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寒超

駱寒超著有專著《新詩創作論》、《駱寒超詩論選》，論文《白莽——無產階級的詩人》、《論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詩劇》、《想象·直覺·內在律——論〈女神〉的創作特色》、《論艾青的詩歌藝術》、《論艾青詩的抒情結構》、《新詩的意象藝術》、《評艾青〈歸來的歌〉》、《論魯迅的詩歌創作》、《論左聯時期的詩歌》、《論何其芳抒情個性的形成及其演變》，主編《艾青研究論集》、《艾青紀念文集》(合作)等。

專著《艾青論》、《中國現代詩歌論》分獲浙江省第一、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一等獎。 和艾青共命運的駱寒超

在浙江大學求是新村71幢宿舍的底樓，住着一位年過花甲的中文系教授、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他就是我們的諸暨老鄉駱寒超先生。

駱寒超，1935年出生於諸暨市楓橋鎮，1957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文藝界工作多年，任文學雙月刊《江南》編輯。1988年調浙江大學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現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詩歌學會理事。 2012年5月，當選為江蘇省中華詩學研究會顧問。

出版有《艾青論》、《中國現代詩歌論》、《新詩創作論》、《新詩主潮論》、《駱寒超詩論集》、《艾青評傳》；詩集《伊甸園》、《三星草》；主編《當代創作藝術》、〈現代詩學〉。

從駱寒超的個人簡歷看，你一定會覺得他的人生還算一帆風順。假如你這樣認為的話，那就錯了。但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曲折離奇的人生經歷。

駱寒超原名駱運啓，可以説在大學畢業之前，他的確順風順水地走了過來。但1957年的夏天，這個駱寒超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災難降臨到了這個當時什麼事也不懂的年輕人身上。因為傾心於詩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為崇仰了艾青而完成了11萬字的題為《艾青論》的畢業論文。但未等答辯，艾青因眾所周知的原因遭受政治冤屈，而當時正處畢業分配這一關鍵時刻的他，也因此而受到了牽連。就這樣，年僅22歲的駱寒超被分配到温州近效的永強中學，開始了漫長的教書生涯。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　駱寒超　同期聲）

艾青對我一生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説我的命運都和艾青有關，最早接觸艾青大概是在1951年，我在杭高唸書的時候，第一次讀到艾青的一首詩，叫做《血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是艾青是什麼人呢？我不曉得，我看他的詩對勞動人民充滿着熱愛，充滿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那種精神，所以就我個人自己來説，我深深愛上他了。為了艾青，57年（我被）打成右派，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寫畢業論文就寫《艾青論》，也就在1957年5月份定稿《艾青論》，作為畢業論文，本來應該説蠻好的，艾青是個革命詩人嘛，但是8月份艾青（被）打成右派，我也就在8月份補上一個右派的帽子，所以説，是因為研究艾青，我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説艾青同我也有一種必然的關係，從此，我的人生道路非常艱難曲折。

永強中學是一所農村中學，教師當然只管上課，並不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況且駱寒超不是一個普通的教師，而是一個“戴帽”的教師。

戴在駱寒超頭上的“帽子”，既不是我國古代那種堂皇的冠冕，更不是歐洲的那種光榮的桂冠，而是階級鬥爭的“緊箍咒”，如果被人發現他在寫詩或者作文，就會被斥為不務正業，這使他處於極為痛苦的境地。但他並沒有被征服，為了自己的理想堅強地掙扎着。以至於當時學校的領導和同事誰也不知道他還在寫詩和研究詩歌。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　駱寒超　同期聲）

我沒有放棄事業的追求，同我家鄉浙東人的脾氣或者諸暨人的脾氣是分不開的，我倒的確是一直堅持着，我也許可以這樣説，我在最苦難的時候，我翻譯了許多詩歌，特別是俄羅斯一些詩人。我也寫了很多學術論文，比如《臧克家論》、《郭沫若論》，比如新詩派有徐志摩，現代派有戴望舒，像這些人我寫得不少，大概有100多萬字，在這樣簡單的日子裏，我積累了詩歌方方面面的知識。

一九七九年，駱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可以名正言順地研究他的詩歌了。當年他的《論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詩劇》在《鐘山》發表了，對他來説，這是值得紀念的事，因為他的文學論著終於第一次公開發表了。

駱寒超畢竟是幸運的。當他的第三篇論文《論艾青的詩歌藝術》發表後，駱寒超的生活亮起了一道七彩的陽光。他因此告別了在農村教書的痛苦日子，從而步入了美麗的人間天堂。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　駱寒超　同期聲）

這篇論文是1萬多字，是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本《文言論羣》上面發表的，而特別是《艾青詩歌藝術》論文，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所以觸動了我們浙江文藝界的老前輩，他們注意到了這篇文章，因為我這篇文章寫的是“寫於温州永強中學”，所以他們覺得温州永強有這麼一個人，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了解我，我們文藝界的一個老前輩，今年已經九十五、六歲的一個王源同志，他就親自寫信給我，到杭州來，來看我，希望見見面，瞭解一些情況，結果我來了，他們瞭解了以後，覺得我真不錯，所以把我留在杭州，從某種意義上説，我的命運開始轉折了，從温州一個農村中學到了杭州來，到文藝界工作，後來一直轉到我學術研究，也同艾青有關係，沒有（寫）艾青這篇《論艾青詩歌藝術》這篇論文，人家還不會發現我的，現在不一定是這樣。

雖説駱寒超的起落和艾青有着不可割捨的關係，但在1980年前駱寒超始終未曾和艾青謀過面。1980年夏天和艾青的第一次見面，還是因為他要重寫《艾青論》而由他南京大學的老師陳瘦竹先生引見的。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一連住了半個月之久。或許是因為有着相同的經歷，有着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謀面，便讓他們倆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朋友。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　駱寒超　同期聲）

多年來，我到北京都要去看他，並且他看到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只希望我坐在他的旁邊，坐在沙發的靠手上，把我這隻手抓住，然後一句話都不講，可以這樣坐上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他就感覺到，好像我到他身邊以後，他感覺特別親切。而我也默默的坐在那邊，有一種內在感情的交流，使我感覺到一顆偉大的詩的靈魂，他人生的艱難、曲折以及追求，都融入到我的身心裏面，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是忘年交，並且也可以説我們獲得了一種心心相印的、那種對真理、對光、對人生真摯的那種人生態度，都有獲得交流。

1982年，糾纏了駱寒超整整25年的《艾青論》終於和世人見面了。1996年5月5日，艾青永遠地走了。駱寒超為失去了一位師長、一位朋友而感到難過。為了完成艾青的遺願，2000年，駱寒超又完成了一本貫穿艾青一生創作的《艾青評論》。這兩本書的出版，可以説是駱寒超對艾青研究的血汗結晶，更是他對自己一段不平凡經歷的永遠珍藏。

駱寒超雖然已退休在家，但他在詩歌領域的跋涉卻遠未停止。駱寒超説，最近他又開始了大約160萬字的《二十世紀中國新詩史》的寫作，預計第一卷將於今年和讀者見面。

中國的詩歌有着幾千年的歷史，對艾青的研究只不過是我踏入詩歌研究領域的第一步，而遠非我一生的終點。但無論自己的夢有多遙遠，我都不會忘記自己人生的起點是艾青，事業的起點也是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