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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元貴
鎖定
高元貴，男，漢族，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的地質教育家。
1908年3月出生於山東省鄒平縣。1936年中國大學肄業，是“一二•九”運動中國大學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歷任山東省冠縣縣委民運部長，魯西北地委民運部長，魯西區黨委民運部副部長，冀魯豫邊區抗日救國聯合總會主任，冀南區黨委民運部長兼財委副主任、行署副主任，武漢物資接管處處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原臨時政府工業部副部長，中南財委秘書長兼統計局副局長，中南建築工程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中央建築工業部蘭州總公司經理兼黨委副書記，北京地質學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湖北地質學院、武漢地質學院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國家地質總局顧問，地質部顧問。1983年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離休。199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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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高元貴
- 出生日期
- 1908年3月
- 逝世日期
- 1993年2月21日
- 出生地
- 山東鄒平
人物生平
深入工農，抗日救國傳佳話
1908年，高元貴出生于山東省鄒平縣，幼年和母親在農村生活。小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金陵中學，正值國家時局動盪，他不但學習勤奮，而且十分關心國事。後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接觸到一些進步報刊，不僅為那針砭時弊的文章深深吸引，更為共產主義思想的真理和正義激奮不已，致力於救國救民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萌發。之後，他積極投身革命活動，主編共產黨地下活動刊物，秘密售賣上海寄來的進步書籍，組織學生進行罷課鬥爭。
1928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北方工作的指示，高元貴受共青團山東省委派遣，秘密到淄博礦區負責發展共青團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極其嚴峻的情況下，他曾一度與家庭斷絕聯繫，以煤礦工人身份為掩護，與煤礦工人同吃、同住、同下炭井掏煤，竭盡全力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他組織成立了共青團淄川礦區支部委員會，發動羣眾開展了大荒地“十行”錢三包工櫃的罷班鬥爭和大荒地、十里莊工人的挾炭運動，把抗日的種子撒在淄博礦區。為此，礦區團支部受到團省委的表揚，並在《共青團山東省委報告》中，較具體地闡述了淄川礦區團支部的活動情況。
1935年，高元貴考入中國大學，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在學生中開展愛國學生運動。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為開闢魯西北抗日根據地，高元貴受黨組織派遣，到山東聊城地區發展抗日工作，以國民黨抗日將領範築先部政訓處中校處長身份，秘密開展魯西抗日救國運動。
1938年，高元貴建立冠縣政訓處。同時，以小學教員和青年知識分子為對象，開辦政訓班，受訓學員達70多人，後大部分學員成為各羣眾團體的縣、區骨幹，走上街頭宣傳黨的政策，深入農村廣泛發動羣眾，教唱革命歌曲，投入到農民運動的洪流中。這一時期，在他的引領下，農民互助會、冠縣婦女抗日救國會、青年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相繼成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
在冠縣工作期間，高元貴認識了齊濤，在他的引導下，齊濤加入中國共產黨。艱苦的抗日戰爭期間，他們並肩戰鬥，收穫了革命的友誼和愛情。
也是在這裏，湧現了一批像“高元貴—齊濤”夫婦一樣的夫妻檔革命戰士，“七大閨女、七大女婿”的革命佳話，在當地廣為流傳。他們一方是威震敵膽的抗日名將，一方是冠縣女兒中的巾幗英豪。他們以開拓者的行動，播撒着抗日救亡的革命薪火，為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他們的努力下，當地抗日鬥爭開展得轟轟烈烈，被譽為“魯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
在魯西北期間，高元貴先後擔任山東省冠縣縣委民運部長、魯西北地委民運部長、魯西區黨委民運部副部長，後又被派往河北省南部地區任冀魯豫邊區抗日救國聯合總會主任，冀南區黨委民運部長兼財委副主任、行署副主任。魯西北當地流傳着這樣的民謠，“要抗日就找武工隊，入武工隊就找高元貴”。日偽把當地的農會、武工隊與高元貴並稱為“三大害”。高元貴紮根故鄉敵後抗日根據地，出生入死，深入工農，放手發動羣眾，在魯西北人民羣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解放戰爭時期，高元貴隨解放大軍南下，任武漢物資接管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投入到新中國建設中，歷任中原臨時政府工業部副部長、中南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統計局副局長、中南建築工程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中央建築工程部蘭州總公司經理兼黨委副書記，以勤政務實的作風為新中國初期經濟形勢的恢復和好轉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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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地大，實事求是護根脈
1958年，高元貴奉調擔任北京地質勘探學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知天命的年紀，本該在熟悉的經濟領域發光發熱的高元貴，毅然轉投教育戰線。從革命鬥爭到經濟戰線再到地質教育，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他深知地院擔負着為祖國培養地質人才的重任，以“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辦好中國自己的地質教育”為辦學信條，穩紮穩打做好地院的教學工作。
高元貴堅持學校工作要以教學為中心，努力提高教學質量。他抓教學，不僅僅是發幾個指示，讓他人去做，深入教學一線，是他的行動指南。
他十分強調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三基”訓練。因此，他着力抓好課堂教學環節，常帶領校領導和教師深入課堂聽課，掌握教學第一線情況，樹立講課水平高的教師樣板，推廣他們的教學經驗。
他經常參加教研室討論，認真閲讀一些重點教材的編寫初稿，白天工作忙，就晚上留在辦公室閲讀。沒有學過地質，看不懂的就虛心向老師們求教。他從理論聯繫實際、教材要中國化的高度來審查教材，並向教師們誠懇地提出修改意見，幫助教師們提高教材質量。經過幾年努力，學校主要課程有了自編的教材，做到了“好紙鉛印、課前到手、人手一冊”，為提高教學質量提供了保證。
他認為，地質學的最大實驗室就在野外，特別重視教學實習和生產實習這兩個校外教學環節。為了提高實習質量，他千里奔波，先後考察了南口、密雲教學實習基地，1964年又帶領教改組，到周口店實習站蹲點，每天和學生一起爬山觀察地質現象，聽老師講解，晚上在燈下討論研究。1965年他又帶領有關人員深入到秦嶺、甘肅、內蒙、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野外地質隊和礦山瞭解師生實習情況，改進學校的生產實習工作。
在高元貴帶領下，學校掀起了認真搞教學的好風尚，整體的教學質量有了顯著提高。1965年春，《人民日報》以第二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學校四篇教學改革的經驗總結。
“祖國和人民豪邁地稱呼我們為工業建設尖兵、建設時期的游擊隊，是對我們的獎賞和殷切希望，我們應珍惜和愛護這光榮的稱號，要以沖天幹勁、雄偉氣魄去從事學習與勞動”，高元貴這樣説。他強調學生要德、智、體全面發展，加強對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艱苦奮鬥教育，號召新同學“把自己鍛鍊成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十分重視體育工作，鼓勵體育教師結合地質專業特點，辦出特色，使學生具有健康體魄，有為祖國健康工作的本錢。學校裏羣眾性體育活動蓬勃開展，登山、攀巖更是學校特色項目，還向國家輸送了一批又紅又專的優秀運動員。
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他不遺餘力。受過高等教育和長期從事革命工作的高元貴，極為重視學校師資隊伍的培養。他選拔任命一批專業精深、品德優秀、年富力強、敢於擔當的教授擔任院、系、室的領導人，親自組織老教師在自願的原則下學習哲學，輔導他們在教學科研中應用自然辯證法。他將青年教師推到教學和科研的第一線工作，創造各種條件幫助青年教師進修提高。廣大教師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巨大推廣作用。
在高元貴的領導下，學校確立了"刻苦鑽研、實事求是、艱苦樸素、嚴肅活潑"的校風。在教學、科研、校園建設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60年，北京地質學院躋身64所全國重點高等學校行列，併成為“北京市文教戰線紅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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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址武漢，殫精竭慮領南遷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學院正常的辦學秩序遭到嚴重衝擊，以高元貴為代表的一批老領導被迫“靠邊站”。1968年8月，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院接管全部工作。次年9月，校軍宣隊受地質部指示在江西峽江創辦北京地質學院“五七”幹校。1969年10月，學院按上級要求外遷，由此開始了一段顛沛流離的低潮時期。
為儘快選定新校址，學院先後前往陝、甘、豫、贛、湘、鄂等地勘察，於1970年9月定址湖北江陵，隨後更名為湖北地質學院。至1970年底，學院教職工分散在湖北江陵校本部、江西峽江“五七”幹校、湖北丹江口“五七”地質隊和北京留守處及機工廠。江陵建校後，學院各項工作有所恢復，軍宣隊邀請高元貴重新參與學院管理工作，主抓教育革命。在此期間，客觀條件導致江陵校區建設工作難以落實，從江西峽江遷至湖北沙洋的幹校教職工及家屬居住環境異常艱苦，且長期遷徙致使教職工人心思歸，至1972年底，多數人遷回北京暫住。
1972年12月，湖北省委同意學院成立臨時黨委，任命高元貴為學院臨時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不考慮個人得失，不計較“文革”初期的不公正遭遇，高元貴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從有利於學校的發展出發，毅然重新挑起領導學校南遷建校的重擔。
領導機構一經恢復，高元貴立即帶領領導班子就江陵建校條件的問題展開走訪調研，於1973年1月向上級明確提出，“江陵不適宜辦全國重點地質院校，請求重新選址”，並闡述了校址應當滿足的地質、交通、文化、生活、工業等條件。當年6月，國務院發文同意學院在湖北省內另行選址建校。根據湖北省委提出的“除武漢市以外”的選址範圍要求，1972年底至1973年8月，高元貴帶領選址小組在京廣鐵路沿線及鄂東地區進行了半年多的考察。在認真堅定地執行選址建校任務的同時，他也從學校發展的長遠大計出發，堅持向湖北省委乃至黨中央反映回遷北京的個人看法，聯合學院臨時黨委委員寫信請求周恩來總理過問地院遷校問題，並提出“邊遷校建校，邊在北京原址招生上課，儘快為國家培養地質幹部”的建議。高元貴還將信件抄報給湖北省委、國務院科教組和國家計委地質局，光明磊落地向各級組織闡明個人態度。
在對湖北境內半年多的考察進行全面分析後，選址小組上報湖北省革委會：“京廣鐵路沿線及鄂州、黃石等鄂東地區均不適宜建設和發展全國重點地質學院，希望湖北省能夠同意湖北地質學院在武漢市選址建校。” 在時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韓寧夫等領導的理解和支持下，經過高元貴的反覆堅持、多方奔走、據理力爭，學校在武漢建校的訴求終於在1974年7月得到了湖北省革委會的正式批准。
1974年6月和9月，學校臨時黨委專門組建了由王煥任組長、徐新甫、朱見香任副組長的校址踏勘小組，先後兩次組織在武漢市內開展選址踏勘調研，最終定址於東湖之濱、南望山麓。1974年12月28日，學校更名為武漢地質學院。
遷校武漢已成定局，如何認清和跟上大好形勢，迅速做好遷校建校工作，帶動地院各項工作開展，是擺在臨時黨委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高元貴為此付出了艱辛努力。在臨時黨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及擴大會議上，學院確定了迅速搬遷到武漢的方針。高元貴作《團結起來，堅定不移地執行國務院指示，迅速認真地做好遷校建校工作》、《以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認真地做好遷校建校工作》的報告。1975年6月，學院臨時黨委第七次會議制訂了今後以遷校建校為中心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進一步明確了遷校建校中要妥善解決的重點問題。
為了更好地接受湖北省委領導，儘快完成南遷工作，1975年初，學院臨時黨委和院級領導機構遷至武漢辦公，高元貴則親自回京動員遷校。他在全院教職工大會上動情説道：“我們許多幹部是在戰爭中過來的，在戰場上拼過命的。現在仍然需要這種革命精神。用這種精神對待遷校，對待工作。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顧全大局，而決不能討價還價。”
1975年8月，國家計委和教育部電令全體教職工於暑期全部返回武漢，並安排秋季對幾個急需專業招進一部分新生（史稱“八八”電報）。全院隨即掀起一場大宣傳和大落實“八八”電報指示精神的羣眾運動高潮，臨時黨委發出《關於堅決執行國家計委、教育部八月八日電報指示的決議》：“前進的道路不會是平靜的，困難會是很多的，鬥爭在等待着我們。我們號召全院共產黨員和廣大教職工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高元貴帶頭將户口、糧油關係遷到武漢，學院迅速制定了教職工具體搬遷計劃。
身體虛弱，飯量很少，晚上睡眠靠安眠藥維持，糟糕的身體條件並沒有阻擋高元貴親力親為的步伐，在學校遷往武漢的重要時刻，他親自指揮、具體指導、細緻安排。8月下旬，因特大暴雨導致中斷的京廣鐵路恢復通車後，學校第一批教職工乘坐專列南下，這也是恢復通車後第一列由北京開往武昌的列車。隨後，各批次人員陸續南遷。在初到武漢、校園建設尚未完成的艱苦時期，湖北省將武漢地校併入學校，並借用湖北省委黨校、武漢教師進修學院、華中工學院和華中農學院等兄弟院院校的校舍作為武漢地院師生的臨時宿舍和教室。此時的學校地跨三鎮，多點辦學。師生們、職工及其家屬們克難攻堅，邊搞基建，邊抓教學，度過了一段艱辛而難忘的“烏蘭牧騎式”校園生活歲月。
高元貴以一個教育家的情懷、革命家的膽魄和政治家的站位，以一個共產黨員挺身在前、實事求是、擔當作為的作風，在學院櫛風沐雨的艱難時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學院教職員工雖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卻在高元貴的帶領下憑着地質人特有的韌勁和闖勁，掀開了南遷辦學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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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務實，尊師愛生暖人心
作為教育家和政治家，高元貴用自己的行動為全院師生樹立了榜樣。在工作中,他關心師生員工的利益，敢於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在生活上,他艱苦樸素、克己奉公。
學校野外實習的師生很多，高元貴深知其艱苦，常去看望，近處的周口店、南口、石景山等地他常去蹲點指導或現場慰問，甚至與師生一同挖野菜充飢。遠處的甘肅、內蒙也常有他的足跡。11611班一位同學回憶説：“奔赴河南豫西山區盧氏縣進行畢業實習，一共6個同學，按當時系領導的要求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生活極其艱苦，每日三餐除了玉米麪餅，就是泉水和大蒜。肉、菜根本無從談起。”“高元貴院長不遠千里親臨盧氏看望我們，當他老人家得知我們的情況後，我們小組這才獲准背糧上山單獨起灶，吃上了白麪饅頭，大家心情激動，深深感謝院領導的關懷。”
石景山的山岩約有10 米多高，居高往下看，會害怕，尤其是女同學，更是犯怵。高元貴到蹬巖練習的地點看望學生時説：“同學們，膽大心細，不要怕。”在他的鼓舞下，同學們個個奮勇努力，圓滿地完成蹬巖任務。有的同學説：“高院長平易近人，還沒見過這樣的好領導。”有的説：“高院長工作那麼忙，還來給我們蹬巖壯膽，真是有幸啊！”
對那些身處逆境、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專家教授，高元貴以誠相待，耐心做思想工作。凡有學生、教師、幹部同他反映的一些過左的做法，經瞭解後，他都能妥善處理。
王鴻禎院士在反右派鬥爭中受到批判、降級、撤職處分，情緒消極，思想包袱沉重。高元貴多次找他促膝談心，鼓勵他不要灰心，不要放棄鑽研學問和追求學術真理，聘請他當自己的教學科研顧問，列席院務會，指導周口店野外實習基地的教學改革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王鴻禎收穫了大量科研論文、專著和國家級科研成果獎，還於1980-1983年出任了武漢地質學院院長。他曾深有感觸地説：“這要感謝黨的好政策，感謝在我身處逆境時鼓勵、開導和支持我的高院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大年校友還是大學生時，就因為説了“階級鬥爭不會越鬥越尖鋭”這句話，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系裏要組織批判，高院長及時發現，並制止了那次批判，保護了葉大年。葉大年回憶説：“我每每想到自己的成長過程，就對高元貴院長產生一種由衷的敬意。”
對別人大方，對自己卻苛刻。1958年大辦鋼鐵運動中，師生長時間野外工作，衣服破損得厲害。儘管當時學校經費十分困難，高院長聽取教師意見後，在會上決定給師生置工作服。但他自己卻不在意着裝，一件呢大衣、一套呢中山裝就是他的全套上班制服，裏面的襯衣和毛衣有的就打着補丁。三年困難時期，物資供應極度匱乏，為了保證師生的身體健康，他在學校親自抓食堂、親自過問給老教授們發放的補助食品，但他從來沒有為自己和家裏的孩子們多拿一兩食品。
1965年石油系教師帶學生到玉門油田進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同樣在此帶實習的外校老師每天補助9角錢，而地院老師只有2角7分錢。高元貴經過實地考察，提高了大家的待遇。他自己卻從不向學校伸手索要什麼，他子女多，負擔重，早先全家在一起生活時，每月他與齊濤同志的工資全用完，還會缺五天的生活費，這情況幾十年都鮮為人知。他的住處陳設簡單，幾十年一直未好好修整和更新過，那兩個小小的舊書櫃，一張不大的寫字枱，一套舊式沙發一直在使用。其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好作風一直保持到晚年。
他關心同志，對人寬厚誠懇，能體察理解人的內心和思想，大家有問題都願找他談心，他也時常到老教授家裏進行慰問，就連在食堂吃飯的時間，他也常用來接近羣眾，與在食堂進餐的師生邊吃邊聊。在地院上上下下，誰有事情都敢向高元貴提，他平易近人，即使你提錯了、説錯了、態度不好，他也從來不計較。他不僅是院長，還成了大家的朋友，大家背後親切地給他起了個雅號：高老夫子。
1976年春的一天，武昌火車站站台上有一羣人匆匆趕來，那是武漢地院副院長、老紅軍朱見香帶領部分教職工趕到車站為高元貴送行。高元貴在女兒陪同下來到車站，沒有人擁擠，自動排在站台一邊，眼裏閃着淚花。他過來和大家握手告別，那一雙雙目光，那一次次握手，深深表達着大家對老院長的尊敬和愛戴。他們有千言萬語難以表達，只有送上一句共同的祝福：“院長保重身體、健康長壽！”列車啓動了，大家向老院長揮手告別，目送列車離去，列車消失了，人們還呆呆地站在那裏……這天，高元貴正式離開武漢地質學院的領導崗位，回到北京任國家計委地質總局顧問、地質部顧問。1983年，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離休。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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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館舉辦“豐碑屹自無聲處——紀念高元貴院長誕辰110週年”展覽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檔案館[引用日期2022-10-08]
- 2. 地大紅色故事05 | 從一二·九運動中心走出的地大根脈守護者和定址武漢主導者——高元貴-歡迎訪問中國地質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引用日期2022-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