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春園小史

書敍佳人曾浣雪（雲娥）、吳綠筠與才子黃玠的婚戀故事。曾雲娥為光祿大夫之女，因家庭變故，隨母親投靠舅母，舅父葉渡又遭奸臣陷害，遂往南京吳翰林家避亂。吳家有女綠筠，曾擬許嫁已故尚書之子黃玠，由於吳父去世，玉史之母亦殞，親事不成。黃生在葉家隔壁“駐春園”讀書時，與雲娥一見鍾情，拋寄詩柬、遺贈琥珀墜兒，私訂白頭之約。雲娥避禍到吳家，黃玠竟賣身到吳府鄰居家做書僮，以接近雲娥。兩人私情被綠筠發現，綠筠亦屬意黃玠，二女相約效娥皇、女英同嫁黃玠。這時葉氏要將雲娥另嫁，情急之下，綠筠策劃讓雲娥與黃玠私奔。不料半途黃玠被一命案牽連，雲娥冒名節被毀的危險出面為黃生辨誣，黃玠才免遭厄運。幾經周折，黃玠高中探花，終於與雲娥、綠筠成婚，同居於駐春園。 ^[1] 

水箬散人序署時為乾隆壬寅（四十七年，1782），則此書當作於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據日本《商舶載來書目》，此書於日本寬政七年乙卯（中國乾隆六十年，1795）已傳入日本。此書卷首提到小説《繡屏緣》，而《繡屏緣》有康熙九年（1670）序，則此書寫成當不會早於康熙九年（1670）。 ^[1] 

【黃玠】字玉史，浙江嘉興人，尚書之子。質有倚馬露布之才，貌呈羊車擲果之態。其父曾為之與吳翰林女綠筠締姻。因其父母與吳翰林先後去世，兩家音書遙隔，而與曾浣雪相愛。因曾母攜女投金陵吳翰林家，亦隨之而至金陵，為尋機見曾，屈身於鄰府為奴，改名司翰。但亦難得一晤，僅能隔牆投書傳情。曾母欲將女別嫁，黃遂與曾浣雪半夜私奔，隱居僻處。不意因盜賊入鄰府殺人，黃恰又離去，疑為司翰所殺，官府緝捕，將黃捉拿到官。為不牽連曾浣雪，他拒不講私布事，甘認劫殺之罪。幸太守憐才，又因曾浣雪到官為之申辨，得免死罪，被判刺配北地。途中遇救，改名換姓，納監應考，後中進士，奉旨回鄉完婚，娶曾浣雪與吳綠筠。 ^[3] 

【曾浣雪】字雲娥，明隆、萬間浙江嘉興人。父嘉靖間進士，官光祿大夫，止此一女，十分鐘愛，五六歲便教讀書。她敏慧過人，一學而能，長大會詩善文。父亡後家遭火災，遂與母攜婢愛月投奔舅家。此時年已及笄，偶於樓上見鄰園故尚書子黃玠外貌可人，又通過愛月密察其實學，得其窗稿一卷，知其才氣過人，遂於羅帕題詩投之，訂終身之盟，後因舅家遭事，轉投其父同年金陵吳翰林家，行前欲與黃生一別而不可得。知黃尾隨而至，投鄰府為奴，更加感念。其母為之議婚別家，吳女綠筠等勸她與黃私奔，初尚顧忌，不肯作淫奔之事，而欲以死相殉，但終於為黃生深情所動，攜婢與之私奔。因有盜夜入鄰府殺人，官府緝捕黃生。黃被捉拿，曾浣雪公堂出首作證，遇清官，使黃生得免死罪。後黃中進士，奉旨完婚。 ^[3] 

《駐春園》一開始，即開宗明義，指出這是一部“言情”小説，歌頌的是“盟存何論死和生”的愛情。為此，作者通過構思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塑造鮮明生動的人物，表現出一種進步的愛情婚姻觀。使他們的思想性格得到昇華，使他們的愛情迸發出耀眼的火花。小説通過他們的愛情故事，形象地告訴人們，愛情是人應該追求的美好理想。構成愛情的基礎是雙方才貌相當，而不是門當户對，父母包辦。愛情的獲得，必須靠自己的膽識去爭取，其間無論經歷怎樣的艱難曲折，悲歡離合，都要勇往直前，矢志不二。小説不僅熱情歌頌了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而且寫出了主人公為愛情所作的百折不回的追求過程，正是其思想價值所在。在那個視愛情為“至下”的時代，這種愛情至上的思想無疑有着較大的進步性。

除此以外，小説還描寫了婚姻、功名和友情，從更加廣闊的角度反映了包充分。他執着地追求愛情，當然值得讚賞，但一涉及到婚姻，那封建傳統觀念便馬上顯現出來。如從雲娥信中得知綠筠仍等着他，就想到：“原來這段姻緣至今尚在，……若是兩美兼收，曷勝快意。”表現出以男子為中心的一夫多妻思想，不免輕佻庸俗。正由於此，小説最後未脱金榜題名，奉旨成親，一夫兩妻，富貴團圓的俗套。為了完成這一結局，作者不僅寫了黃玉史個人的不懈努力，而且寫了丫環愛月的穿針引線，朋友歐陽穎的熱心幫助，俠客王慕荊的知恩必報，通過友情的力量，從中起促進作用。並以周尚書的蠻橫自私，來反襯黃玉史由於重情好義而終能否極泰來。這裏面，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功名。“書中自有顏如玉”，只有功名才能保證美滿婚姻的實現，這在封建社會確實大多如此。所以，小説的這些描寫，不僅概括了當時的歷史真實，也典型地反映了眾多科舉士子要求一夫雙美的婚姻、金榜題名和真摯友情三者俱得的社會心態，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4] 

在數量眾多的才子佳人小説中，該書是一部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作者深知窠臼難脱，頗有自知之明，曾謙虛地説：“蠅將驥尾還馳遠，葉襯花妍亦向榮。窠臼固知難脱俗，憑空撰出乞真評。”儘管如此，作者還是力求在藝術上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和個性。

在藝術構思上，小説以黃生與雲娥、綠筠愛情婚姻糾葛為矛盾主線，以主人公在駐春園產生愛情始，到回駐春園畢姻終，前後照應，結構完整。次要人物的描寫，如丫鬟愛月的傳詩送柬，特別是俠客王慕荊的幾次出場，對整個故事的發展起着較好的銜接和推動作用。從總體看，小説未脱才子佳人、雙美團圓的傳統框架，但在矛盾衝突的設置上卻力求翻空出奇，出人意料。如黃生為了愛情，從公子妝為書僮，再由書僮成為罪犯，最後榮中探花，諸願皆遂。雲娥從自家投往舅家，再由舅家逃往年伯家，後又住進尼姑庵。人物身份與地點的不斷轉換，表明作者善於構思情節，編織故事，設置懸念，激化矛盾，使小説富有戲劇性。目的在於突出歌頌“盟存何論死和生”的真摯愛情，從而大大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4] 

在表現手法上，小説緊扣才子佳人談情説愛的特點，作了細膩的心理描寫。愛情本身就富有詩意，運用詩詞表達情意是最好的形式，這對於有一定文化素養的才子佳人來説尤其如此。作者在這方面本領很高，不僅以敍述人的角度在每回以詞的形式開頭（全書運用不同詞牌多達二三十種），對內容作一概括，而且通過書中人物，寫了大量詩詞書信，互相唱和。這雖不免有賣弄才華之嫌，卻也較好地表達了男女主人公纏綿緋側的相思之情。因此很適合具有一定文學修養的人閲讀。此外，小説還採用多種手法，或作較長的靜態內心刻劃（如第十回綠筠接到黃生誤投的情書時的尋思猜想），或通過對話表現人物心理。 ^[4] 

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海清：《白圭志》和《駐春園小史》仍然屬於才子佳人小説範疇，但無論從思想內容的更其貼近現實或藝術手段的更為多樣和嫺熟方面來看，都比前期的才子佳人小説有所發展；雖然從總體上看，它們又都未能擺脱窠臼。 ^[5] 

現存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餘堂刊本，藏首都圖書館、大連圖書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本；清嘉慶十六年（1811）刊本，藏首都圖書館；清光緒二年（1876）惟女堂刊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古香閣石印本，藏天津市人民圖書館。1985年春風文藝出版社“明末清初小説選刊”排印三餘堂刊本，1985年台灣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説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三餘堂刊本，1993年華夏出版社《明清言情小説大觀》排印三餘堂刊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