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延巳

馮延巳在南唐開國時，因才華橫溢，被南唐烈祖李昪看中，任為秘書郎，並讓他與太子李璟交遊。後來李璟任元帥，馮延巳為元帥府掌書記。保大二年（944年），李璟登基的第二年便任馮延巳為翰林學士承旨。

保大三年（945年），馮延巳進為中書侍郎，李璟採納延巳之策，趁閩國內亂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投降，閩國滅亡。保大四年（946年），加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即宰相）。

保大五年（947年），陳覺矯詔擅發汀、建、撫、信等州兵進攻福州，李璟不得已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等會攻福州，因諸將爭功而兵敗。為救二弟延魯，馮延巳引咎辭職，改任太子太傅。保大六年（948年），出為昭武軍節度使（今江西撫州），不久便因繼母去世辭官。

保大九年（951年），馮延巳為母守孝三年後復出，授冠軍大將軍、太弟太保。同年十月，南唐發兵滅楚，除南部數州為南漢乘機佔有外，楚地盡歸南唐所有，此時南唐的幅員達到巔峯，據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蘇、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區。

保大十年（952年）三月，馮延巳以平楚功進為左僕射，與右僕射孫晟（又名孫忌）並同平章事（即宰相）。同年十一月，楚將劉言起兵叛唐，派遣王逵、何敬真等人攻擊邊鎬，南唐軍大敗，撤出湖南，楚地得而復失。馮延巳和孫晟二人自請罷相。

保大十一年（953年）三月，馮延巳第三次出任宰相。

顯德二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後周大舉進攻南唐，南唐連失淮南數州後，李璟派孫晟、李德明等人出使求和，周世宗不允，並將孫晟帶回汴京，孫晟因不肯泄露南唐虛實而於同年十一月被周世宗處死。李德明則主動請求返回金陵勸説李璟割讓江北土地並去帝號向後周稱臣，李德明返回金陵後即被李璟以通敵叛國罪斬首示眾。此後，後周軍繼續進攻淮南，南唐軍接連潰敗。顯德五年（958年）四月，南唐的江北地僅剩下下廬州、舒州、蘄州和黃州等四州未被後周攻陷，李璟遣劉承遇赴迎鑾鎮奉表給周世宗，表中自稱南唐國主，請求割讓長江以北剩下的四個州，每年貢獻數十萬財物。至此，後周罷兵。同年五月，馮延巳第三次被罷相，但仍被李璟授為太子太傅。

建隆元年（960年）五月，罷相兩年後，馮延巳在抑鬱寡歡中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諡號“忠肅”。 ^[2] 

馮延巳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但因其博學多才，加上為人胸襟寬廣、宅心仁厚，在其主政期間對政敵也多采取包容態度，南唐中主李璟對其始終信任不疑。

馮延巳的詞集名《陽春錄》，其中共126篇詞作，共使用38個詞牌名，有的題作《陽春集》，北宋時就有傳本，但宋代的本子早就失傳。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人吳訥的《唐宋名賢百家詞》抄本，清代抄刻本也有不少。但各本收詞不盡相同，有的收有偽作。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的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和劉尊明編著的《全唐五代詞》，收錄馮延巳詞112首。（選自《南唐二主馮延巳詞選》） ^[4-6] 

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如是評道：“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中、後二主皆未逮其精詣。《花間》於南唐人詞中雖錄張泌作，而獨不登正中隻字，豈當時文采為功名所掩耶？” 劉融齋在《藝概》中言：“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也足見正中詞魅力之深。陳廷焯在《雲韶集》卷一中言：“正中詞為五代之冠，高處入飛卿之室，卻不相沿襲，時或過之。

陳世修和馮煦曾作《陽春集序》，二人在序文中均讚美馮延巳之為人，説他心懷天下、憂國憂民，於小詞中寄託自己的憂思。

馮延巳的政治才能和人品，頗受非議，常常被政敵指責為“諂媚險詐”(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當時的南唐朝廷黨爭激烈，宰相宋齊丘與馮延巳、魏岑、陳覺、馮延魯、李徵古、查文徽為一黨，孫晟則與韓熙載、常夢錫、蕭儼、江文蔚、李德明為一黨。《南唐書》中關於馮延巳的評價多是根據《釣磯立談》的記述而撰，《釣磯立談》的作者史温是史虛白的孫子 ^[7]  ，而史虛白則是韓熙載的好友，史虛白曾與韓熙載一同自後唐南渡，二人到南唐後均遭宋齊丘排擠打壓。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史温在撰寫《釣磯立談》時對馮延巳、宋齊丘等人極盡攻訐污衊之詞，對孫晟和韓熙載等人則過多褒揚，因此《釣磯立談》對馮延巳的評價多為政敵攻訐之辭，有失公允。史温在《釣磯立談》中甚至污衊馮延巳“與其弟延魯如仇讎，並疏隔繼母”，實際上馮延巳與延魯兄弟情深，事繼母至孝。《南唐書》中記載的兩件小事便足以證此：其一，保大五年，弟延魯因攻打福州兵敗獲死罪，馮延巳為救他主動辭去相位，足見兄弟情深；其二，保大六年，繼母去世，延巳丁母憂三年不仕，説明延巳是個傳統的孝子。

清代趙吉士、丁廷楗編撰的《徽州府志》卷五·名宦傳中記載了馮延巳之父馮令頵的一段佳話：“馮令頵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藴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頵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馮令頵是歙州當地有名的仁厚長者，有父如此，其子延巳、延魯的人品自是毋庸置疑的。

《南唐書》在馮延巳傳中記載了一件關於他對待政敵的事件，也足以證明馮延巳寬以待人的高尚品格，當時的刑部郎中蕭儼曾在朝堂上當面斥責馮延巳的罪過，後來蕭儼出任大理卿，在斷軍使李甲妻子的案子時，誤判了疑犯死刑，朝臣們在廷議時都認為蕭儼應被處死，唯獨馮延巳一人為其辯護：“蕭儼為大理寺正卿，因失誤而錯判一婦人死刑，便要以死抵罪，那麼你們今天議論要殺正卿，將來誰又來承擔殺他的責任呢？“接着又建議道：“蕭儼素來有正直的名聲，如今錯判的案子已經更正赦免了，應當對他加以寬恕。“蕭儼因此得以免罪，當時的官員和百姓們均對延巳此舉大為稱讚。

黃進德在《馮延巳及其詞考辨》中認為時論攻擊馮延巳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兩次武力拓邊上：一是伐閩，二是伐楚。黃進德通過分析史實認為：這兩次失敗的主要過錯不在馮延巳，而是由李璟武力拓邊的策略和將領爭功不聽統一指揮造成的。

綜上所述，馮延巳是一個胸襟寬廣、志向遠大、執着自信、憂國憂民卻又生不逢時的悲劇性人物。馮延巳若是生在宋太祖當政的時代，以他的胸襟和才識成為一代賢相亦無不可能。馮延巳去世後獲贈的諡號是“忠肅”，也正是他一生忠誠恭敬、寬仁愛人的真實寫照。

與李璟、李煜一樣，馮延巳也多才多藝，這也是李璟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他的才藝文章，連政敵都很佩服。《釣磯立談》記載孫晟曾經當面指責馮延巳：“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詼諧不如君也。”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記載孫晟的話是：“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 兩處記載，文字雖不一樣，但意思相同。看來馮延巳為人確實多才藝，善文章，詼諧幽默。又據《釣磯立談》記載，馮延巳特別能言善辯。他“辯説縱橫，如傾懸河暴雨，聽之不覺膝席而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他又工書法，《佩文齋書畫譜》列舉南唐十九位書法家的名字，其中就有馮延巳的大名。他的詩也寫得工緻，但流傳下來的僅有一首。不過馮延巳最著名最有成就的，還是詞。

馮延巳詞的特點，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因循出新。所謂“因循”，是説他的詞繼承花間詞的傳統，創作目的還是“娛賓遣興”，題材內容上也沒有超越“花間詞”的相思恨別、男歡女愛、傷春悲秋的範圍。所謂“出新”，是説他的詞在繼承花間詞傳統的基礎上，又有突破和創新。

如馮延巳在表現愛情相思苦悶的同時，還滲透着一種時間意識和生命憂患意識。他在詞中時常感嘆人生短暫、生命有限、時光易逝。表現人生短暫的生命憂患意識，成為詩歌中常見的主題。但在詞中，是馮延巳第一次在詞中表現這種生命的憂患。人生本來就短暫，因此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充分享受愛情的幸福，在短暫的青春期及時享受愛情的歡樂，可偏偏“別離多，歡會少”。愛情失落的苦悶中又包含着一層生命短暫的憂患，這既強化了愛情失落的苦悶，也表現出了人生的悲劇，從而豐富了詞作的思想內涵，提升了詞的思想境界。

馮詞寫愁的最大特點，是憂愁的不確定性和朦朧性。他詞中的憂愁，具有一種超越時空和具體情事的特質，寫來迷茫朦朧，含而不露。馮詞中的憂愁“閒情”，常常很難確指是什麼性質的憂愁，是因為什麼原因而苦悶。比如前面例舉過的《鵲踏枝》中的“閒情”，就很難説清是一種什麼樣的情，一種什麼樣的愁。他只是把這種閒情閒愁表現得深沉而持久，想拋擲也拋擲不了，掙扎也掙扎不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始終纏繞在心頭。他的幾首《採桑子》詞，這個特點最為突出。作者所要表現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種説不清、道不明的憂愁苦悶，抑鬱不歡；一種可能已經存在又似乎是即將來臨的人生憂患。馮詞憂患苦悶的內涵性質，是無法確指的，無法界定的，從而留給讀者更大的自由創造聯想的空間，有着更大的藝術張力。讀馮詞，也會被感動，但需要聯想，需要深層的思考。

在藝術上，馮延巳詞也非常有特色。一是空間境界比較闊大，常以大境寫柔情，如“將遠恨，上高樓。寒江天外流”(《更漏子》)；“樓上春山寒四面”(《鵲踏枝》)等。闊大無限的空間境界，表現出愁思的深重。二是善於用層層遞進的抒情手法，把苦悶相思表現得一層深似一層。這就是古人所説的“層深”之法。其他詞作也屢用此法。三是在情景的配置上，善於用逆向配置法。詞中寫情，最常見的是情與景交融互寫，但情與景交融配置的方式有同向配置和逆向配置兩種。所謂同向配置，是客觀景物藴含的情感指向與主觀情感的性質相同，逆向配置是客觀景物的情感指向與主觀情感性質正好相反。馮延巳詞中，常常喜歡用明媚燦爛的春景來寫悲哀的情緒。情景的逆向配置，加倍寫出了主人公的愁情。面對歡樂之景，尚且苦悶，如果是悲哀之景，其憂愁苦悶更可想而知。

陸游：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恕。 ^[3] 

《南唐書·卷十一·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