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樂進

1939年5月至1940年春，任魯西區一地委（泰西特委）民運部部長，隨後到山東分局黨校學習。

1941年2月中旬，經中共山東分局批准，沂蒙地委（二地委）在沂南縣朱家裏莊成立，他任宣傳部部長。不久，他到邊聯縣檢查工作，適逢敵人大“掃蕩”，縣委書記王介福受傷很重，由他代理書記。

同年6月，回到沂蒙地委任原職。

1942年10月，魯中區二地委（沂蒙地委）設立敵工部，任敵工部部長。

1943年3月，任冀魯邊三地委副書記。

1944年2月，冀魯邊區和清河區合併為渤海區，冀魯邊三地委改稱渤海區三地委，他任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

1945年10月，任渤海區四地委組織部部長。

1946年5月後，曾任渤海區黨委民運部副部長、城工部副部長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革命大學秘書長。

1950年，任少數民族地區中央訪問團秘書長。

1951年，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

1954年後，歷任國家水產總局局長、國家水產部部長助理、水產部司長等職。

1959年廬山會議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61年，下放到山西省，任水利廳水產局副局長，後平反。

1963年9月至1964年10月，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1965年，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1966年6月至1969年，任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秘書長。“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所謂的“叛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

1979年，山東省司法廳設立，任司法廳廳長。

1981年，兼任山東法學會會長。

1983年9月，任山東省顧問委員會常委。

1985年離休。

2010年1月24日因病醫治無效於濟南逝世，享年102歲。

陽信縣歷來是塊英雄輩出的土地，有着光榮的革命鬥爭歷史，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進步青年馮樂進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33年5月在北平（今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陽信縣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同年12月，因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捕入獄，1936年9月，他從北平草嵐子監獄獲釋，被黨組織派回陽信，播撒革命火種，積極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馮樂進、原名馮明新，1908年12月19日（農曆11月26日）出生在陽信縣欽明區馮家店村（今屬陽信縣商店鎮馮店村）一個普通的貧苦農民家庭裏。祖祖輩輩靠種地維持生計。8歲上學，讀完小學後又在惠民讀了三年高小。畢業後，因家中人多地少，其父經常外出打短工，馮樂進便領着七八歲的弟弟天天在地裏幹活。在家勞動了幾年，深感農民的苦衷，不是天旱無雨，就是風雹、雨澇成災，收成無幾，難得温飽。當時，軍閥混戰，北洋軍閥張宗昌在山東自任司令，組織聯軍橫徵暴斂，一年徵收三年錢糧，農民苦不堪言。馮樂進對農民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看不到一絲曙光，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當時，本村有個叫亓連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蘇聯當過華工，此人常在村中説：“俄國革命成功了，是共產黨為窮人當家作主……”，馮樂進雖不知“共產黨” 是咋回事，卻從思想上產生了一些影響和好感。

後來，他弟弟也能勞動了，馮樂進便步行去天津另找出路，在天津，他挑着擔子當過貨郎，後又在電車上當售貨員。那時電車公司裏有工會，聽老鄉説其中有共產黨，他們敢於揭露國民黨社會制度的黑暗，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並組織工人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從老鄉那裏經常看到一些這方面的傳單和小冊子，他從內心裏敬佩他們，但未與他們接上頭。後因收入甚微，只好回到家鄉。

1929年春天，馮樂進回到家鄉在商店街小學教書，後又考入陽信師範，1932年畢業。期間，他從進步教員那裏知道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民工）。但蔣介石卻背叛了這條宗旨。當時，馮樂進痛恨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與一些思想進步的同學一起學習座談，相互啓發，為找不到黨而苦悶。1931年秋，他曾到惠民第四中學和鄉村師範去找，但毫無結果。但他已有強烈的革命要求，發誓一定要找到共產黨。

1933年春，為了找到黨，馮樂進對家人謊稱北平一朋友來信給找了工作，便第二次離家出走。他身背行李，出陽信，奔滄州，艱難的跋涉先到了天津，在當年的同行中找了個落腳地。在此期間，他去過天津市教育廳求職，並説明了自己系師範畢業，但對方均以無適當職位而拒絕。到了第八天時，他從報紙上看到了關於北平憲兵教練所招考新兵的啓事，條件為初中畢業。馮樂進心中大喜，於 是在老鄉的幫助下立刻前往北平。

當時，北平主要還是張學良將軍的勢力。張學良正以北平憲兵司令部的名義，在地處帥府園的“憲兵學校”（現北京美術學院）裏招考憲兵，生活極度困難的他為了找到黨，便毅然報考，十分幸運的他在應試第三天便被錄取了。

憲兵學校裏的教官多是東北人，“九一八” 事變後家鄉相繼淪陷，親人生死未卜，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強烈。認為國家危在旦夕，人們有家難回，校內抗日反蔣的氣氛十分高漲。並且校內每週六有個演講會，學校裏有個叫陳造的同學，藉此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聲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丟了東三省，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擁護蘇共，宣傳紅軍抗日的先進思想。他的演講深深打動了馮樂進的心，從此，馮樂進便常去找他交談，關係也密切起來。馮樂進希望找到共產黨並願望加入共產黨。陳造（是遼寧新民縣人，也是黨組織派往憲兵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立即表示，願意介紹馮樂進入黨。在學校第二個月一個星期天，陳造約馮樂進去北海公園九龍壁後的一古廟處，陳造給馮樂進介紹了黨的一個叫趙君的同志，並與馮樂進交談了為什麼入黨等問題，馮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後趙君同志用紙煙盒反面用鉛筆畫了鐮刀斧頭的黨旗，讓馮舉起拳頭，趙君將入黨誓詞説一句，馮就唸一句。宣誓完畢後，趙君點上火將畫的黨旗立即燒燬。陳造、趙君握着馮樂進的手祝賀他加入黨組織，希望馮樂進為黨為革命而奮鬥，實現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努力。回到教練所的馮樂進心想：數年來找黨，今天終於找到了，這一夜興奮的他徹夜難眠。從此，馮樂進成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開始了曲折而又漫長的革命生涯。

1933年5月，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 抗日，7月黨派馮樂進去工作，但因北平地下黨組織被破壞，馮沒去成，1933年12月24日，馮樂進、陳造、廬尚信、方端和四人因叛徒揭發在畢業見習中（東四十二條分隊，憲兵學校校址）被捕。當時，北平憲兵司令部執法科對這些政治犯，想重重地判刑，以警民眾。憲兵司令邵文凱卻説：“一些青年學生有多大罪，還判這麼重？”但邵文凱又怕對上邊不好交待，反覆改判了幾次，最後結果判陳造監禁五年，馮、廬、方三人兩年半。並被關進了北平北新橋東北方向的國民黨“陸軍監獄”（ 陸軍監獄是封建清廷滅亡前遺留下來的老監獄，大漢奸汪精衞早期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時被捕，就在此關押過。1934年11月，察綏抗日同盟軍第二軍長兼北路前敵總指揮共產黨員吉鴻昌也關押在此，11月24日被秘密殺害，英勇就義）。

馮等人被捕時，陸軍監獄關押着囚犯千餘名。入獄後立場堅定的共產黨員們借放風之機互相接觸，溝通思想，互相激勵，堅定信念。並推舉入獄三四年的董德華（安徽蕪湖人，參加過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捕前任唐山市委書記）為領導人。其次是楊飛麟（湖南湘潭人，曾在莫斯科大學學習三年，熟悉俄文，捕前任唐山市委秘書長），另外還有胡云先、劉子令、李有山等人。坐監的同志經過與獄方“鬥爭”，獄方答應：凡公開出版的，可以送進來閲讀。這就給學習創造了條件。送進來的書在董德華、楊飛麟帶領下一起學習，董德華、楊飛麟並告誡馮樂進等獄友必須加強學習，武裝思想，增強組織戰鬥力。

1935年6月，因在慶雲縣領導過馬頰河暴動的劉格平（滄縣人）被捕入獄，當時，獄中生活很苦，大家很難吃飽，因此，身為獄中支部成員的馮樂進與劉格平發動鬧伙食，經過宣傳鼓動，決定領導獄友進行絕食鬥爭，迫使獄方改善伙食。從十幾個發展幾十個、一百個、二百個……就這樣，久久積壓在獄友中的怒火，終於爆發了。開始獄方不以為然，叫囂：“這裏是監獄，給你們飯吃就不錯了。”聽後大家更加怒火沖天，向監獄長提出：必須改善伙食，不準剋扣囚糧，不能再讓吃有老鼠屎的窩窩頭……並以絕食相抗爭。連續一二天，沒有一個犯人吃飯，獄方怕出了事，上邊查下來怕不好交代。獄方也知道是共產黨員領頭，就找其談判。馮樂進與劉格平是談判代表。由於大家的壓力，談判中監獄長説：“我佩服你們，我願與兄弟們交個朋友。我在這裏混事當差，咱們又無仇無恨，也不要太過不去了，以後夏天放長風，冬天生爐子，讓政治犯吃細糧。”馮樂進與劉格平説：“光讓政治犯吃細糧不行，要所有的犯人都吃細糧。”這樣一來，監獄長就以“不敢自專”為由拒絕了，並説向上級請示。但後來還是不了了之。這次絕食鬥爭雖然沒有全部達到目的，卻改善了獄中的條件和生活，這種共產黨人無論在那裏敢於鬥爭的精神，在獄中影響極大，提高了共產黨員的威望。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規模的學生遊行運動，抗日高潮隨之到來。12月25日的早飯後，獄警突然將政治犯所在的獄門都上了鎖，並佈崗加哨，架上機槍，槍也上了刺刀，擺出一副殺人的樣子，就在此時，獄方把馮樂進等30餘名犯人一一叫了出去，站隊集合，這時馮樂進説：“如果槍決我們，我們就唱國際歌，高喊共產黨萬歲。”這時獄方講話了：你們都是政治犯，陸軍監獄條件差，把你們送到條件好的地方去。這實際是敵人對獄中發動絕食的報復。

30多個政治犯全上了汽車，被一齊送到了草嵐子監獄。草嵐子監獄因坐落於草嵐子衚衕而得名，1931年9月剛成立時只是個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即正式改為“北平軍人反省院（總院設在南京）”。獄中共關押着130人左右的政治犯。這座監獄，是國民黨政府專門為關押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而設立的。由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軍法處直接管轄。其目的無非是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實行法西斯迫害的同時，再加上“思想感化”和“政治圍攻”等手段。兩者並舉，以達到“感化”者進行“反省”、“悔過”並在報上刊登，進而達到為他們所希望的自首、叛變的目的。在這種特殊的環境裏，犯人中只有兩種觀點，沒有中間，涇渭分明，互不來往。可喜的是，馮樂進等反對反省的“堅定革命者”中有以薄一波、殷鑑等同志為首的堅強不屈的地下黨支部，通過關係在外面可直接和北平市委聯繫，並重新劃分了小組，每個小組4個人，馮樂進與趙明新（樂陵人，出獄後曾領導過魯北棣陽沾惠一帶的建黨活動，建國後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等職。）、王新坡（又名王子喜，唐山人，建國後任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等職。）、朱則民（曾任過魯西區宣傳部長，山東民兵總指揮等職。）為一小組。他們為了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以迎接今後更大更嚴酷的鬥爭，獄中黨支部提出：不僅要把監獄變作對敵鬥爭的戰場，而且變成同志們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為此，他們還在黨支部領導下成立了學習委員會，負責人是楊獻珍。並制定了嚴格的學習紀律和周密的學習計劃。主要內容有：(1) 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黨中央的文件，國內外出版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方面的書刊，共產國際出版的。(2) 中國近代史和反映當前中國各種思潮的新書。(3) 文化低的同志學習文化，有條件的同志學習一種或幾種外文。(4) 為了提高思想和理論水平，同志們還在獄中秘密出版了刊物。使大家能夠交流思想，學習心得，並及時傳達黨的聲音和紅軍的勝利消息。黨支部秘密組織的這種學習方式，確實成了獄中同志反對敵人“反省政策”的一個重要武器和方法。同時也為黨培養了一批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一定理論水平的幹部，實現了把敵人關押迫害共產黨人的監獄變成共產黨人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願望。

1936年5月，獄方發給每人一套學生制服（用後即收回），讓他們排着隊，帶着腳鐐，由劉慎之同志教他們練太極拳和八段錦。獄方還拍了照片，企圖藉此在社會上宣傳對共產黨政治犯還算不錯。他們正好藉此鍛鍊一下身體。這張照片已由中國歷史博物館將它複製放大，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予以保存。

1936年夏，組織上根據當時的形勢，平津隨時淪陷被日軍佔領的危險，蔣幫特務大肆逮捕和屠殺愛國志士。國民黨信譽掃地，共產黨威望上升。紅軍長征已經勝利到達陝北，全國大規模的抗日戰爭就要爆發，我黨的大量工作都需要人做，華北組織又屢遭嚴重破壞，特別是華北廣大地區從城市到農村，急需黨的組織派黨的幹部來加強領導，而黨的幹部甚為缺乏，中共中央北方局（當時劉少奇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決定：讓被國民黨監禁在“北平軍人反省院”中的五六十名黨員，有許多是我黨的堅強骨幹，有必要採取“策略手段”，讓他們出獄工作。北方局研究後向黨中央寫了報告，經黨中央討論，得到了批准。於是，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便託人向獄中傳達了黨中央關於“要求獄中同志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指示。 獄中黨支部接到了外邊黨組織的第一封信，擔心是敵人搞的圈套，決定不予執行。過了一段時間，北方局又通過獄中看守班長牛寶正（無棣人，是看守班長，實際上成了獄中黨支部與外邊黨組織聯繫的聯絡員）給獄中黨支部送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 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動靜，再作如下指示：(1)東北淪陷後，獄中黨員多遭殺害，日寇又加緊侵略華北，平津危在旦夕，你們處境很危險。但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抗日救國的希望寄託在我黨身上。然而黨幹部不敷分配，白區幹部尤為缺乏，所以，你們必須早日出獄，來擔負黨組織分配的實際工作。(2)你們在獄中進行的鬥爭是正確的，並且很有必要，應充分肯定。但現在形勢變了，不能只侷限在監獄的小圈子裏，而應到抗日的大天地裏發動羣眾，以準備對敵進行更廣泛的鬥爭。(3)你們反對敵人的“反省政策”做的很對，也從中經受了考驗，中央在政治上是信任你們的。但現在我們尚無法迫使敵人無條件地釋放你們。你們只有採取應付敵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獄手續”，才能為黨出來工作。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措施。中央認為，你們可以這樣做，而且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們就要犯嚴重的政治錯誤。(4)對這次經黨組織營救而出獄為黨工作的黨員，中央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負責。當時，國民黨反動當局為了攏絡人心，分化瓦解獄中黨員，規定獄中刑期超過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開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就可獲釋出獄。但他們又考慮到違心的以見報，就等於公開地放棄自己堅持併為之奮鬥了許多年的信念，這叛變之嫌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他們共同商議，由楊獻珍用外文執筆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彙報了他們“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並説，黨組織如果堅持讓我們登報出獄，那我們提出三點要求：(1)登報有叛變之嫌，如果黨組織堅持讓我們這樣做，登報的責任則應由組織上來負責承擔。(2)我們出去後仍然是黨員，應立即按正式黨員安置工作，勿須另行立案審查。(3)我們這次是依令行事，組織上以後不能再向我們追究此事的責任。最後報請北方局答覆，並轉呈中央批示。此信件還是通過牛寶正轉出。並又送到了北方局。不長時間，他們又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從而充分證實了這些信件是黨中央的指示，並隨信附來了北方局向黨中央建議中主要內容的抄件。這時，獄中支部又秘密提交全體黨員討論。52名黨員一致同意服從組織的出獄決定，於是我們就登了報，內容大致是：“他們從前參加過共產黨而涉嫌入獄，他們以後也決不為他們辦事，更不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之類的話。（文革中，四人幫一夥，在黨內玩弄陷害伎倆，排除異己，製造出了罕見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加以陷害劉少奇同志。純屬蓄意把水攪渾。使當時的許多老同志被迫致死，許多清白羣眾受到監禁和迫害，許多無辜的子女受到牽連……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時，才決定為“六十一人叛徒案”和劉少奇同志徹底平反。沉冤昭雪，正義伸張，全黨擁護。馮樂進又獲得了新生。組織上又為他恢復了黨籍，並按排了工作。）敵人見同時這麼多人要求出獄，一時難分真假，不敢倉促批准。因此，一個月後還沒有消息。又一次指示讓我們迅速出獄，並説: 再不按中央指示迅速出獄，就要按黨的紀律給予處分。

1936年9月上旬，第一批獲釋的有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韓鈞、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等九名同志。1936年9月22日，馮樂進與趙林在內的第二批21名同志也出獄了，再往後則三三兩兩，斷斷續續，直至第九次，52人全部獲釋。大家出來後，分散活動，後來逐漸地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馮樂進和王新坡等8名同志去中央黨校學習，地點是當時黨中央所在地陝西瓦窯堡，並指定了帶隊人和具體行動路線、方式、暗號和嚮導等一應事項。就在行動前幾日，組織上（劉子久）又找來馮樂進談話，因工作需要黨決定讓馮樂進回家鄉山東開闢工作。

當時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在山東實行保甲制，也就是説去山東要有籍貫户口，外省的人進去有困難。組織上決定派馮樂進回家鄉來，將黨的工作寓於職業中，以師範畢業先找個學校當教員，等站位腳後再進行活動。為了便於組織上與馮樂進聯繫，接頭暗號是來買羊，問羊的價錢怎樣？羊好買不好買？就這樣組織上發了25元錢的路費，馮樂進離開了北平，回到了惜別了四年的故鄉——陽信縣商店鎮馮店村。1936年10月中旬，回家不幾日的他很快在沾化縣大流傅小學當教員。白天教學生，晚上教成年人，因宣傳抗日和西安事變的情況，引起校長極度不滿並予委婉警告。1937年1月，又轉到本縣欽明區打磨王村（今商店鎮打磨王村）教書，以此為職業，秘密進行黨的活動。期間已與黨組織（趙明新）接上了關係。“七七”事變後，他趁大桑落墅（今惠民縣桑落墅鎮）趕集之機，把淪陷區畫成黑色的地圖，登上一戲台，向看戲的羣眾慷慨陳詞，大聲疾呼，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做好抗戰準備，誓死不當亡國奴，他因公開宣傳鼓動抗日，國民黨縣黨部派人要抓他，得信後便匆匆第三次離家。隱蔽在惠民縣龍桑寺鄉農學校裏。10月，他與趙明新發展的組織武裝在流坡塢與鬼子交上了火，馮樂進撒播的革命火種，很快在陽信大地上燃燒起來。後黨組織讓馮樂進轉移到魯西、沂蒙山根據地開展工作。1943年夏因邢仁甫叛變後，馮樂進即被調回冀魯邊區繼續為黨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後在魯北、泰西、沂蒙地區工作。歷任縣委書記、地委部長、地委副書記、中央財委辦公廳副主任、農業部部長助理、農業部水產總局局長，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司法廳廳長、省顧委常委（副省級）等領導職務。其一生對羣眾、對同志一往情深，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耄耋之年仍盡力所及，為羣眾、為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現居住在濟南市的百歲老人馮樂進，正愉快地歡度着幸福的晚年。

馮樂進，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農曆十一月廿六日），出生於陽信縣商店鎮馮家店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從小就有遠大的志向和抱負，立志要幹出一番事業，報效於家鄉的父老鄉親，報效於祖國。他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入黨。因入黨的事情暴露，他被捕入獄。在獄中，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堅持革命真理，英勇機智與敵人鬥爭；在獄中，他堅強不屈，視死如歸，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後在魯北、泰西、沂蒙地區工作。歷任縣委書記、地委部長、地委副書記、中央財委辦公廳副主任、農業部部長助理、農業部水產總局局長，山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司法廳廳長、省顧委常委（副省級）等領導職務。他是文革期間震驚全國的“六十一人案”中的蒙冤者之一。他不僅有着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也具有相當的文化和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他追求真理，敢講真話；清正廉潔，密切聯繫羣眾，永保勞動人民本色。對羣眾、對同志一往情深；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他為堅持實事求是而剛正不阿；遭貶蒙冤，痴心不改，無怨無悔。他對個人迷信、神權和極“左”路線的危害有切膚之痛；對腐敗、浮誇、奢侈浪費深惡痛絕；崇尚勤苦、節儉，並身體力行，以自己的工資積蓄帶頭捐獻，設立了“馮家店小學獎學基金”，耄耋之年仍盡力所及，為羣眾、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他雖今九十八歲高齡，但滿面紅光，精神矍鑠，思路清晰，談吐風趣。他現居住在濟南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