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契

1935年，馮契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入學後不久，馮契就積極參加呼籲全民族抗日救亡的“一二·九”運動。 ^[3]  抗戰爆發後，曾赴延安，並輾轉山西、河北等地，參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聯大復學，1941年畢業。1941年至1944年，在清華研究院讀研究生期間，曾從學於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等。離開西南聯大後，曾任教於雲南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並在《哲學評論》、《時與文》、《展望》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與雜文。

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既歷經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潛於中國的智慧長河，而對人類認識史的這種沉思與反省，又伴隨着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説三篇》，馮契以始於智慧又終於智慧的長期沉思，為中國當代哲學留下了一個創造性的體系。

以智慧的探索為中心，馮契的哲學思考涉及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一卷本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考察，側重於揭示中國古代哲學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及科學的比較方法，馮契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演進的歷史脈絡及其中的邏輯環節，並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歷史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包括如下四個問題：第一，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第二，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或者説，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第三，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宇宙發展法則）？第四，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者説，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在馮契看來，中國傳統哲學在關注前二個問題的同時，又對後兩個問題作了更多的考察：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原則的問題，發端於先秦的名實之辯；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的問題，發端於先秦的名實之辯，二者貫穿於整個中國哲學史，正是在對這兩個問題的考察上，顯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

就名實之辯而言，馮契認為，相對於西方哲學，中國哲學較早地發展了辯證邏輯；每當中國達到總結階段時，就有哲學家或邏輯學家對辯證思維的形式進行考察，提出辯證邏輯的原理，在先秦哲學的總結階段，《荀子》、《易傳》、《內經》初步形成辯證邏輯的系統，到宋明，從沈括、張載到王夫之、黃宗羲，辯證邏輯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馮契進而指出，與辯證邏輯的早期發展相應，中國較早地發展了辯證法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以氣一元論為基礎，將道理解為陰陽的對立統一。辯證邏輯與辯證的自然觀對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馮契的這一看法不同於所謂中國人“重人生輕自然、長於倫理而忽視邏輯”的流行之論，它在相當程度上深化了對中國傳統認識論和自然觀的理解。

哲學史與哲學的統一，是體現於馮契哲學研究過程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以往哲學的考察，總是處處滲入他的哲學見解，而他的哲學思考，又伴隨着對以往哲學智慧的總結。這種總結，比較集中地體現 在他的《智慧説三篇》中。《智慧説三篇》由三部相互聯繫的著作構成，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不應限於知識論（theoryofknowledge），而且應研究智慧的學説，要討論元學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

按馮契的理解，廣義的認識過程包括二個飛躍，即從無知到知的飛躍和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由無知到知的過程發端於實踐中獲得的感覺，這種感覺能夠給予客觀實在。馮契認為知識經驗領域無非是以得自經驗者還治經驗，得自經驗者即是概念，用概念來摹寫和規範經驗，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由此形成了知識經驗。

經驗知識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馮契看來，認識並不限於經驗領域，它同時指向性與天道，後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説認識論的前二個問題主要關聯着經驗知識，那麼，智慧則更多地涉及認識論的後二個問題，即關於性與天道的認識；而關於道的真理性認識又內在地關聯着人的發展，後者便展開為自由的人格。馮契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夠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而這一過程即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

如何實現從名言之域的知識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馮先生從理性直覺、辯證綜合、德性自證諸方面作了考察。他區分了總名與達名，達名錶示的是最高的類，總名所表示的是元學的理念，亦即大寫的Idea，總名可以看作是達名的辯證綜合，如時空範疇便是達名，當我們説在有限中揭示無限，在瞬間把握永恆時，便是以時空範疇作辯證的綜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與辯證綜合相聯繫的是德性的自證。理性直覺與辯證綜合的主體是我，我不僅有意識，而且能自證其德性，亦即對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驗證，在言行一致的活動中自證其德性的真誠與堅定。

可以看出，從無知到知，又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既是知識論的問題，又是元學或本體論的問題；以廣義的認識論為基礎，馮先生對知識論與本體論作了溝通，並由此展示了統一本體與現象、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的獨特思路。

建國後，歷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政治教育系主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名譽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哲學史學會第一、二屆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三屆副主席，上海市哲學學會第五屆會長，中國辯證邏輯學會會長。

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和邏輯學。

馮契主要作品(2張)

著有《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歷程》、《怎樣認識世界》，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大詞典》、《中國近代哲學史》，出版有10卷本的個人哲學著作《馮契文集》。

馮棉——《家父馮契》

2005年是家父馮契先生誕辰九十週年和逝世十週年，值此“馮契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之際，僅以此文表達對父親的追憶與緬懷。

1915年11月4日

父親出生在浙江諸暨的一個普通農户的家庭裏。從小學開始，父親就顯露出聰明才智，學習成績優異，尤以作文和數學見長。十八歲那年，祖父不幸病逝，家境窘迫。杭州初級中學校長唐世芳先生慧眼識才，伸出了援助之手，讓父親在學校兼任文書工作，有一份收入，使父親的學業得以繼續。父親去清華讀書的行裝也是唐先生幫助備置的。唐先生是父親的恩師，逢年過節，父親都要去信或打電話問候，平時也常有書信來往。

1935年

父親報考了南開大學數學系獎學金生，被錄取；之後，又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哲學系公費生。公費生每月有二十元生活費，免除了經濟上的後顧之憂。父親決定入讀清華哲學系，用他自己的話説：“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

在清華，父親受教於馮友蘭、金嶽霖先生，打下了紮實的哲學與邏輯功底。抗戰期間，清華西遷昆明，與北大、南開合併為西南聯大，父親在西南聯大又選讀了原北大教授湯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大學畢業，父親進清華大學研究院哲學部繼續學習，研讀了古今中外各家的主要哲學著作，其間，金嶽霖先生還為他一人授課，內容包括休謨(D.Hume)和布拉德雷(F.H.Bradley)的著作以及金先生的《知識論》手稿，馮友蘭和湯用彤先生也多有指導。1993年湯用彤先生百年誕辰和1994年金嶽霖先生百年誕辰，父親分別寫了《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和《憶金嶽霖先生以及他對超名言之域的探討》兩篇文章，深情地回憶了這段難忘的歲月。

1944年

父親研究生畢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智慧》。對智慧的探索成了他畢生的信念，父親生前出版的論文集名為《智慧的探索》，他晚年的最後三部著作《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被合稱為“智慧説三篇”。

1946年

從1946年起父親先後在雲南大學、同濟大學、上海紡織工學院任教，並在復旦大學和大夏大學兼課。華東師範大學成立後，於19 52年正式受聘，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直至1995年去世。其間，還先後兼任過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所長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父親酷愛讀書，買書是他的一大喜好。他購書都是自己掏錢，從不用科研經費。他的科研經費僅用於外出開會的差旅費和市內的交通費，而且由系裏代管，自己並不經手。家裏有五隻大書架，因書太多，只能分裏外兩層擺放，他時常理書，哪些書放在裏層的哪個位置，清清楚楚。父親購書重在實用，都為研究哲學而買。我的大舅舅、版本學家、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先生來我家翻閲了父親的一書架線裝書之後，所作的評價是：沒有收藏價值。

文革前

父親經常熬夜，煙也抽得厲害，主要抽“牡丹牌”，在當時是一種比較好的香煙。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監督勞動，工資被扣得只剩下一點生活費，於是，只能改抽廉價的“勞動牌”香煙了，我記得是八分錢一包。1975年，發現患有肺氣腫和肺原性心臟病，在醫生的建議下，毅然戒了煙。從此，他的生活起居變得很有規律，每天早晨六點鐘左右起牀，然後去學校數學館附近的空地上獨自一人打“楊式太極拳”，他打拳重在活動筋骨，遠遠望去，整套動作既不標準也不協調。每天傍晚，他和母親一同外出散步，晚上也不再熬夜。

沒有了煙，綠茶和紹興黃酒是他所愛。綠茶大多是託親朋好友買的或別人送的，尤其是安徽師範大學的臧宏教授，每年春天都會寄來幾大包黃山茶林場的“毛峯”新茶，接到包裹單，照例由我去郵局領取，取回後父親再把它們分放在一個個“火油箱”裏。父親喝茶用小杯，這是母親特意安排的，為的是讓他能多起身倒茶加水，離開案頭活動一下。

黃酒是父親自己買，他常在傍晚散步時去師大一村的小店買酒，不是“加飯”就是“花雕”，每天晚餐用熱水温熱了再喝。有客人來家，招待吃飯，照例也温上黃酒對酌，再加上幾盤家常的葷素菜。記得在家招待的中外客人有：挪威的希爾貝克(G.Skirbekk)教授夫婦、美國的艾姆斯(R.T.Ames)教授、王浩教授、何炳棣教授和成中英教授、台灣的張尚德教授等。外校教授來參加父親指導的研究生論文答辯，通常也請來家裏便飯，如復旦的胡曲園教授、嚴北溟教授、蔣孔陽教授、上海師大的徐孝通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傅季重研究員等，這時，母親也參加進來和客人們聊天，飯桌上的氣氛熱烈而親切。

父親生前曾為整理出版金嶽霖先生的遺著《羅素哲學》、徐懷啓先生的遺著《古代基督教史》、陳旭麓先生的遺著《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鄧艾民先生的遺著《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而操勞，併為之作序或跋。父親逝世以後，哲學系成立了“馮契先生遺著編輯整理工作小組”，全系教師通力合作，花了不少精力，將父親的著作、論文、講演錄和哲學通信等彙集成十卷本的《馮契文集》，於1996至1998年間相繼出版，母親也參加了這一工作，選編了其中的“哲學通信”，並親自撰寫了“馮契年表”附於書後。可以説，《文集》的出版，就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

(注：本文選自馮棉2005年11月1日在“馮契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暨馮契基金捐贈儀式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