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用之

抓住機遇，把握時機。“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抓住機遇的關鍵在於時。“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舍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退、取捨、語默得時，即是得機，失時必然失機。得機與失機的效果截然不同，“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失其機，則親暱反為勍敵。”

機智聰敏，隨機應變。“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機總是和智慧相關聯的。在這裏，馮用之引入了儒家的“性”，以此遏制機智向機詐的蜕變。“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雲：‘知幾其神乎！’”治國沒有不用機智而能長治久安者。儒家六經是機智的寶藏，前代歷史又是機智的鏡鑑。只有預先察知機變的徵兆，才能進入隨機應變的神妙境界。

善用機術，成就霸業。“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趨時為用。”歷史上聖帝、明君、賢臣、霸主之所以能夠成就王霸之業，關鍵就在於善用機變之術。如，堯成為聖帝，在於“取聖之機”；舜成為明君，在於“取時之機”；周公成為賢臣，在於“取賢之機”；嬴政成為霸主，在於“取霸之機”。馮用之舉例説，善於治國的君主猶如機械師偃師和幫助周穆王平定鎬京叛亂的造父，強調“機在於我”“策在於我”。在這裏，他既明確了行機用策的主體性，也説明了行機用策的能動性。

取機之利，避機之害。機是一把雙刃劍。由於行機用機的主體、目的不同，因此既可能取得機之利，也可能遭受機之害。“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春秋時期，范蠡以“道”行機用機，輔佐越王勾踐，遏制了吳國稱霸，即機之利；相反，楚太子費無極背“道”而行機用機，導致楚國政局動盪，遭殺身之禍，即機之害。而判斷“利害”的關鍵，在於看其是否符合“道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