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積高

馬積高，古代文學史專家。

湖南省衡陽縣人,1925年11月29日出生於衡陽縣金華鄉桃花坪村。在其父的指導下,閲讀了許多古代名作。1939年春考入衡陽縣私立成章中學初中部學習。1942年考入永興的省立三中高中部。高中二年級時,因當眾斥責教官的專橫跋啓而被開除學籍。後入衡陽私立平智中學。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湘桂,衡陽城淪陷。他輾轉到安化藍田,考入省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深受馬宗霍、駱鴻凱、錢基博等老師的影響,除工詩文外,還研究經學和文字、聲韻、訓詁學,逐漸改變原來想當作家的願望,決定獻身於古代文化的研究。他的畢業論文《荀子通論》,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古代文化的首次嘗試。1948年秋從國立師範學院畢業後,在衡陽私立含章中學任教。受地下黨員影響,他閲讀了艾思奇、李達等介紹馬克思主義方面的著作,並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任含章中學的校長。含章中學與船山中學合併後,成立了市立第一中學,先後任教導主任、政治課教員及從事青年團的工作。1951年夏,任成章中學校長。

1956年秋,離開衡陽來到長沙,在長沙師專中文科任教,被評為講師。1958年,長沙師專合併到湖南師院後,任湖南師院古代文學教研室副主任,中文系副主任。這期間,出版著作《關漢卿的生平和作品》,發表論文《從金聖嘆談起》。

“文革”期間遭批鬥,後期參加省委宣傳部領導的評註《柳宗元詩文選》和《辭源》的修訂工作。

1978年恢復中文系副主任的職務,並被評為副教授。1979年任系主任。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年被評為教授。他在教學與行政工作之餘,潛心從事科研工作。出版了《賦史》《宋明理學與文學》《中國文學史話》《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等著作。其中:《賦史》填補了相關領域空白,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獲得湖南省第一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還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史》(共3冊),發表了有關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論文30多萬字。1992年以來,主持國家八五重點項目《歷代辭賦總彙》的編校工作。1991年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並被授予人民教師獎章。1993年退休。1996年被聘為湖南省文史館館員。1998年獲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稱號。還曾兼任湖南文學會副會長、省古代文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兼賦學研究會理事長、《水滸》學會理事、省社聯名譽委員等職。

2001年5月20日,在長沙病逝,終年77歲。 ^[1] 

1、《賦史》 馬積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宋明理學與文學》 馬積高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3、《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 馬積高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4、《荀學源流》 馬積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09

5、《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 馬積高著/ 中華書局/ 2001-4 /

6、《風雨樓晚年詩鈔》 馬積高著/嶽麓書社/2007

7、《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中下） 馬積高，黃鈞(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8、《湘綺樓詩文集》(套裝全5冊) 王闓運(作者) ，馬積高(編者) / 嶽麓書社/ 2008

9、《歷代辭賦總彙》馬積高(主編) (尚未出版)

論宮體與佛教 馬積高 求索 1990-12-27

《歷代辭賦總彙》前言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2002-03-30

清代雅俗兩種文化的對立、滲透和戲曲中花雅兩部的盛衰 馬積高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04-30

略論王闓運其人與其詩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85-04-02

讀《歷代賦匯》明代都邑賦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99-01-30

明代中期學術思想的變化和詩文復古運動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86-07-02

理學與桐城派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93-07-02

兩漢文學思想的變遷與儒學 馬積高 求索 1989-03-02

清代駢體文的復興與考據學 馬積高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93-10-28

略論賦與詩的關係 馬積高 社會科學戰線 1992-03-01

清初經世致用之學對散文的影響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95-04-30

論賦的源流及其影響 馬積高 中國韻文學刊 1987-06-15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風貌與理學、文學 馬積高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88-10-27

論柳宗元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兼論唐代古文運動 馬積高 求索 1982-03-02

論党懷英與辛棄疾 馬積高 求索 1993-03-02

論王船山的《楚辭》學及其辭賦——兼論船山文學思想和創作的一個特質 馬積高 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2-08-29

戰國文化的歷史特點和屈原賦 馬積高 求索 1985-06-30 期刊

論唐賦的新發展 馬積高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86-03-02 期刊

李翱生平仕履考略 馬積高 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0-06-29

論金聖嘆的哲學思想 馬積高 學術月刊 1990-12-27

對中國辭賦的新認識——輯校《歷代辭賦總彙》的一點感想 馬積高 書屋 1995-02-15

一個不應忘記的思想傳統 馬積高 船山學刊 2001-06-30

編輯《歷代辭賦總彙》芻議 馬積高 文史哲 1990-05-31

關於楊時——答王煜先生 馬積高 中國文學研究 1993-10-01

馬積高先生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我作為一位曾受過他耳提面命的學生，自然受益良多。但要我較全面地總結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卻深感力不從心。這裏只能就他的治學特點談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理解，以略表懷念之忱。我想，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總結前人的學術遺產以惠溉後人，是學者的共同責任。因而，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來從事這一工作。

我認為馬先生治學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注重通觀。所謂通觀，首先是指對研究對象本身作比較全面的考察研究，其次是指對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東西作不同層次、不同方向的考察、分析和比較。只有通觀，才會有開闊的視野、獨到的理解、恢弘的氣勢，也才能得到比較靠得住、比較經得起同行乃至後人反覆檢驗的結論。司馬遷所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就是講的“通觀”二字。通觀是史學家必須做的最基本的事情，然而又是一件最費力、最艱苦的工作。不全面佔有史料，不閲讀大量的原典，不長期坐冷板凳潛心仰觀俯察、提要鈎玄，哪裏談得上什麼通觀！觀先生的著作，如《賦史》（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學與文學》（1989年湖南師大出版社出版）、《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19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荀學源流》（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就真正體現了通觀的工夫。這裏以《賦史》為例。這部著作寫成於1983年，四年之後，即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只是利用了三個假期加上別的零星時間），但實際上，早在青年時代，馬先生就已在醖釀、準備。所以説它是窮馬先生畢生精力之作，應不是誇張之詞。這部著作，被譽為“千古賦史第一部”（1987年9月15日《古籍書訊》），其學術成就早已為學術界同行所認定。這裏我要説明的是這部著作所體現的馬先生“通觀”這一治學特點。比如就什麼是辭賦這一基本問題而言，前人早已根據楚辭、漢賦下過不同的定義。馬先生並沒從前人已有的定義出發，而是下大功夫全面考察了自先秦至清代的賦作，從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認為，《漢書·藝文志》的“不歌而誦謂之賦”具有合理因素，但弊在太濫；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的“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的定義也並不適合於所有的辭賦作品。他在通盤研究的基礎上指出，賦的形成主要有三種不同途徑：（1）由楚辭演變而來的騷體賦；（2）由《詩》三百篇演變而來的詩體賦：（3）由諸子問答和遊士説辭演變而來的文賦。在以後的流變中，騷體賦和詩體賦變化較少，而文賦則有逞辭大賦、抒情小賦、駢賦、律賦、新文賦等嬗變。這一嬗變自先秦綿延至唐，直到宋代，賦體的發展才告停滯。這種來自全面考察的結論，我相信是經得起同行推敲的。在論述辭賦的發展歷史時，馬先生並沒有僅僅對辭賦本身作靜態描述，而是把它放在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的廣闊背景下來加以考察、定位，併力圖找出它與文學、學術、文化發展的某些共同規律。在《賦史》以後的研究中，馬先生尤其重視對思想史、學術史同文學史交互關係的考察。他的《宋明理學與文學》《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等，都是着眼於思想史、學術史與文學史的關係探討，是他通觀特點的具體體現。

獨立不羣、不趨時隨俗，是馬先生治學的另一特點。獨立不羣，這本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可貴人格品性。然而要做到獨立不羣，卻談何容易！獨立不羣的品性來自於深層次的獨立思考，而非有意偃蹇反俗、標新立異。治學也是如此。一個有獨立品性的學者，總是慎思明辨，反覆權衡，不到深心孤詣，洞然於懷之時，絕不形之言，筆之於紙。他們既不會迷信古人、趨奉今人，但也不會刻意菲薄古人、跳脱今人，而是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則是，非則非，可從則從，不可從則絕不去湊熱鬧、趕時髦。劉勰説：“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文心雕龍·序志》）是對學術獨立精神的最正確的表述。馬先生撰寫的一系列專著，主編篇幅浩繁的《歷代辭賦總彙》《中國古代文學史》等，顯然是以傳統文化的整理者、繼承者、弘揚者自任，與撥亂反正後要求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精神相一致。但是他在整理、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始終也沒有淡化自己的另一角色意識，即作為傳統文化的鑑別者、批判者、摒棄者的角色意識。比如他的《宋明理學與文學》。寫這部著作時（該書1989年由湖南師大出版社出版），學術界對宋明理學所包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較多，持肯定態度的較多，馬先生卻在肯定理學的某些合理因素之後，集中筆墨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嚴格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判。他認為理學是“宋朝重內輕外的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理學家的這個‘存天理，滅人慾’也就是要符合被理學家弄得極端化了的封建倫理道德，這就不僅窒息了人的創造力，也窒息了正常人的生機。其結果，要麼就是使人成了像木雕泥塑一樣的偶像，要麼使人無法實踐，只好矯情飾性，弄得言行不符，表裏不一，成為偽君子、偽道學，而後者是大量的”；“理學的出現，雖有着歷史的必然，卻是我們民族和國家的不幸”；“如果説理學的整個體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資料的話，那麼，理學對文學的影響則幾乎難以找出什麼積極的東西”（《宋明理學與文學·前言》）。又如他的《荀學源流》，他在闡揚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積極因素的同時，也把筆墨重點放在了對“天人合一”觀點的剖析和批判上。他在《<荀學源流>成書有感並序》中説：

近數年來，天人合一之説聲價日高，幾乎雅俗共賞。雅士或倡導迴歸自然，俗人則奔騖相、卜。至於借之以張揚環境保護之説，其義尤嚴正。而天人相分之説，罕有人過問矣。竊謂天人雖相聯繫，其運行、發展規律亦有類似處，然不等同於合一。天人合一論者或以天知人，或以人測天，雖精粗高下不同，然非謬託鬼神，即多涉玄想。玄想之中，間有精義，究非科學，神學迷霧，尤當掃去。即以人與自然之關係而論，自古及今，亦未嘗合一。古之洪水滔天與今之環境破壞，雖有在天與在人之別，皆不一之證。今固當使之協調，而不能自毀家園。然不知天人相分，致力於自然規律之研究，焉能規利避害，求之適宜之方？

這些觀點，顯然體現了作者的獨立思考。其內在精神是崇尚民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崇尚科學，反對迷信。這既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也是新時期文化反思要求的體現。然而，作者是在一般人講得少或不講的時候大講特講，於是便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用馬先生自己的話來説，這兩部書是他的“孤憤”之作。我認為，他的這種“孤憤”，是基於對歷史教訓的反思，基於一個學者的時代憂患意識，同時也是基於馬列的唯物史觀。

平實，也是馬先生治學的一大特點。所謂平實，就是言必有證，不為空言；論必有據，不作泛論。直陳己見，不須假借；表述觀點，簡潔明白。平實是一種美，因為真理總是樸素的、實在的。平實的東西，看似樸拙，其實最需要功力。古人論作詩，有“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之説，我以為也可以用於形容做學問。馬先生曾親炙於駱鴻凱先生，受章、黃樸學和湖湘學派經世致用傳統的影響都較深，加之他本人終生勤勉，手不釋卷，博覽羣籍，掌握了許多現代學科的知識，尤其熟悉史學，精通音韻訓詁之學，因而學殖深厚，識見宏通。他談問題的時候，説到大處，不會有拉人作證、捉襟見肘之嫌；説到細處，更常有畫龍點睛、出精入微之妙。能出能進，能伸能縮，前瞻後顧，左右逢源。他的每一項研究成果之所以都有分量，原因就在於此。他的《賦史》，不僅是一部辭賦史，同時也涉及到歷代的其他文體、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思潮乃至宗教、音樂、地理、風俗等方方面面；他的《宋明理學與文學》、《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既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學術史，也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文學史；就是那看起來比較單純的《荀學源流》，其實也是一部荀學研究史和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史。馬先生在動筆寫作之前，縱觀馳望，無遠不屆；而具體着筆時，則要言不煩，惜墨如金。這就是我所説的平實。唯有平實，才能由博反約，化繁為簡，變難為易，以小見大；也唯有平實，才便於檢驗，經得起檢驗，歷久而不汩沒。 ^[2] 

文/程章燦

一年一度的“黑色五月”過去了，真的名不虛傳。一批批學位論文堆來桌上，如排山倒海一般，叫人吃不消。只有再次賈其餘勇，在論山文海之中“衝浪”。待得從洶湧的浪濤中上岸來，那種情狀，只有英文中survive一詞庶幾可以形容之。長長地呼一口氣，這種感覺真好。

正巧廖可斌教授從杭州寄來一冊《風雨樓晚年詩鈔》，線裝，豎排，湖南嶽麓書社出版，浙江華寶齋印刷，素雅大方，挺不錯。作者是其師馬積高先生，已故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尤以《賦史》著名學界的一位湖湘學者。我跟馬先生的接觸，始於1980年代中期，先有書信來往。博士畢業那年，馬先生還專門來信，問我是否有意到湖南師大任教。記得他的信中有這樣一句，“湖南是令師千帆先生的故鄉”，言下不無動之以情的意思。須知，那時湖南師大的賦學研究正搞得紅紅火火，當之無愧是海內賦學中心之一，而我這個後生剛剛畢業，甚至與馬先生並未有一面之緣，老先生就如此真情邀約，不免令我有知遇之感。後來為了一個學生的孩子上學的事，他找過我，那件事，讓我知道了什麼叫古道熱腸。

再後來在幾次賦學研討會上，見過老先生幾面，包括遠涉“重關”參加在台灣召開的那次辭賦學研討會。老先生曾經給我寫了一幅字，抄的是他1992年作的一首絕句《（雁蕩）靈峯側小潭》，也收在這本詩集中。拿到詩集後，看了前言後跋，瞭解到這裏所存只是他晚年的一些作品，集中最早的一篇作於1980年，那時馬先生已經56歲了。展卷誦讀，讀到那首曾經抄示給我的詩，感覺特別親切：

流泉遠至響淙淙，

漱石盤旋聚一泓。

未得汪洋歸大海，

澄心千古對蒼穹。

這個小潭僻在雁蕩靈峯之側，名不見經傳，但卻一下子吸引了詩人，也吸引了我。不知為什麼，大概是詩題的緣故，我立刻想到柳宗元“永州八記”中的小潭。雁蕩山的這個小潭，當然沒有永州那個小潭那麼孤峭寒寂，但其雖然默默無聞、卻不改其澄靜千古之姿，卻可坦然面對柳宗元的那泓小潭而無愧。馬先生在《自序》中曾言，此集中所作，“大抵皆出自當時之真情實感”。我以為，這首小詩雖以小潭為題，其實亦是馬先生的“夫子自道”。“澄心千古對蒼穹”，大有“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之意態。我甚至猜想，馬先生當年書此詩垂示，也不無寄託老懷之意。

這麼想着，不免翻出馬先生的手跡，再細心觀摩一通，又發現第二句中“漱石”二字，在抄給我時，寫作“盡日”。集本是馬先生手定，據廖可斌跋語推斷，約在1999年到2000年間，抄本也是馬先生手鈔，從寄來的信封上可以確認是在1999年4月。如是，則二本孰先孰後，孰是孰非，一時恐難分辨矣。自東晉以降，中國傳統士人中總喜歡引孫楚為同道，枕流漱石，以泉石之幽致，見心中之丘壑，我想馬先生也不例外，詩集中不是還有一句“伊愛山花我枕流”（《重訪南嶽水簾洞志感》）嗎？不過，具體到上面那首七絕，我倒是覺得作“盡日”也很好，從修辭上來説，説不定還顯得更蒼老一些。

馬先生晚年有機會走一些地方，留下不少紀遊類的詩作，但大抵都是有感而發，不是徒然吟賞風物、流連光景的篇什。集中有一篇《麓山側小泉》，命題與前一首七絕尤為相類。詩云：“老來世事倦關情，欲摘丹心付杳冥。怪爾深藏清如許，低迴猶有不平鳴。”與《（雁蕩）靈峯側小潭》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1996年，馬先生率大陸學者一行赴台參加辭賦學研討會，有《訪台雜詩》一組，其中第一首便是《經港入台》：

一國三關出入忙，

百年世事感滄桑。

文章應是無拘檢，

且與同行論短長。

我記得李商隱的詩：“七國三邊未到憂”，也記得晏幾道的詞：“夢魂慣得無拘檢”，但讀着這篇絕句，卻不禁要感喟“一國三關足世憂”矣。

馬先生是一個淵雅而温厚的詩人，哪怕發為嘲諷，也往往出語温婉。郭沫若曾經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上題寫過一副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盛讚杜甫其人其詩，到晚年作《李白與杜甫》，曲學阿世，世人周知，馬先生曾作一詩，有所譏諷，而題中仍然不欲直斥，只是婉稱“某名公”而已。1988年，他寫了一首《戊辰端陽重遊汨羅屈子祠》：

重來千古傷心地，

天際輕陰障日紅。

怕向江邊尋往跡，

楚王或恐有遺風。

後二句語帶冷諷，雖然出語温婉，仍然讓某些人坐不住，受不了。“有人未經許可，刊於某縣詩刊上，而另以不通之句篡改此二句。餘得知後曾馳函抗議，希予更正。得編者覆信雲：‘原改經領導同意，今又請示領導，不得更正’云云。噫！餘本言‘或有’，此真有矣。”妙哉！改詩原是風雅之事，領導政務繁忙，難得有如此雅興，親自操觚，哪裏容得再改回去？領導的苦心不便辜負，我也很想領教他筆下那一番推敲工夫，可惜，馬先生的這段自注點到即止，語焉未詳。儘管如此，我還是建議，倘有編錄二十世紀詩歌紀事者，勿要忘記這段“楚王遺風”的掌故，雖然只是粗存梗概，但也足以“立此存照”了。

馬先生的詩，基本上屬於學人之詩，他集中有一批絕句是可以當論學絕句來讀的。如《讀書雜感》五首，涉及《宋元學案》《南嶽酬唱集》《船山遺書》、王闓運集等書，又如《讀〈水滸傳〉有感……》《讀小説〈莊周〉敍莊子妻死事有感》《作〈荀學源流〉成志感》等，竊以為，讀馬先生論著者應取此類詩並讀之。馬先生是賦史大家，我最感興趣的是，當然是論賦絕句。以下幾篇，雖無論賦之名，而有其實，依次抄在下面。第一篇《青城山懷陸放翁》，論及陸游的一篇鮮為人注意的《紅梔子花賦》：

報國無門長自嗟，

深山豈可隔天涯？

無聊偶作神仙夢，

幻出雲間梔子花。（自注：“放翁有《紅梔子花賦》，極幽幻之妙，居青城山時所作也。）

第二篇《蜀中吊司馬相如》，論及相如其人與其賦：

馬卿才調本無倫，

長策猶傳喻蜀文。

可惜一篇《遊獵賦》，

千秋錯認是詞人。

第三篇《過子云亭吊揚雄》則傷嘆揚雄之命運，並將其與屈原相比：

難甘寂寞怯爭先，

出處如君亦可憐。

投閣沉淵俱有恨，

長安可得似湘川？

第四篇《庚午端節與粵中詩友雅集廣州珠島賓館即席作》（錄其前四句）論及明代的一篇地方都會題材的賦作——黃佐《粵會賦》：

謠俗昔傳《粵會賦》，

繁華今見廣州城。

衣裳已混殊方俗，

言語猶存中古聲。（注：明人黃佐有《粵會賦》）

這些以詩的方式發表的賦學評論，不僅形式別緻，其內容觀點，我想，也必定會引起賦學界同人的重視。

2001年5月，這位長期住在嶽麓山下風雨樓中的老人乘鶴遠去。那時，我正遠在英倫訪學，沒有及時得到消息；回國後，才由許結兄告知，痛悼之餘，也不禁感慨欷歔。時過境遷，我便沒有再作悼念的文字。今日捧讀詩集，勾起往事和隨想，情不自禁地寫下上述文字，拉拉雜雜，也算我對馬先生的紀念吧。 ^[3] 

我已年過古稀，回顧平生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即對青少年時期師支的期待一徇，殊覺有愧。立身處世，亦嘗有隨時順俗之失，未能盡當。但可自慰的是，從來好學不倦，併力圖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開拓和前進，雖所得殊少，仍求之不止；個人名利之心，雖未能掃除淨盡，然在關頭，每能自甘恬淡；於個人恩怨、譭譽，亦能處之泰然，不以私害公。在個人生活上，我向無奢望，託身有所，衣食粗具，即怡然自樂；惟煙未能戒，酒未能除，茶不能淡，可謂三累；但既入暮年，何必自苦太甚，故均行其素。 （《馬積高先生自傳》 ^[4]  ）

“學風純正而思想活躍，功底紮實而目光敏鋭，在從容不迫的論述中流露出雄深雅健的騷心史筆。這是我對馬積高學術著作的評價。在當代學人中，能夠達到這個境界者不多。” ……“由於碼頭的關係，馬積高在國內學術界所佔有的地位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稱。北京某名校有一位讀過《賦史》的名家曾對我説：‘馬積高要是在北京，就不止這地位了。’我聽了心中竊笑：真把馬積高看小了。馬積高的志向，豈是和並世學者爭高論低？遇不遇，時也。 ”（吳龍輝《追憶馬積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