後，高基才得編完並付梓，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遺集》，共16卷。其中詩10卷，詞6卷，其他如文章、書信、詩話等都付闕如。而所作詩，在結集之前，又經過刪削，再加上結集時漏收了部分詩詞，因此形成了佚詩佚詞多的情況。

高旭作詩，主張“鼓吹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路亡國亡歌》指斥帝國主義對中國路權的掠奪，號召人民同心同德，奮起鬥爭：“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腦一膽團結與之競，彼雖狡焉思啓難逞強權強。”《海上大風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號召人民奮起推翻。他的詩，常常洋溢着一種甘願為國犧牲的英雄主義氣概。如“大事畢矣吃一刀，滾滾頭顱好男子”(《登金山衞城懷古》)；“炸彈光中覓天國，頭顱飛舞血流紅”（《盼捷》）。高旭以歌行見長。其優點是跳踉恣肆,熱氣騰騰，表現了革命鼓動詩歌的特色；其缺點是淺露粗糙，錘鍊不足。辛亥革命後，看不到出路，思想苦悶、□徨，詩風也隨之變化，叱吒風雲的氣概日少，而纏綿悲慼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過“詩界革命”的影響。他的少數詩以儒、釋、道三教掌故與近代科學知識相糅合，走譚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詩則效法黃遵憲的《軍歌》等新體，比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縛，可以配譜歌唱，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等。著有《天梅遺集》。陳去病在《高、柳兩君子傳》中，曾經描摹高旭為“意氣傲岸，自負宏遠”，高旭的“書生挾策成河濟，慚愧漂零未有期”、“萬千壯志歸淘浪，三十封侯已過期”的亂世文人的入世熱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藝術風格，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高旭人生的現實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與晚節頹唐，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緣於此種文人入世的天真夢想的破滅。

就稟賦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氣質與名士脾氣都相當濃厚。作為著名的“南社四劍”之首，高旭日常“以劍自隨”，一生慣愛倚劍命名。他用過的與劍有關的名號包括江南快劍、鈍劍、帝劍等。可以説，這一習慣當中就已經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文人的豪情與戾氣。也許正因為此，高旭個人針對晚明記憶的借鑑似乎特別願意弘揚史事當中壯懷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至於“我輩書生，高歌擊劍，妄自生奇骨”、“華夷有界限，書生持之力”之類文人意氣與激情大言，在高旭筆下十分常見。這一多少有點浮誇欺世的豪邁甚至亦是高旭針對女性的希望，民女吳降雪的亂世悲劇被他賦予超度眾生的可怕意義，“含辛不灑胭脂淚，慷慨捐軀度眾生”；而“萬一屠鯨事不成，女兒殉國最光榮。後先我亦終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種必須“鐵血”方配“鴛鴦”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識共鳴。但諸如“揚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發毛。以殺報殺未為過，復九世仇公義昭”的説法，亦頗示見得文人的偏執，有時候殘忍得讓人不快。尤其是陸續刊登於《中國白話報》上的《光復歌》《逐滿歌》《國史紀念歌》等作品，也許出於某種必須煽情的革命與排滿宣傳需要，此種弘揚讚美血腥殺戮的傾向體現得特別明顯。

在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參加的人數最多，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文學團體是南社。南社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和地主階級反清派等分子所組織的一個反清文學聯盟。其成員多數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薰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藝術傾向複雜而混亂。在南社成員中，作為三位發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説是最矛盾，最複雜，但也最深刻，最新穎。高旭的思想是一個駁雜的混合體，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和傳統的儒學、近代佛學構成了高旭思想來源的三大支柱，中學、西學兼容幷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視之，而以儒學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學説是他進展的精神動力，而佛學思想是他受挫時的精神棲息之地。

高旭參研佛學原因有內外兩個方面，其外部環境是緣於近代中國正在蓬勃開展的佛學復興運動，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有着強烈的吸引力；其內部原因是高旭當時由於維新變法的失敗而感到理想光環的破滅，處於思想的迷茫狀態，學佛以尋求暫時的精神寄託。近代中國社會的崩解與西學的衝擊加速了傳統的統治思想儒學的衰落，使當時的思想界出現了“真空地帶”。近代佛學的興起，最初為一部分思想家看作“西學”可接受的某種理論上的聯接點。他們一方面或認為西學的某些理論內容和方法，包含在佛學中，與佛學相一致，而佛學則是我國人們所熟悉的傳統文化，如梁啓超曾説：“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另一方面或認為，佛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比之西學更為豐富和深刻，因而可用之於改造和發展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因而佛學可以滿足那些潛意識地感到中國正統之學已不可用而坦然接受西學則心又未甘的中國人的羣體自尊：既可用來暫時抗衡西學，以保持心理平衡；又可用來詮釋、引進西學，以對民族自救所需的理論——維新或革命學説進行整合。正因為如此，研討佛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種時代潮流。近代佛學復興運動自19世紀30年代起，經過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楊文會兩代思想家的努力，到20世紀初，在梁啓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倡導下，佛學在當時已成為思想界的一門“顯學”。

高旭的佛學思想受譚嗣同影響頗深。高旭少時儒學基礎極為深厚，飽含愛國激情。1894年發生的中日戰爭，以及次年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年輕的高旭深受刺激。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清朝政府的喪權辱國與腐敗無能，都使高旭義憤填膺。而民族的危亡，國家的前途，更使他焦灼不安。三年後，即1898年發生的維新變法運動，又給了高旭以極大的鼓舞，他彷彿看到了一線微茫的曙光。他開始傾向維新，積極補充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營養。這時他也接觸到譚嗣同的《仁學》，認為譚氏：“一編《仁學》在，精氣尚如生”譚嗣同生年33歲，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31歲）才進入佛學之殿堂。他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仁”是譚氏哲學的最根本實體，在精神上，“仁”是依附於“心力”而實現其存在，由其哲學唯心論直接引申出來他的宗教神秘主義的思想。他把一切罪惡的原因歸之於抽象的“人心”的後天的不善，歸之於人類萬物的“心力”受阻而不能交通融會，從而“不通”“不仁”。由於他還不能尋找出改造社會的真正的物質力量，所以當要求改變社會而無從着手無所依靠時，特別是在改良主義遭受到嚴重困難和消沉狀態時，也就自然而然地轉向宗教，希望通過人們“心力”精神的相通以實現靈魂的交流，佛法的普渡。號召大家去“慈悲”，去“除我相”、“斷意識”、“泯滅機心”，去“視敵如己”，使“心力”交通，人我合一，這樣“仁”也就“豁然體現”。譚氏學佛，是正當他在遠離人民生活的污濁官場中感到“所願皆虛”，“茫無所倚”，自己的抱負和精力都沒法開展的最孤獨寂寞、最痛苦的時候。脱離了現實鬥爭，激進思想家也同樣可以投向消極的宗教解脱的懷抱。沒有現實力量可以依靠，便只好去依靠“心”，以佛學為歸宿。譚氏這條道路又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以後革命派中的許多人也是走的這條路。

在維新變法失敗後，高旭開始認識到清政府對內鎮壓人民革命運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的真實情況，並由此認識到維新派的本質，也更加深了他對譚嗣同學佛的認識。高旭的人生道路上出現“盲點”，無法抉擇之際，便以譚嗣同的進退之道作為立身之本，投身佛學，“參破菩提最上乘，忍逃世外學枯僧。”在非儒學領域尋找哲學文化思考的思想資源，尋求精神的慰藉：“無端非想非非想，咫尺之間即?冥。趺坐無言吾喪我，遊絲一縷繞諸星。”“眾生悉清淨，成佛無先後。凡夫自生惱，世界原污垢。”並自號慧雲、迦現等。

高旭並沒有什麼佛學專著和佛學理論。他對佛學的理解粗略地反映在他早期的一些詩文裏。他在《勸慈石叔父學佛》中表達了對佛學的嚮往和寄託：“究竟西來意何在，泥犁黑暗鬼煩冤。不教流轉死生海，盡許順隨解脱門。如是我聞我何得，盡諸法相法難言。為求妙道無厭倦，所恨生來是鈍根。”高旭入佛後，曾研讀過大乘空宗的《華嚴經》：“細讀《華嚴經》，始覺昔年誤。”“法界無邊際，華嚴我可鄉。”也受過淨土宗的影響：“淨土生依俗慮忘，是何功德不思量。”“眾生殊苦惱，淨土自莊嚴。”空宗將最高境界稱為不可用言語或概念描述、認識的，故謂之“空”。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們的認識甚至佛陀等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的關係，一種假借的概念或名相，而其本身並無獨立的實體或自性。高旭學習佛理，獨坐參悟，感到“一切都虛幻，去去不復道。”“是身無我為如雲，是身無人為如風。一切皆空且休説，眼耳鼻舌安所庸。”

這段參佛經歷確實對高旭以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在辛亥革命後的思想反覆與此有着很大關係。每當他處於思想迷茫狀態時，總是藉助打坐參禪來解脱自己，祛除心中的苦悶。如在袁世凱解散國會，稱帝登基後，高旭氣憤之餘，離京南下時，就重温舊課，以參禪來求得心靈的平靜：“閉户參禪心不動，中原豺虎任縱橫。”“讀破《楞嚴》靜閉門，只求無怨亦無恩。”而且這種佛學思想也深深影響了高旭的文學創作，他的參禪悟佛詩不僅一反追求革命、呼喚自由、反帝愛國的常態，轉而宣揚一種消極避世、清靜無為的思想，其藝術風格也由以往的激情澎湃、亢爽粗豪一變為哀怨纏綿、軟弱低沉：“腦筋心血絞全枯，我已年來倦世途。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濯足清流不世情，倦遊儂亦漸忘名。東華塵土消除盡，讀畫焚香遣此生。”他的詞作中也不免關於隱逸參禪等逃避現實思想的宣揚，過去充蕩胸中的那種慷慨激昂、悲壯蒼涼的感情亦是蕩然無存，有的只是消極無為、隨遇而安，表現出哀綿頹廢之風。如：“安能鬱郁常居住？去自蕭然，歸亦安便，且作移家葛稚川。人生到處堪留戀，琴寫籬邊，鳥和林間，只羨清閒不羨仙。”“此心空淨，近市塵囂殊未信。閉户深山，漫説晏嬰免俗難。每逢斜照，略有鄰家鵝鴨鬧。獨佔清風，抱膝高吟一畝宮。”但是高旭並不是一個能夠出世的人，他是以資產階級政治家兼思想家自居的，青年時期，在題詠《史記》中他寫道：“放出毫端五色霞，國民主義始萌芽。史公豈僅文章祖，政治家兼哲學家。”這正是他對自己的期許。在他的身上，負荷時代苦難的擔當精神和體會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識，本來是有些衝突的。因為宗教意識常在體會人生悲苦空虛之後，超越於人生之上，以解脱空苦。但高旭卻不能真正超越，反而，他太過濃摯的擔當精神，除了荷負時代的苦難之外，也同時要荷負人生的苦難。所以，宗教意識所體味的人生虛惑，不僅不能解脱他在現實世界的激切之情，還倒過來強化了他的擔當與負荷。以至於他的激切之情，從現實層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質。恰如梁啓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一樣，他們把佛學作為其政治理想的輔助工具來利用，援佛入儒，納佛學服務政治鬥爭。因此當時深受康梁變法影響的高旭，又把儒家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與佛學的“無我”思想統一了起來，反而鑄成了他奮發向上的人生觀。他很快返回到了現實社會：“放下屠刀佛便成，飛花繚繞總多情。眾生哀樂無如我，我亦眾生中一生。”“佛與眾生無以別，大千同是一微塵。菩提正果參成後，出世原來入世身。”“慈悲是淨土，忍辱是道場。三界惟一心，是非本無常。靜言天下事，淚下何淋浪。我蝨濕熱中，憂患安可忘。”

高旭的佛家思想，可以將與蘇軾作一比較觀。因為蘇軾的一生也是深受佛、儒思想的影響（當然也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既矛盾又統一，蘇軾的一生思想中，以儒家積極用世思想為主線，因為自始至終，蘇軾一直沒有放棄的是為官出仕實現他的政治抱負。而佛家思想只不過是他在政治上將儒家思想碰得頭破血流之時用來撫慰心靈的清風明月，這與高旭有相同之處。但蘇軾對於人生的豁達自適的態度，使其豪放之氣仍在。雖佛家思想本在消極，但東坡之術，恰能以消極顯積極，借佛家之柔，託儒家之剛，做到剛柔相濟。所以蘇軾對於人生的本質，比其他人要看得透徹，即使身處逆境之中，也能保持一種超然物外、隨遇而安的達觀胸懷，卻又始終不放棄對人生的熱愛，對美好事物追求的態度。但是這恰恰是高旭所難以達到的，他不能正確地面對和處理人生的掙扎，當其遇到人生的種種困境、絕境時，雖也想挽回頹勢，重新振作，但終究力有不逮，而對於佛學思想的粗淺理解也使得他無法悟透禪機，真正做到剛柔相濟，樂觀進取。從而限制了他對於人生的正確抉擇，便只能屢次反覆，愈發沉淪，或放任自己，隨波逐流，或參禪禮佛，消極避世，最終因身染曹錕“賄選”事件而被開除南社，無奈、寂寞地度過了他悲劇的晚年。

天梅公的詩作在清朝嚴酷統治下見諸上海各報刊。《讀譚壯飛先生傳感賦》“砍頭便砍頭，男兒保國休。無魂人盡死，有血我須流。”這是詩人讀了梁啓超所作《譚嗣同傳》後為譚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風亮節所激動而寫的充滿愛國激情的絕句。這首語言洗練、感情激越高亢的詩句，雖只寥寥二十字，詩人為國家興盛誓必流血奮鬥的愛國精神已是一覽無遺。1903 年8月23日《民國日報》所載：劍公《海上大風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終吱盡，日掀駭浪飛驚濤，兩重奴隸苦復苦，恨不滅此而食朝！揚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之屠寒發毛，以殺報殺未為過，復九世仇公義昭。堂堂大漢乾淨土，不許異種汗腥躁。還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掃穴傾其巢。做人牛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 …挑戰異類決雌雄，萬年福社慶同胞，鼕鼕法鼓震東海，橫跨中原崑崙高！”這首詩當時是因《蘇報》案而對章太炎、鄒容的歌頌和聲援，指斥清庭出賣主權，號召人民奮起與異類決一雌雄，創造一個嶄新世界。全詩長達八十二句，口誅筆伐，力敵萬鈞。讀之感人奮起，令人熱血沸騰，使更多有志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強烈氣氛中，他那種不惜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仁者之勇，能不使人肅然欽敬。

天梅公對民主自由無限嚮往，思盼美好社會早日到來，於1904年1月2 日在《政藝通報》上發表詩作：昨夜有好夢，疑假復疑真。夢入一樂國，景色煥然新。山水絕清妙，草木露精神。原矚相連接，秩然如萃鱗。行行村市間，仿若畫中人。目不睹鬥爭，耳不聞慨呻。共此大歡喜，吉日以良辰。遊戲公家園，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無富亦無貧。樂國在何許，思之淚沾巾。在梁啓超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之知理學説》宣稱與“共和”訣別時，天梅公立即在《警鐘日報》上發表詩作，目標明確地表示“醉倒共和”，與之針鋒相對：《漢劍<讀任公所作伯倫知理學説，提詩三章，即以寄贈>》奴隸重重失主權，從今先洗舊腥擅。復仇本以建新國，理論何曾不健全？意識原難盡相同，夕陽西下水流東。方針指定求前達，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樂敢嫌盡，醉倒共和卻未痴。君涕傍沱分別日，正餘情愛最濃時。1904年8月20日高公繼續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大漢紀念歌》《逐滿歌》《光復歌》等通俗歌謠。向民眾宣傳共和，號召民眾“鞭策睡獅起”。高天梅早在1901 年就有《喚國魂》一詩發表於《清議報》，翌年，受梁啓超“詩界革命”影響，作了《憂羣》《事存》《不肖》《俄皇彼得》《愛祖國歌》等詩篇，體現了他對“詩界革命”的看法和堅持的方向。其間又做了“以我為詩，不以詩縛我”的論述。當年他稱讚鄒容入獄“寧為自由死，不作馬牛生。”並聲言要“仗儀逐胡虜，正氣壯山川”。“筆舌哭過汗馬勞，偉人姓名全球標”。“要使民權大發達，獨立獨立呼聲囂。”並猛烈抨擊清政府的賣國媚外醜行。號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犧牲，浴血搏殺。在《愛祖國歌》詞中申稱“錦潮一定會來到，祖國一定要與歐美並駕齊驅。”

高天梅目睹內憂外患不斷加亞，切齒痛恨滿清政府專制腐敗與喪權辱國，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國強盛，建立民主新邦。為了進一步推動革命，他與其叔高燮（志攘、黃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張堰創立了“覺民社”，並出版《覺民》月刊（國際南社學會南社叢書1996 年刊印了《覺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為啓發國民覺悟，宣傳愛國主義，剖析局勢，號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敗，反對列強侵略，要求改造社會，謀求中國獨立富強。《覺民》在發刊詞中説：“試遊於歐美之鄉，吸自由之空氣，撞獨立之警鐘，吊華盛頓克林威爾與主瑪志尼加富爾諸英雄，莫不豪興勃勃。又試遊於印埃之故墟，則但見恆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聳，以及尼羅河、金字塔之空存，則不禁索性思返，發《黍離》《麥秀》之悲。”將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擴張和清政府賣國造成的民族危機揭示出來，警醒國人。《覺民》月刊創刊於1903 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顧靈石、鬱脱羈、黃節、陳家鼎、包天笑、馬君武、馬一浮、高君平、劉師培一等人。覺民社的建立，實則是當年革命行動的先導，為創建南社，推動革命作出了組織人才的準備。1904 年高天梅出入《警鐘日報》與陳去病、劉詩培、林白水等人訂交，以“漢劍”筆名連續發表反清革命詩歌，他針對梁啓超君主共和謬論，呼號“洗舊腥擅”“建新國”。《中國八大奴隸歌》稱康、梁為第七第八號奴隸，譏之為“進退失據空仿徨”巫力反對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徹底革命。

高天梅為了尋找革命真理聯合革命志士旋即離家東渡日本留學。1905 年初與宋教仁訂交，成為革命密友，是年創刊了《醒獅》雜誌以促進國勢之變化（封面獅吼圖由李叔同設計繪製）。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出刊前，《醒獅》被認為是最具有批判鋒芒和戰鬥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 年7 月份孫中山先生由歐洲抵日本，高天梅參與了和黃興等人的會見，籌組中國同盟會，是同盟會中第一位上海籍會員，8月份中國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時被推為江蘇省主盟人。（其時上海分會已併入江蘇）當年12 月中國留學生以反對日本政府文部省《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罷學歸國，高天梅受命任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部長。當年懷着一枚“孫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參與組織中國公學，後另行創立健行公學以吸收有志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公學後面夏聽渠住宅中建立同盟會秘密機關，經常舉舉行江蘇省和上海地區同盟會員秘密會議。榜其門為“夏寓”以作掩護。當時健行公學成為上海革命活動中心，革命同志皆行止於此，故有第二愛國學社之稱。柳亞盧（亞子）入健行公學任國文教員，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紹其入同盟會，並共同主辦革命刊物《復報》，由高拖請同盟會發起人之一田桐在東京印刷，寄回上海發行，成為中國同盟會《民報》的側翼宣傳報，該報大聲疾呼，揮淚泣血以鼓吹革命，被視為國內出版物之最強音。高天梅積極發展組織，1906 年1、2 月份即以主盟人身份介紹吳濤、朱鐵俠、朱梁任、夏聽渠、莊正貴、錢醒之等加入同盟會。7月20日孫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黃浦江，召高天梅至輪上會見，高與朱少屏、陳陶遺、柳亞盧共赴，對革命事宜有所策劃。評者以為高天梅既是革命宣傳家，又是個革命實幹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業中與中國公學之馬君武、傅君劍，湘學社之甯調元、陳漢元，暴城學社之秋瑾，陳伯平等建立了革命聯絡，往來日趨密切。其時上海革命活動出現了一個高潮，中心就是健行公學。是年末因革命黨人楊卓林被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公學為革命機關，主持人高天梅是革命黨，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被迫關閉。在此期間，為了激勵民心，天梅公託名石達開，創作了《石達開遺詩》《哭天王被難》等詩歌二十首，一時洛陽紙貴，起到了振聾發饋將革命車輪迅速推向前進的歷史作用。當時有一大批愛國主義人士，一大批熱血青年受到這些詩句的激勵，拋頭顱，灑熱血，踴躍投身於革命行列。《石達開遺詩》被視為與《正氣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明末遺民錄》《清秘史》並列的珍貴遺作。論者謂這些充滿革命家豪情的革命史詩，能把人帶到當時鬥爭環境中去，無論在當年還是後來都是不多見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阿英同志評《石達開遺詩》是辛亥革命以來最傑出的一部詩集。據現代學者郭長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學日本時寫的《學術改革之概論》縱覽四千年中國歷史、哲學、文化與思想的分化、演進，特別是對外來思想的接納與融合，都有很透闢的論述。不僅觀點正確，而且充滿了辯證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書》（五）和姚嫣雛《論孔學書》提出孔子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要早五六年，應該引起今日學術界之注意。

“夏寓”關閉，天梅只得返回家居。雖曰家居，實質上是同盟會江蘇分會作了戰略轉移。那年高氏在家鄉金山張堰東南隅飛龍橋畔的萬梅花廬剛好落成，萬梅花廬一水迴環，隔岸即是廣裹田疇，一批革命志士相繼穿梭，往來策劃，比之上海市內反而安妥得多，對革命行動反較有利。天梅公在戰鬥陣地轉移後，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斷執筆投槍，激情不減。健行公學雖被迫停辦，他在張堰鎮上又辦起了一所留溪欽明女校，提倡女權，引導女性邁向社會，投入革命。其責志可從開學典禮歌詞中得到充分體現：光明開朗，女權一線有希望。批茶釋奴，羅蘭救國，取著好榜樣。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無量。黃龍旗下，皆大歡喜，拍手鼓掌。祝他日，國花異采騰千丈。欽明女校業績卓著，時至今日，仍為家鄉父老鄉親所津津樂道。

高旭，系近代革命詩壇鉅子，在晚清光宣年間，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毅然以“椽筆扶大廈，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氣概，反對“吟花弄鳥啼熄蛤”的無聊詩文，提倡“我説為文者，斷勿肖其祖；我説為子者，斷勿肖其父”，“新詩得意挾風雷”，為“詩壇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軍之旗”的主張清掃道路，從而奏響了讓文學“作為海內文學革命之導師”的樂章。

高旭以心靈深處積澱着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寫下了大量風格豪邁，筆力縱橫的愛國主義詩作，在晚清詩壇上結出了一束束輝煌絢麗的奇葩。這些瑰麗花叢，頓時化作一把把寒光閃閃的利劍，直刺清朝兇殘統治者的心臟。直到如今，國門內外，若美洲紐約華文報刊、香港諸多報章雜誌以及台灣省所出版的各種詩話詩刊，對高天梅的詩作，率皆獎贊有加，推崇備至：“慷慨雄放，意氣風發”，“允為同盟會革命詩人之首席”。（台灣《詩潮》 第三集第88頁編者評論）。天梅公生前所撰詩詞集錄留存者達二千餘首，崢嶸之筆，卓爾不羣。如獅吼、若虎嘯、類龍吟。他的苦心孤詣，在重要的歷史時刻，起到了振聾發贛，推動歷史車輪向前的積極效果。“文學在高旭手裏確可掀風造雷，充分發揮其政治功能。”這是今日學者對他的革命文學的美好評價。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詩歌，衝破了正統的舊詩格律，論者以為高詩長短句變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長句竟達23 言，交雜錯綜，句式篇式均極奇特，實可稱之為新詩之先驅。陳玉剛著《中國文學通史》把高旭的詩特列入“現代文學”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學”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新中國成立後，各種詩選、辭書對高天梅愛國主義的作品，持肯定態度。1963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俠士行》《盼捷》《元旦》《愛祖國歌》《自題未濟廬詩集》等達十首。前介語説：“高旭的創作與他的革命活動緊密聯繫着，他稱自己的詩是‘覺世書’，想用它，‘激起黃民熱血濡’。…… 高詩有兩種風格，抒發壯志，鼓吹革命的詩，抒情、説理交融一體，氣勢澎湃，富有鼓動性；慨嘆革命的挫折和祖國的危亡的詩，則沉鬱悲涼，感傷氣氛很濃。屈原、杜甫、龔自珍對他的影響較大。”詩選前言中還説：“陳去病，奔走南北，從事革命活動。詩亦悲歌慷慨，表現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舊格律的束縛較深，缺乏蓬勃的生動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統治的革命精神表現得比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別憤慨正統詩壇的‘偽朝偽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風。他能夠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詩歌，鼓動革命。這在南社人中是比較突出的。他的詩潮熱情奔放，表現了對革命的迫切希望。”

1999 年3 月20日台灣《世界論壇報》刊載一篇題為《清末革命文學的主要詩人高旭》謂：“天梅詩慷慨雄放，善作長篇古風，意氣豪邁，句法奇特，有強烈的革命氣概，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於1919 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風潮起放歌》 《路亡國亡歌》等均為長篇巨裂，有吞吐風雲之概，而形成極參差變化之能事，讀之令人血氣翻騰，實允為辛亥革命詩之首席。稱他為“在文學史上掀起了全國性革命文學風潮而形成為在新文學興起前中國傳統文學的最後高峯的主要代表人。”

無端閶闔起雄風，浩蕩吟魂叩帝宮。酣夢百年天醉醒，驚濤八月浙西東。

寒蛩啼雨愁邊白，病葉經霜血樣紅。攜得驚人詩句在，只宜高唱兩高峯。

【寄亞盧】

蒼狗看雲事莫論，百無聊賴倒空樽。傷心薇蕨西山盡，幾輩衣冠南渡存。

衰草紅鵑亡國淚，悽風黃蝶未歸魂。君真知我應能諒，事有難言且閉門！

新朝甲子舊神州，老子心期算略酬。搖筆動關天下計，傾樽常抱古人憂。

劇憐肝膽存屠狗，失笑衣冠盡沐猴。滿地江湖容放浪，明期待釣弄扁舟。

【盼捷】

龍蛹虎踞鬧英雄，似聽登台唱大風。

炸彈光中覓天國，頭顱飛舞血流紅。

【代石達開撰入劍門】

拋撇妻孥戴覆盆，含冤難復叩天□。

寶刀駿馬休輸卻，好領雄師入劍門

【代石達開撰 寶劍】

牀頭忽起老龍吟，鬱郁書生殺賊心，

已到窮途猶結客，風塵相贈值幹金。

【代石達開撰馬上口占】

蒼天意茫茫，羣生何太苦！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

惜哉無舟楫，浮雲西北顧。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

1907 年4 月高天梅結集了陳去病、劉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訪蘇州張東陽祠，8月天梅又與陳、劉、朱以及鄧實、黃節、柳亞子等18人結為神交社，此為南社成立之先聲。1908 年1 月高天梅又與陳去病、柳亞子、沈道非、劉詩培集會，高在《次佩忍無畏韻》中有“儘教黃種遭奇劫，端為蒼生賦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機，必須奮力用筆作戰。3 月7日上海《神州日報》刊出了高天梅題為《丁未12 月9 日國光雅集寫真題兩絕句》詩云：傷心幾復風流盡，忽忽於茲二百年。記取歲寒松柏操，後賢豈必遜前賢。餘子文章成畫餅，習齋學派斷堪師。荒江歲暮猶相見，衰柳殘陽又一時。全詩表達了國人要以後人超前人的毅力繼承幾社、復社傳統再須努力前進。稍後高天梅將以前的5 人集會擴展為H 人，那時南社的名字已經定了下來。

2001 年10 月在金山參加《辛亥革命與南社》會議的全國各地的知名學者、專家，都去瞻仰了萬梅花廬故地，可惜原貌已經全失，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兩株桂花，雖然樹齡已有150 年，正值花發，金光燦燦，香溢晴空。當時建築，蕩然無存，所幸前牆及“萬梅花廬”門額尚在，同仁競相攝影，以志留念。1909 年陳陶遺出獄，會同柳亞子到張堰萬梅花廬訪見高天梅三人相見，痛飲三日，無日不酒，無日不詩，相與拍板南社成立的一應準備工作，約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亞子寫社例定社事；陳去病擬啓事以資召集，此次萬梅花廬的三人相會，就建立南社落實了所有具體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 年10 月17 日高天梅的《南社啓》在上海《民籲報》上發表，呼喚國魂歸來，撲滿復漢，躍然在目。南社終於在11月13 日沿着前年高天梅等5人吳門之遊的路線，出閻門、買舟山塘，過五人墓，上虎丘，止於張東陽祠正式成立。其時高天梅的行動己被清庭嚴密監視，為顧及集會安全，他不得不避開南社成立大會，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劍芒《 我所知道的南社》 中説“1909 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雖是最早的發起人之一，但在當時他的聲名確比去病亞子為大，為了避免清政府偵伺，就使他不能參加。”南社的建立為“通過文學來開民智、救民德、換民心、振民氣”創出一條嶄新的道路。南社當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羅括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教育家、新聞出版家多達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會會員，為輔翼辛亥革命，起到了舉足輕重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後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各種報刊發行之多，執全國之牛耳，筆政率多由南社社員主持，所有報刊雜誌，無不成為南社的統一局面，後來人們驚歎“今日國民黨在南京建立的國民政府，乃是陳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陳英士亦是南社社員，黃克強、姚雨平等叱吒風雲人物，亦皆藉隸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後一個時期五院院長、中央黨部秘書長，全部由南社社員充任。柳亞子有句稱揚語：“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