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支

幼讀私塾，後考入鄉庠。陝西高等學堂畢業，例獎拔貢。清宣統三年(1911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同年10月西安起義成功後在秦隴復漢軍政府總務府充任鑄印官，1912年7月改委督署秘書廳一等撰鑄兼編輯員，12月又任全國讀音統一會陝西代表，參加制定“注音字母”討論時，理服羣雄，終於爭得“萬母存其音”。1913年8月任陝西省模範巡行宣講團團長，1916年2月復充省公立模範通俗教育演講所所長，5月兼陝西省圖書館館長。這一年，他以“有功社會教育”，先獲二等金色嘉祥章；又以“辦事精敏，成績卓著”，獲五等嘉禾獎章；120年再晉四等嘉禾獎章。以後去京、津、滬、杭購買圖書，易俗社的《二十四史》等書，亦由高順道代購。自1920年到1960年，曾在多所中學、師範、職業訓練所任國語、國音、算術教員。

高在從事教育的同時，於1912年7月與李桐軒、孫仁玉、楊西堂、薛卜五、範紫東、王伯明等，以振興西北文化、提倡西北實業、移風易俗、輔助社會教育為宗旨，創辦了陝西易俗學伶社。此後數十年，他熱心於戲劇事業，把戲劇事業當做社會教育的重要手段，辛勤耕耘，樂此不疲。他在自述中説：“社會教育刻不容緩。又須知所學技藝，即是化妝講演，所負責任，即是改良社會。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時間無停止，革命無停止；社會無停止，易俗無停止。任大責重，來日方長。”他一生編寫了5 4個劇本，其中的大本戲，在易俗社的編劇史上首推始元，《陝西易俗社第三次報告書》中有本社“長本戲之編，高培支《鴛鴦劍》始。其為戲也，善以積複雜之事實，錯綜變化，似將合而復離，意欲完而未盡，再接再厲，層出不窮。評戲者有‘長江大河，波瀾壯闊’之譽”。其所編優秀劇目，可推《奪錦樓》。該劇立意為“勸忠實戒輕浮”，戲中除提倡婚姻自主、愛情堅貞外，還貫穿了忠奸鬥爭、愛國主義。詞中有：“明知豺狼卧當道，豈為五斗米折腰”；“豺狼當道無公理，奴才也來把人欺”。這齣戲至今仍演紅於易俗社舞台上，各秦腔團多有效演，越劇、豫劇相繼移植，還搬上了電視熒屏。另一出《人月圓》，立意戒煙、戒賭、戒嫖。一演出，就收到社會效益：浪子觀劇後戒煙、戒賭，從妓院回了家，其父母、妻子攜子偕夫，提上點心到易俗社感謝對其子、其夫、其人的教育，真是起到了“革命即易俗，易俗即革命”的效果。還有《亡國影》《紈袴鏡》《尖頭棒》《談星》《今債熱》《宦海潮》《鴉片戰爭》《俠鳳奇緣》《崖山淚》《端陽苦樂記》《二郎廟》《暖玉佩》等劇目，都是寓意戒賭、戒嫖，反對外寇入侵，提倡科學民主，喚起民族誌氣的佳作。

高從1922年起，先後三次主持易俗社社務，歷經1926年“圍城”、1929年年饉和八年抗日戰爭的困難歲月。他還在社長任期外任過該社評議長、教務主任、社務主任、劇務主任、編輯主任等職。他把劇社當學校辦，除抓學生的技術專業外，對文化課亦抓得甚緊，要求甚嚴，就是在防日機空襲、疏散到城南觀音廟村，在土壕、樹蔭下，還按時按節上課，排演抗日新戲。期間，他還創辦了文史進修班，提高演職人員文、史、詩、韻知識。他以勤、儉、潔、整四字為社訓，考核操行，培養美育，並實行民主管理，後台、食堂、教練、教員、財務、繕寫、外交、票務、場務，都讓演員兼任，鍛鍊學生管理才能，又避免人浮於事，保證業務實體的堅固。

1938年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西安，租易俗社劇場宣傳抗日救亡。高讓減收租場費，還派人排戲、幫演、贈戲劇行頭衣裝，頗盡其力。1949年西安解放後，高仍任易俗社副社長，同時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省、市政協委員、文聯委員、劇目修審會委員。1950年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時，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此後，他勤奮閲讀革命書籍，戴着老花鏡再加放大鏡，精讀、細讀，加“點”、畫“圈”，以標文義重要。他以“永不退惰”為座右銘，繼續實踐自己“革命無停止”、“易俗無停止”的誓言。1960年1月3日逝世。

他經歷了清末、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代。幼讀私塾，後考入鄉庠（音xiang，即學校），系清優增生。陝西高等學堂畢業後，例獎拔貢。辛亥十月，在都督張風翽總務府充任鑄印官。一九一二年七月，改委都督秘書廳一等撰鑄兼編輯員，十二月委充教育部讀音統一會陝西代表。一九一三年六月注音字母製成，八月被委陝西省設模範巡行宣講團長。一九一四年以有功社會教育，教育總長獎給二等金色嘉禾章，十月以辦事精敏、成績卓著，受巡按使請獎五等嘉禾章。一九一六年二月講演機關更訂名稱覆被委克省公立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長，五月被省長陳樹藩(伯生)委兼陝西省圖書館長。一九二0年受教育廳長請晉四等嘉禾章。一九二—年呈辭講演所長職，復經教育所長聘充教育諮議並參與教育行政會議兩次，並給獎章兩枚。一九二二年奉令赴京、律、滬、杭購買圖書，十二月運書回陝。一九二三年委充省府諮議。一九二四年又被委充省署參議。一九二七年奉駐陝總部令將圖書館移交教育廳接管，覆被教育廳委充教育廳諮議。一九一二年創辦秦中公報。自一九二0年起歷任各中學、師範學校的國語、國音、算術教員直至解放，一九六0年逝世。

高先生由於有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於一九一二年七月—日和李良材(桐萱)、孫瑗(仁玉)、楊銘源(西堂)、薛其昌(卜五)、王兆離(伯明)、範凝之(紫東)等以振興西北文化，提倡西北實業，移風易俗，輔助社會教育為宗旨，以翰墨生活，負移風易俗之責任，寓宣傳教育於戲曲編輯工作。數十年來，屢經顛簸挫折，他堅信自己選定的翰墨生涯是有益於改良社會、輔助社會教育的革命事業，如他自述中有：“社會教育刻不容緩，又須知所學技藝，即是化妝講演，所負責任，即是改良社會，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時間無停止，革命無停止，社會無停止，易俗元停止，任大責重，來日方長……”經過幾十個春秋，證明了高先生是個言實志堅的民主改革者，據有關記載，他一生中編寫了五十四個劇目(折戲二十九個，本戲二十五個)。他所編的大本戲，在易俗社的編戲史上，首推始元，據查《陝西易俗社第三次報告書》中有這段記載：“本社開幕，李桐萱、王伯明皆有本戲，然篇幅皆不甚長，長本戲之編，自培支之《鴛鴦劍》始。其為戲也，善以積複雜之事實，錯綜變化，似將合而復離，意欲完而未盡，再接再厲，層出不窮。評戲者有：‘長江大河，波瀾壯闊’之譽。”

他編撰的劇本主題內容多寓有扶弱反暴、申張正義之意和對舊時代腐敗黑暗的揭露。如他描寫的張巡餓守孤城、至死不屈；徐翰珊：“只要能做得意事，那怕馬上革了職”；“明知豺狼卧當道，誰為五斗米折腰”；“豺狼當道無公理，奴才也來把人欺”；“有錢買的鬼推磨，生就沒臉又沒血”。他給劇中人物取名字，均寓影射之意：如給兇惡害民的角色命名為“陳澤民”(即民賊)；“萬萼”(即萬惡)；如給仗勢欺人的奴才起名“流舔”、“劉升”(即迎奉柏馬)、“白耀蓮”(即不要臉)。在劇本結構上嚴謹，詞句韻撤規格。由於他研究文字、音韻學，造詣甚深，對平仄抑揚、引經據典、造句用語上均有考究，而且有地方特色，譜腔容易，演唱順暢，觀眾聽後有“文學享受、增進知識”之反映，當然也有標籤化之弊。

對他所編五十四個劇目，不一一筆述，僅就他的代表作談談他的作品的時代進步作用。

《奪錦樓》立意是“勸忠實戒輕浮”。劇本內容寫了漁翁錢小江和其妻鞭氏生二女，皆才高貌美。父母對其選配上各持己見，選配了四男，皆才劣相醜，二女不願，涉訟於江夏縣知縣徐翰珊處。徐主持正義，以出題考試的辦法，使二女選上了才佳貌俊的梅玉鑑、柳子俊二生為配。不料因此招惹了奸相萬萼之子萬花樓暗矚上憲，將翰珊革職發配，並暗示惡差途中殺害，幸遇救未死。徐為錢家二女選定的梅、柳二婿，均應試得中，梅生堅守媒約娶了錢大小姐。柳生見新忘舊，攀高結貴，卑求萬相為婿，故給錢二小姐修書悔婚。那料奸相遭貶，萬女驚逃，婚罷望空。柳生又肆賴向錢女重戀舊好，經眾斥認梅，柳、錢破鏡重圓。該劇提倡婚姻自主、愛情堅貞；同時對趨炎附勢、見新忘舊、藉勢欺善者予以鞭笞。

《二郎廟》立意為‘戒淫破迷信“。劇本描寫了沈蘭芳貌美，幼和表兄趙燕如相愛，不幸趙的父母去世，家產蕩然，沈母貪財背約，乃將蘭芳許於貌醜的許次仁，蘭芳不願，婚後裝瘋，聲稱她系二郎神之妻，被人污佔。進而謀殺次仁，將頭掛在二郎廟壁上並篩塵蓋地，復鎖廟門，偽為二郎殺人。縣官主觀誤判。次仁的學友李雨人不信鬼神，重偵察，助官破案，案情大白，縣宮以女許雨人，並薦雨人於撫院文案。該劇有宣揚重事實、重調查研究，破迷信、反宿命之進步意義。

《亡國影》描寫了張學良之妹於日寇佔領東北之際，倉皇逃入關內。途中備受苦辛，並親眼看見人民痛罵當政者。因在山海關，身着逃難破衣，攝影一張，以期鼓勵人心。並在相片背面，作歌一首，激勸其兄張學良，望其出兵抗日，收復東北三省，以雪亡國之恥。作者寫這個劇，可謂有膽有識。劇中指的“當政者”，顯然乃指獨夫民賊蔣介石，足見高的劇作思想以及擁護抗日、反對投降的時代精神。

還有他創作的《紈絝鏡》《人月圓》《談星》《當頭棒》《公債熱》《宦海潮》《鴉片戰紀》《俠風奇緣》《崖山淚》《端陽苦樂記》等劇目，通過歷史、現代題材，表彰了熱愛祖國、抵禦外寇和戒淫、戒賭、戒煙、煥發民族誌氣、提倡科學、啓迪民智、移風易俗之教育作用。可貴者，高先生從歷史到現代，從家庭到社會，從官場到村野，從機關到學校，各個領域，廣開創作思路，蒐集題材，編寫劇目，寓教育於戲曲之中。據當時演出者回憶，這些劇目，尤其《人月圓》《紈絝鏡》二劇，演出後，收到了深刻的社會教益。出現了父攜子、妻陪夫到劇社感謝劇本對他們的教育，戒了煙、戒了賭、戒了嫖，改邪歸正，促進了家庭的團聚和睦。如此強烈而現實的戲曲社會效果，使作者的“革命即易俗，易俗即革命”的夙願得償！

從高培支先生的經歷看，除了少年在清朝時代讀書外，自辛亥革命以來就走出學校，參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一生雖任職不少，經履錯綜，但職業且極單純，即是竭盡着翰墨之責。在這許多頻繁的任職中，索資極少，均過着清貧的生活，“逐陸”(陸建章)後，任職純居於盡義務，不支薪金，每月還要例扣伙食費三元。一九二六年“西安圍城”，油渣一塊尚值三十元，但仍系三元伙食標準，其飯菜之差，可想而知。但他性愛買書，有暇輒到各書局，見有新書，即買書送館，館員見書即蓋公章、登記，結果，書成公物、價成私債。因為各書局熟悉經費狀況，認個人不認機關，所以公款化為私債，賠累不堪。呈懇多次，總以“經費稍裕、再行核發”一直遲到一九三四年邵力子主陝工作時，聞知其事，方令補發。當時他已轉任各中學、師範學校的國音、國文、文字學教職八年餘，補發之資除陸續歸結舊帳外，餘數則存商號，不敢動用，以為可藉以養老。無奈貨幣變更：一改法幣、二改關金券、三改金元券，所積的舌粳薄資亦化為烏有。清貧生活復加在身，無法解脱。他性憨不阿，清廉正直。據查，一篇資料上記着二段與他賜官不做的事實，一是張鳳翽任民政廳長時，張對高言：“目下縣知事急需人，爾自審熟悉某縣情況，當以委爾。”高答：“一怕軍人，二怕土匪”，堅辭不願，座中大員皆驚。南雪亭並責問：“此等優待，他人求之不得，何故不願？”答曰：“我若干，縣長們右手向老百姓要錢，左手交給‘肩槍’的(即軍隊)，良心弗忍也。”二是邵力子主陝時，他因曾從邵學法文和《西洋史》之誼，拜邵，邵垂問近況？答以教書。問：“忙否”？答：“忙其”，聞者皆斥笑高太固執，何不言“賦閒”，尚可得“拔擢”。他再見邵時，再次表明態度：‘科長、秘書幹不了，科員以下不願幹，縣長、税收莫説要鋪保，即聘請亦不幹？現以教書為生，若能領到鐘點費，即感激莫名。”言畢辭退，舉座大驚，邵亦動容，親送出廳。僅此二例，足以説明他耿耿一生，不阿諛覓權，真是避污世而不染， 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桃源五柳啊。

“改良社會，提高人格，移風易俗”，這是高培支先生在易格社第七期學生戲曲畢業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他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為了實現易俗社宗旨，他不僅竭盡全力在編輯戲曲劇本上成績卓著，同時在撰擬劇社的《章程》、《制度》、各項《管理條款》以及考察勤惰、食宿排練上均多費筆墨，用心良苦。他還樂觀的自勉：“此悟皆之所以悟皆也”。

易俗社在舊時代渡過了三十六個寒署。高培支就先後擔任了三屆社長，歷時十四年之久，佔易俗社歷程三分之一多，不在社長任內時，還擔任了劇務主任、社務主任、教育主任、營業主任、編輯。而且每屆任職均是時局危難、社況艱苦的歲月，如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0年一月被選為易俗社第四任社長，當時是軍閥混戰、封建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社中營業不振，債台高築。就在這種境況下，易俗社分居東西兩處(東：武廟街，漢二黃宜春園舊址；西：鹽店街，八旗會館舊址)。為了集中居住，利於管束，修築東社，超過預算，引咎辭職。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十月又被選為易俗社第七任社長，當時演戲退化己極，入不敷出，學生管理混亂，個別心懷野心的學生暗裏開會，妄圖推倒社長，拉班出走。高培支有鑑於此，以果斷的手段開除了犯規學生閻寶華、何注易，社風為之一肅。往日極平常之戲曲亦加倍收入，危局暫過，人心安定。但因甲班由漢口返陝，高與甲班有矛盾，主動辭職。一九三八午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高又被推選為易俗社第十一任社長，這個時代正是八年抗戰的艱難時期，日寇得隴望蜀，佔了東北又妄圖滅亡中國，國內又有抗戰與不抗戰的矛盾，國民黨搞摩擦，內優外患，人心惶恐。易俗社學生中的班次鬥爭與宗派鬥爭交織進行，日甚一日。出於鬥爭的結果，社長鬍文欽和訓育主任封至模被選掉，高培支又出任社長。這是高培支任職最長的一次，歷時八年之久。這八年裏是易俗社從各個方面荒廢之年，由於抗戰抓兵，日機夜襲轟炸，為了生命安全，學生背饃疏散，嚴格的社紀，從此廢弛。開始還可堅持演出，後來就實行了月明之夜停演。有時白天、晚上正演出突然警報一鳴，演員來不及卸裝，就進防空洞。記得那時晚報上登有笑話：“宋朝人在民國跑警報”。寫到這裏，想到高先生有一受誣之事：有一天夜裏，日機臨空，漢奸亂放綠、紅色信號彈，為敵機示明轟炸日標。憲兵搜查漢奸，來社亂喊亂跑，高聞嚎聲，從房走出，聲嚴厲色的問“誰”？憲兵把高當成漢奸，旁人説：“這是社長。”憲兵不信，要搜身，搜出了看書的放大鏡。憲兵説這是漢奸用的“反射鏡”，誣高為漢奸，立即要逮回盤問，幸被外交姚應春具結，茶房楊福治代為受捕。事後，高長嘆説：“荒亂年間，秀才遇見兵，有理説不清，我一生最怕兵喲！”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尚且不保，誰還想到發展藝術？易俗社亦不例外，初期號召在花園自己為自己挖防空洞，後來日機一日數炸，除丟炸彈外，還丟石條，社東外邊平房和臨街樓被炸，花園又丟了四條青石，城裏無法待，就每早發十個度饃各自出城琉散，晚上回社演出。高社長感到這樣荒廢學業和學藝，就採取了城外選點，集體疏散的辦法，早上背十個饃，趕九時齊集到距城十五里的東南鄉觀音廟村。在那裏租了社友吳端林幾問破房、舊窯，炊事員炒菜、熬稀飯，一日二餐，照常按表作息。練功排戲，上文化課。沒有排練場，就在露天樹蔭下排練；沒有教室，就在土壕上課，土塊當坐獎，“土坯”作黑板。午休時教練和年長者在房間、窯洞裏，學生就在樹蔭下土地上休息。高先生雖然年已六旬，和大家一樣早出晚歸，往返步行三十華里。去後照樣為學生講話；督促排練。就這樣堅持了七年之久。高先生就是在這種艱苦環境下，還不使戲曲、文化荒廢，每月照出新戲曲。那時還排了大量反映抗日內容的所謂歷史(靠、蟒)裝扮，現實題材的戲。如《湖北大捷》《長江會戰》《血戰永濟》《蘆溝橋》《東望樓》《金手錶》等。現代人聽起來，穿上靠蟒、繪上面譜演抗日題材，用長矛短刀對打當現代戰爭的舊瓶裝新酒的藝術處理，真是笑話。但當時觀眾既能接受，還真的起到了激發民族抗日熱忱的宣傳作用。在學生的文化課程上，照常學完，履行考試畢業。

雖然在戲曲、文化上這樣做了，但是經濟景況日日下降，最困難時，發四分之一的薪金。學生尚可，成年有家的演員，薪簿難混，就不得不白天沿街小賣瓜果、麪食，晚上照常演出。就這梯堅持到抗日勝利。

高常説：“易俗社不同於其他戲園子”，“吾社管理學生難於學校萬倍”。社會上也流傳着：“要想惹氣，領一班戲”。高先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堅信自己的翰墨必然能輔助社會教育，移風易俗。在他歷任社長期內除了抓緊學生的文化教育外，就是抓各種管理制度。

高培支先生制定的社訓，不僅約束學生員工，自己亦身體力行。他一生是勤懇的一生，他在易俗社是義務兼職，僅收二十元車費。他的正式職業是教書，任各學校的國文、國音、歷史、算術等課程。但他每早是第一個進社門，有人問：“高先生來的這麼早？”答：“因為我住的遠！”早晨來社先閲收支賬、派演出出節目、記演出日誌。然後步行到後宰門女中、北大街師技訓練所按點上課。晚上再來社處理社務，直到戲完(十二時許)才步行到柏樹林家中就寢。

高先生一生是布衣粗襪，清淡飯食。幾十年就穿着一件陳舊的黃黑線交織的毛大衣，吃飯和學生一樣，從不另做。辦公用紙，經常利用廢紙翻寫，扯下的日曆頁做便箋。對學生常講“笑垢甲不笑補釘”。他很關心學生的病，有病就讓到社約公報的“萬全堂”、“濟盛福”或紅十字會醫院抓藥就診，有時自己還給學生患瘡上敷藥。他堅持食堂、教室、後台輪派值周生，要求：“放物有定向，不可胡亂放，既從取處取，須向取處放”。學生宿舍每室四人四牀，一架格，一桌二凳，門左側有白脾上寫住房人名。食堂二十五張紅方桌，一桌八人，上掛一紅脾，寫八人名字，師生同堂進食。花園種的果樹花木，定名掛牌，專人負責澆灌護養，果子成熟，上交分食，不得私攀偷食。學生入社發給內外冬夏服，被、褥、鞋、襪，出外洗澡、參觀、演出，必須整隊前往，不得散兵遊勇。他賞罰分明，月半月底有功賞、有過罰。正是這樣社訓明確、社規嚴明，回顧當時的易俗社：“板竹絲絃齊鳴，朗朗的讀書、練白聲”，只要你一跨進大門就有一個戲曲學校的景象。高先生員反對把劇社辦成“清晨如古寺”般的清靜寂沉。他認為那將失掉戲曲團體的持點。高先生堪稱得一個卓越的劇作家和有經驗的劇社管理、組織者。 ^[1] 

歷經百年滄桑的碑林區興隆巷42號“高家大院”，是西安市保護最完整的民居院落之一，是省市兩級文物保護單位。

高家大院是高培支先生生前的舊居，建於清代中葉，保留了古樸、傳統的民居建築風格。 宅院坐南朝北，佔地九分，南北長50米，東西寬12米，建築佈局為三開間兩進院。街房、廂房、過廳、二門、上房一應俱全。大門為生漆木門，拴馬樁立於門側。兩個門墩上的浮雕是麒麟蝙蝠梅花鹿等吉祥動物。過廳的房門上刻有牡丹、梅花、寶劍、方鼎；上房的門上則為“梅蘭竹菊”四君子。 ^[2]  房上虎頭瓦當、院內雕花門窗……二門及其偏門上的磚雕更是精美異常，整個大院古韻四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家大院的門樓磚雕及房屋的木質構件刻花精細，具有典型的地方建築裝飾藝術風格。該院落從房屋結構及室內傢俱陳設都完整地保留下來，這樣完整的院落如今在西安已很難見到。

高培支故居(11張)

這裏曾拍攝過十餘部影視劇，如《激情人生》《西安事變》《女囚》等。

高家大院（高培支舊居）交通

乘坐公交706、707在“南院門”站下，步行可到。

周邊景點：

陝西曆史博物館　 碑林博物館　 西安明城牆　 大雁塔·大慈恩寺　 北院門（回民街）　 鐘樓

餐館：

順峯山莊(南二環店)　 王朝軒(互助路店)　 COLABO意大利餐廳　 龍鳳祺正大岐山面　 鼎記酒樓　 黑山羊

酒店：

西安潤佳快捷酒店（環城北路店）　 西安永寧宮大酒店　 西安西荷豐潤大酒店　 西安商務賓館　 西安德桂園大酒店　 西安南稍門速8酒店

自駕車路線： 西安市——鳳城八路——未央路——鐘鼓樓——北院門

公共交通： 707路 32路 706路 4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