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馬載

鎖定
馬載(1905-1997),原名馬存漢,1905年10月出生於安陽縣武旺村一農民家庭。 [2]  1945年,馬載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2]  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8月24日,馬載於北京逝世。 [2] 
1925年8月考入黃埔軍校,就讀於黃埔四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奉命到河南做黨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安陽縣委書記,參加領導了河北磁縣農民武裝起義。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河北平山縣委組織部長、山西孟平縣委書記、冀中十分區地委書記、北嶽區黨委工作團團長等職。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熱河省委組織部長、熱遼地委書記、熱河省委副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馬載同志歷任衡陽鐵路管理局政委、黨委書記,全國供銷總社生產局局長,新疆中蘇石油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理,石油工業部基建司司長。 [1] 
1958年9月,四川石油學院(西南石油大學)正式成立後,經國務院任命,馬載同志為學校首任院長(庚即學校成立臨時黨委,馬載兼任黨委書記)。1962年5月,馬院長奉命調離學校,赴任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社副主任,後在輕工業部顧問(享受正部級待遇)崗位上離休。 [1] 
(概述圖來源 [1] 
中文名
馬載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05年9月
逝世日期
1997年8月24日
畢業院校
黃埔軍校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出生地
河南省安陽縣曲溝鄉武旺村
原    名
馬存漢

馬載人物生平

馬載,原名馬存漢,1905年10月出生在安陽縣武旺村一個農民家庭。馬載的父親以推獨輪車賣煤為生,一次推八百斤煤,往返一百多華里到安陽城賣,賺錢養活全家七口人。馬載兄弟四個,他是老四。幾個哥哥逐漸成人後,幹活的人多了,母親又勤勞儉樸,家裏逐漸添置了幾畝薄田,才吃上了粗米淡飯。 [2]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軍閥混戰,苛捐雜税多如牛毛,馬載家因繳不起雜税,父親經常被當地民團綁架打罵。這時的馬載已經是安陽城內的高小學生,家庭的苦難經歷和“五四”反帝反軍閥新思潮的影響,給馬載的心靈打上了反帝愛國反軍閥的烙印。當“五四”運動在安陽城鄉興起的時候,馬載表現得特別興奮。他和其他學校師生一樣,上街參加集會遊行,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口號,還拿起剪刀與其他同學一起,跑到大街小巷剪辮子,到商店裏查日貨,向商人宣傳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道理。 [2] 
1925年4月,馬載從省立第十一中學畢業。那時候,中學是四年制,不分初高中,畢業即可考大學。馬載自然想考大學,當科學家,實業救國;還想過學醫,治病救人。但看到中國天空戰雲密佈,大好河山被瓜分得支離破碎,又感覺前途迷茫。通過和同學們研究當時的中國政局,馬載認為沒有武力是救不了中國的,於是到開封參加了國民二軍的學生軍。不久,廣州黃埔軍校來開封招生,馬載第一個報了名。1925年秋天,馬載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 [2] 
在軍校學習期間,馬載閲讀了大量革命書刊,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得到極大提高,找到了拯救中國的道路和辦法,也找到了人生的道路。1926年10月,馬載從黃埔軍校畢業後,正值北伐軍總攻武昌和省港舉行大罷工期間,於是被分配到省港工人教導團任排長,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 
1927年1月,馬載調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一教導團擔任連黨代表,他立即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7月,大革命失敗後,馬載接受新任務準備去南昌參加起義。當得知起義部隊已經退出南昌時,馬載又接受派遣到湖北領導農民武裝。但馬載到達那裏後,農民武裝已被國民黨反動派繳械解散,於是又接受派遣回到河南。1927年10月,馬載回到家鄉。馬載跟中共安陽地、縣委領導人楊介人等接上組織關係後,縣委派他以回家務農的方式搞農民武裝工作。 [2] 
當時,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鎮壓革命運動,農民協會活動受阻。為此,安陽縣委決定組織“抗袁聯合會”,發動、領導農民進行抗租鬥爭,反對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讓農民獲得經濟利益,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覺悟,組織農民武裝力量,舉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按照縣委指示,馬載和其他同志分頭到農村串聯發動。抗袁聯合會的大旗在當中崗豎起來後,許多貧苦農民紛紛踴躍參加。馬載還具體負責組建了一支農民武裝,武器有長槍、標槍、大刀、長矛等。抗袁聯合會的聲威大振,羣眾鬥爭情緒高昂,地主們都不敢再催租逼租了。 [2] 
192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調馬載到開封搞地下交通工作。馬載於是告別家人,到開封相國寺前街開設了一個小雜貨鋪,以商人身份作掩護開展地下工作。這個交通站只同省委宣傳部長凱豐單線聯繫,負責接待各縣和中央來人。凡來的人以買東西為名對暗號,對準了再看他的信件,然後領着去見凱豐同志。但後來,鞏縣縣委書記被捕供出開封黨的機關,馬載按照凱豐的指示,進行了安全轉移。 [2] 
11月,馬載被派往林縣天門會做農民武裝工作。馬載到天門會後,進攻天門會的國民黨新軍閥龐炳勳部失利,提出同韓欲明談判。馬載此時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戰士,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擔心韓欲明中計受騙,就一起商定了三條談判原則:第一不接受改編,第二不離開林縣,第三廢除苛捐雜税。這三條原則像一把利刃,戳穿了龐炳勳的陰謀詭計。龐炳勳遂勾結晉軍夾攻天門會。1929那年1月21日夜,馬載同韓欲明率先從黃華口突圍後分散隱蔽。 [2] 
回到安陽後,由於安陽黨組織遭到破壞,省委於1929年4月,調馬載任新鄉縣委書記。在新鄉,為了掩護身份,開展工作,馬載經常化妝成鍛磨的石匠,背上個馬褡子,裝上鍛磨錘、鏨頭,走街串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有時候,馬載化裝成商販,推車、挑擔,到新鄉、獲嘉城裏活動;有時候,馬載穿上工人服裝,去新鄉焦作等地發動工人運動。 [2] 
1930年安陽“袁墳事件”後,馬載接受省委新的任務,回安陽任安陽縣委書記,恢復黨的工作。 [2] 
1932年10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馬載到磁縣參加領導武裝暴動。暴動失敗後,馬載和暴動其他領導在轉移至磁縣西部山區時被民團逮捕。隨後,馬載他們被轉送關押在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馬載被判12年徒刑。 [2] 
馬載雖然身陷囹圄,受盡折磨,但革命意志鍛鍊得更加堅強,不但在政治犯中成立了黨支部和讀書會,還一次次組織難友們開展絕食鬥爭,提出改善待遇要求。 [2] 
第一次絕食鬥爭是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進行的。開始時,難友們有説有笑,互相勉勵。到了第四天,人人飢寒交迫,有的呼飢號寒,有的暗自呻吟,多數口乾舌燥,還有的咳嗽出血來。看守們見他們不吃飯,就抬到院子裏毒打一頓,把難友們的嘴撬開灌牛奶。馬載咬緊牙關,一口未喝。就這樣艱苦地鬥爭下去,終於取得了改善生活條件的勝利。 [2] 
最後一次絕食鬥爭是在1935年,為反對看守無故捆打難友而進行的。當時,難友們都遭致慘無人道的毒打,尤其馬載被看守用“馬纏四蹄”的酷刑,捆成一個肉蛋,一不準放風,二不準大小便,整整捆了二十四小時,繩子把手腳和脖子勒出一道道深溝。但即使是這樣的酷刑,馬載他們都戰勝了。 [2] 
1936年春,難友們開展了一場新的鬥爭,聯名向地方法院遞交了他們的控告狀,控告看守所對犯人剋扣口糧、貪污菜金等劣跡。獄方害怕控告如果真的生效,對他們不利,表示願意與難友們談判。經過談判,難友們的優待條件都得到了恢復。 [2] 
1937年8月,冀中抗日義勇軍前來劫獄,砸開牢門,馬載等一批革命同志被營救出獄。從這時起,馬載把名字由原來的馬存漢改為馬載,表示革命征途上任重道遠之意。 [2] 
出獄後,馬載在義勇軍部隊,跟黨組織取得了聯繫。隨後,馬載在阜平見到了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被調到平山縣任縣委組織部長。1937年底,馬載任孟平縣委書記,後任冀中十分區地委書記等職。1945年,馬載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時期,馬載曾先後出任熱河省委組織部長、熱遼地委書記。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馬載任熱河省委副書記。 [2] 
新中國成立後,馬載歷任四川石油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總社副主任等職,1978年任輕工部顧問,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8月24日,馬載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2] 

馬載主要事蹟

1931年夏,馬載到六河溝煤礦當了井下推罐工,發動工人運動。 [2] 
馬載在同工人共同勞動中,和他們建立了親密的感情,成為礦工的知音。每到夜色闌珊,馬載就到工人宿舍拉家常,傾聽工人心聲。一次,一位礦工氣憤地説:“上個月我幹了二十八個班,櫃上只發給我二十天工資。”另一個礦工也提意見説:“工人病了,工頭不管,下了班沒地方洗澡。”還有的要求八小時工作制,要求不準打罵工人,有的提出工人要組織起來,學開灤煤礦成立礦工工會。馬載經過深入瞭解,認識到礦工的迫切要求,就是組織起來,反打罵、要欠資。於是,開始在工人中物色積極分子,發展黨員對象。 [2] 
1931年冬,馬載和胡金山、紀德貴等五個黨員秘密組成了地下黨支部,馬載出任黨支部書記,胡金山、紀德貴分任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通過分析工人情緒和大革命時期工會遭破壞的教訓,他們決定採用民間結金蘭、拜把子的形式,先成立個“朋友社”。支部形成決議後,支委和黨員分頭串連發動。僅幾天時間,就發動了三十多個社員。而後,朋友社在石場村召開了成立會議,宣誓要同甘苦、共患難,決不貪生怕死,要除暴助弱,專打不平。對內的綱領是:要團結全體礦工,反對打罵工人和礦資本家剝削。 [2] 
礦工們聽説朋友社替工人打抱不平,要求入社的越來越多。沒過幾天,就發展到七十多人。有兩個外號叫“屎殼郎”和“大眼獅子”的監工,在朋友社教育下,改變了對礦工的態度。這樣一來,加入朋友社的礦工一下子猛增到二百多人。 [2] 
六河溝煤礦丁礦師和胡監工非常兇惡,經常打罵礦工。丁礦師尤其兇惡,他每逢星期一下井,礦工們必須迎接,還得口稱“丁師爺”。一次,他發現歡迎人羣裏沒有吳守清,就問在哪。吳守清在後面聽見了趕忙跑過來賠笑迎接,一個“丁”字還未出口,丁礦師就打了他兩耳光:“他媽的,你知道今天禮拜幾嗎!” [2] 
打虎先扳牙,黨支部決定首先懲治“尥蹶騾子”丁礦師。井下有條二十多度的馬機坡泥濘難行,馬載他們準備就在這裏懲治丁礦師。一天,礦工李三榮遠遠看見丁礦師扒着柱子一步一滑走來,他先將大糞塗抹在柱子上,又將柱子底部挖空。丁礦師走過來,一扒柱子抓了一手屎,隨後柱子一倒跌了個面朝天。躲在一旁的李三榮高興地離去。 [2] 
丁礦師還有一條路線,就是傍晚坐軋車從台子寨回觀台。礦工李昆成端一糞杈人糞在漳河北岸山溝等待着,當丁礦師眯着眼過來時,他眼明手快,舉杈給丁礦師扣了一臉屎糊塗。軋車工人停車逃走,丁礦師被屎糊着眼看不清道路瞎跑。李昆成見了,又趕上狠狠打了他幾糞杈。 [2] 
第二天,朋友社散發了丁礦師吃屎、戴糞盔逃跑的傳單,提出了礦工們團結起來反對打罵的口號。丁礦師看到傳單後,再也不敢打罵工人了。接着,朋友社又用類似的辦法懲治了胡監工。通過懲治這兩個壞蛋,長了工人的志氣,滅了工頭的威風,廣大礦工都團結到朋友社的周圍,兩個月即發展到700多人。 [2] 
反打罵鬥爭取得勝利後,鑑於當時的形勢,黨支部和朋友社又不失時機地將工人的鬥爭鋒芒引導到要欠資、反剝削上來,把六河溝煤礦的工人運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2] 
1932年春節,寨牆裏的資本家花天酒地,牆外工人住宅區一片淒涼,不時傳來婦孺的呼飢號寒聲。此時的馬載,雖然離家不足五十華里,但他沒有回家同親人團聚,而是在召開黨員大會,商討向資本家要欠資的大事。當時的會場十分活躍,會議決定:立即發動罷工要欠資。隨後,馬載起草了“罷工宣言”,印成傳單,張貼到礦上大街小巷和附近農村。 [2] 
1932年2月23日傍晚,黨支部委員紀德貴帶領朋友社的骨幹,在台寨窯口堆起了一個假墳墓,插上招魂幡和哭喪杖,又在入井處放了一個勞盆。來下井的礦工們看到這種不吉利的情景,誰也不下井了。來威脅礦工下井的工頭,也被憤怒的礦工嚇跑了。資本家無奈,派代表跟工人談判,答應先補發一個月欠資。馬載他們認為達到了初步要求,就結束了這次罷工,佈置了下次要七十天欠資的鬥爭任務。 [2] 
3月22日觀台鎮廟會,黨支部和朋友社準備在廟會期間發動罷工,擴大影響。從3月15日開始,朋友社成員就分頭串連,開始小型擱班,為大罷工做準備造輿論。礦資本家看到苗頭後,趕緊又給礦工發了一個月欠資,一個月後又付給礦工二十天欠資。欠資運動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2] 
在要到八十天欠資以後,有少數工人產生了消極情緒。如果不提出新的鬥爭目標,就動員不起來工人同資本家繼續作鬥爭。1932年5月2日,六河溝煤礦黨支部和朋友社決定,發動以增資為內容的第二次大罷工。 [2] 
5月2日晚7時,上晚班的工人陸陸續續來到平窯口坐着,有説有笑就是不下井。不大一會兒,工頭來催工人下坑(平窯叫坑)。工人們説:“我們要求增加工資,答應了就下坑。”工頭們受過工人的懲罰,也沒了往日的威風,面對罷工束手無策。工人見了,信心倍增,火焰愈旺,齊聲高呼:“我們要活命,要生存,不答應增加工資,決不下坑!”礦工們為爭生存而戰鬥的吼聲,震撼了圍牆裏礦資本家的辦公大樓。被罷工怒潮嚇破膽的資本家,忙請磁縣民團團長王會哲來鎮壓工人。 [2] 
王會哲帶着礦警過來,厲聲質問礦工為什麼不下坑。礦工齊聲高喊:“糧價天天漲,工資不漲,我們生活不下去了,我們要求增加工資!”王會哲聽後無言以對,便鳴槍警告,要求派代表。紀德貴唯恐中計,暗示朋友社骨幹高喊:“我們沒有代表。”王會哲聽了,一瞪眼:“你們要造反?!”工人們羣情激奮,像潮水般一湧而上:“我們礦上的事,不與你妻侄相干!打他狗孃養的!”話音剛落,就有無數石塊向王會哲投去。王會哲見勢不妙,扭頭就跑。工人們像趕瘋狗一樣,邊追趕、邊扔石塊,邊喊:“抓住王會哲,別讓他跑了!”王會哲只顧拼命逃跑,洋草帽被風颳掉,也顧不得拾了。 [2] 
資本家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便派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許諾説礦方答應增加工資,讓先下坑。雖然第二天,礦方給工人發了二十天欠資和病假工資,但直到同年7月,礦方仍未給工人增加工資。六河溝煤礦黨支部、朋友社於是發動了大罷工。礦方請駐軍鎮壓未成,被迫答應將礦工工資由每天四角增加到四角五分。 [2] 
1932年9月,中共六河溝煤礦黨支部根據黨關於“發動大規模罷工,以牽制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指示精神,發動了萬人大罷工。大罷工前,黨支部和朋友社的骨幹在石場村西山腳下兩間破房子裏召開會議。馬載總結了十個月來要欠資和增資鬥爭的勝利,講述了發動萬人大罷工的意義和工資增至五角的要求,分析了礦方可能採取的對付手段,提出了應付各種事變的對策。 [2] 
9月29日黎明,大罷工開始了。駐漳河北岸等地的礦工和農民兄弟,一隊隊舉着紅旗,扛着大刀、長矛、洋槍、土炮、抬槍等武器,按照各自的方位臨陣以待,人山人海,綿延數里,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有組織、有紀律的強大力量。 [2] 
9時許,從漳河南岸開來一列小火車,車上載着灰色軍服的國民黨部隊——第二十九集團軍高桂滋部。這時候,漳河北岸的工農武裝躍躍欲試,數不清的土喇叭向軍隊喊話了:“兄弟們!我們都是礦工,要求增加工資,為了生存、為了活命而罷工的。窮苦人不打窮苦人,你們不要當資本家鎮壓工人的劊子手!”震天動地的怒吼聲,傳到小火車上,傳到官兵的耳朵裏。小火車停了一會兒,倒退着開了回去。 [2] 
原來,礦方謊報土匪作亂,高桂滋部在車上聽到宣傳,知道不是土匪,加上軍內有我地下黨員做工作,就回去了。礦方這下亂了陣腳。四天後,黨支部和朋友社帶領二三千礦工,到觀台鎮礦辦大樓示威。礦工們隊容整齊,怒氣沖天,要求增資的吼聲震撼了觀台南山,大有踏平資本家圍牆之勢。資本家嚇得膽戰心驚,急忙派代表向礦工求和,答應工資從1933年元月起,再增加到五角。黨支部和朋友社認為大罷工目的已經實現,號召工人復了工,並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壯大了六河溝黨支部。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