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⑵。

下車步踟躕^⑶，仰折枯楊枝^⑷。

顧聞丘林中^⑸，噭噭有悲啼^⑹。

借問啼者出^⑺，“何為乃如斯^⑻？”

“親母舍我歿^⑼，後母憎孤兒^⑽。

飢寒無衣食^⑾，舉動鞭捶施^⑿。

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⒀。

藏我空室中^⒁，父還不能知。

上冢察故處^⒂，存亡永別離。

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⒃。

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⒄？”

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⒅。 ^[3] 

⑴駕出北郭門行：《初學記》作樂府詩；在《樂府詩集》裏屬“雜曲歌辭”，是作者擬樂府自創新題詩，繼承了漢樂府民歌反映社會現實的優良傳統。駕：把車套在馬身上。郭：外城，古代在城的外圍加築的一道城牆。

⑵樊（fán）：《初學記》作“行”，本指關鳥獸的籠子，轉為止而不前。馳：車馬疾行。

⑶步踟（chí）躕（chú）：《初學記》作“少踟躕”。步，行走。跨出一步為跬，再跨出一足為步。踟躕，徘徊不進；猶豫。

⑷仰：抬頭，臉向上，與“俯”相對。枯楊： 《初學記》作“楊柳”。枯，枯槁，草木失去水分或失去生機。

⑸顧：回首，回視。聞：聽見。 丘：因地勢而自然形成的土山。

⑹噭（jiào）噭：悲哭聲。啼：放聲哭。

⑺借問：詢問。

⑻斯：此，這。

⑼歿（mò）：死亡。

⑽憎：恨，厭惡。孤：無父之稱。

⑾飢：飢餓，吃不飽。寒：冷。衣：服裝的通稱，含上衣下裳而言。王筠《説文句讀·衣部》：“衣，析言之則分衣裳，渾言之則曰衣。”食：飯食。

⑿舉：行動。鞭：佔代一種竹製刑具。 捶：通“棰”，棒擊。

⒀“骨消”兩句：形容很瘦弱。

⒁室：房屋，住宅。

⒂冢（zhǒng）：隆起的墳墓。

⒃嘶：聲音沙啞。

⒄窮：困厄，不得志。厄：困苦，災難。貲：計算物品的價格或數量。

⒅規：典範。 ^[4] 

我乘車駛出城的北門，馬兒止步不願前行。

我走下車來慢慢地行，抬手摺下枯楊枝。

回頭聽見丘林中，噭噭啼哭有悲聲。

向人打聽時啼哭的人走出丘林，我問“你為什麼哭得這樣傷心？”

他説“親生母親離開我死去了，後母又恨我這孤兒。

又飢又寒無衣無食，動不動就鞭打我。

骨瘦無肌肉，身子像枯樹皮。

把我關在空屋裏，父親還不能知道。

我上墳地來看看母親的墳墓，活着的和死去的永遠分離了。

母親怎麼能看見我，我眼淚雙流哭聲嘶啞。

如今我被拋棄在這人世間，窮苦哪有止境？”

我記下這件事來傳給後代人，要從這件事中深深地吸取教訓。 ^[1] 

該詩見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曲歌辭》，題下僅有阮瑀此作一首。大約是阮瑀學習漢代樂府而自制的新辭，取篇首的五字為題目。一日，作者駕車出城向北行駛，途中遇到一位被繼母虐待而在親生母親墳頭哭訴的人，作者詢問其哭泣因由，於是作者寫下該篇以警示後人。 ^[3] 

該詩是一首敍事詩。共可分為四個部分。

開頭四句為第一部分，詩人用第一人稱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出現，這也是樂府詩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實性。詩人駕車出了城郭北門，馬突然沉滯而不肯快跑。馬的反常，已暗示出環境的異樣。但詩人還未察覺，他下車猶豫了一陣，等候了一陣，見馬總是不動就仰頭折下一根枯楊的樹枝，想鞭馬前進。這四句是個引子，交代了事情發生的地點，同時也提起了一個懸念。

“顧聞”四句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謂只聽得小丘林子裏，傳來一陣陣悲哭之聲，詩人問啼者：為什麼哭得如此傷心。這是事件的開端，寫得很有層次，先聞哭聲，再見其人，未知原因，故發疑問。完全按照客觀現實情景寫出。正是由於詩人的關切問訊，才引出下面孤兒訴説原委。

從“親母舍我歿”到“窮厄豈有貲”十四句為第三部分，這一部分都是孤兒所説的話，也是全詩的主要內容，寫得如泣如訴，真情畢露，舒緩而有致，質直而可信。這一部分共分為二層意思。前八句為第一層，是孤兒訴説後母虐待的情景。這幾句話，是字字血、聲聲淚。後六句是第二層，寫孤兒哭墳情狀。孤兒上墳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為了傾訴心中的悲憤和痛苦，孤兒在活的人中無處哀告，只能求告於死去的母親，這本身就是無限傷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兒畢竟和死去的母親永遠分離了，生身的母親，既然見不到滿腹委屈也就無法申訴所以孤兒熱淚紛紛，只能大聲哭喊嘶啞了嗓子。生母將孤兒丟棄在人世間忍受窮困煎熬，沒有留下財產可供孤兒度日，孤兒不能獨立生活，又擺脱不了後母的欺凌和虐待。這六句詩，一層深一層地展示了孤兒的悲慘遭遇和悽苦欲絕的心態——孤兒已在生與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繼續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隨生身母親於地下。

最後兩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詩的尾聲。詩人又以第一人稱出來説話，規勸後代人以此為教訓，不要虐待孤兒。這在今天看來似乎近於畫蛇添足，但在漢魏樂府中卻是一種習慣寫法，以此點明詩人寫作宗旨。這種形式，對後來的樂府詩特別是中唐時代的新樂府有明顯的影響。

全詩結構完整，層次井然；文字質樸，風格沉鬱。 ^[5]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質直悲酸，猶近漢調。” ^[2] 

阮瑀（？—212），字元瑜，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漢末三國時期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手下先後任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倉曹掾等職。他的文章在當時享有盛名，所著《文質論》，對矯正當時浮靡的文風有一定作用。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著作有《阮元瑜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