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玉梅

馬玉梅(2張)

馬玉梅先祖幾代人曾襲任清軍太原守備，為回族行伍世家。到祖父馬壯年邁時，棄官為庶，攜眷屬返回故里大同。父親馬生富由於家庭陶冶和少小努力，成為北方地區極具影響的古玩鑑賞家，他見識廣，造詣深，且是一位慷慨仗義、樂善好施、思想活躍的開明人士，在大同回族中很有名望馬玉梅在父兄的主張下，剛滿6歲就進入省立三師附小讀書，為大同回族女子叩響知識殿堂首開先河。

民國14年（1925）5月，英日帝國列強在上海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初，素有愛國傳統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迅速行動，掀起了古城轟轟烈烈的羣眾性反帝愛國浪潮，對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給予了有力的支援。馬玉梅經常冒險幫着衝鋒在前的哥哥馬仲（又名馬俊、趙革非、馬革非，時任大同學生會主席、大同各界滬案聯合會主席），散傳單、貼標語，助陣吶喊，喚醒民眾。是年秋，馬玉梅以優異成績考取山西省立第五女子師範新制初師，後又升入中師。在校期間，與校友牛石梅（郝晉武妻）、鮑月英（華全壽妻）、米芳（李澤妻）、李香蓮、米芝（米志，白奇妻）、祁佩貞（金若）、蘭玉蓮（段挹軒妻）、田寶琳、楊芝蘭（沈瑞妻）等10姊妹互結金蘭，立志成才，報效祖國。馬玉梅常在學校的校刊上發表文章，刊登繪畫，編排板報， 是校裏的高才生和活躍分子。 ^[1] 

1932年中師畢業後，馬玉梅先後在大同實驗小學（下寺）、市郊沙嶺村完小、平城小學（太寧觀）、西南隅小學（賜福庵）、東南隅小學（馬王廟）等多所學校擔任高小教師。那時候，經過戰亂的大同正處在國民教育低潮。作為當地畢業並獻身教育事業的大同第一代女教師，她和同在家鄉任教的同學們奮力開拓，辛勤耕耘，把全部精力奉獻給大同的教育復興。同時她作為大同回族中湧現出的第一位女教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各族婦女讀書進步。在她的啓發和帶動下，不少回族婦女陸續走進學堂。

馬先生師德高尚，教學有方，她創造性地總結出一套可行的教學法，被所在學校推廣應用。她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所帶畢業班級，曾連年高比例考升國立、 省立學校，受到山西省教育廳馬駿（回族）廳長的表彰。尤在鄉村小學任教時，她一人兼任多項學科，語文、數學、史地、音樂、美術、體育齊頭並進，深得學生及家長的高評。她還親自輔導學生們做課件、手工，編寫教材、教案，設計並編印生動活潑的寒、暑假期練習冊及精美封面。期間，因成績突出，被推為教育界代表，赴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觀光旅遊。日軍侵佔大同後，為了避免日機轟炸和日偽軍的殘害，馬先生帶領學生們輾轉郊外鄉村，因陋就簡，因地制宜，輔導孩子們繼續完成學業。

解放以後，馬玉梅又在大同女公附小（財神廟）、大同商業學校、市委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公私合營大同誠興蛋廠職工學校、市搬運公司職工文化補習學校、市城區西河河村（當時建制）完小任教二十餘載。在掃盲教育和普及教育工作中，她曾為廣大工農兵羣眾和工農幹部補習文化知識，成為各級領導和廣大羣眾敬重的好教師。

馬先生從教大半生，桃李遍滿園。長期在教育戰線工作的蘆啓亨、王運、白尉權、雷存、李溥、米籣等，都是馬先生的高足。其中胡牧羣（抗戰初在沙嶺村教過的高才生，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白世鎮（大清真寺教長，市政協副主席，山西省伊斯蘭協會會長）、王運（大同十一中黨委書記）、高延彬（大同羣藝館館員、著名攝影師）、盧啓亨（大同三中教導主任）等一直與她保持聯繫，師生之間情深誼厚。 ^[1] 

在血與火的戰爭歲月裏，馬玉梅的兩位兄長馬仲（趙革非）、馬元先後投身革命事業，為建立和鞏固晉綏革命根據地立下了不朽功勳。日本投降前夕，中央晉綏分局委派其長兄趙革非代表晉綏分局深入雁門、綏蒙地區，化名馬革非、馬革、馬俊、馬克，負責指導城市工作，配合主力部隊接收綏遠、解放大同。馬玉梅曾多方與兄長聯繫，想方設法為早日解放大同傳遞信息。解放戰爭時期，馬玉梅曾多次在大同地下黨負責同志白奇，以及許劍寶、馬啓禹、賀三連等同志的護送下投奔解放區，只因城門口敵人封鎖嚴密，始終未能如願。

1947年臘月，大同國民黨當局利用“三自傳訓”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翌年初，敵特風聞馬玉梅的長兄趙革非以及白奇（劉實甫，劉躍宗）同志系參與解放大同的晉綏方面地下黨主要負責人，又探聽到他們的親屬仍居大同，於是在1948年2月9日（除夕日）午夜，氣急敗壞地指使其特警隊爪牙匆匆逮捕了趙革非的胞妹馬玉梅和白奇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澤愛人），並立即將她們以共產黨嫌疑和八路軍親屬投入被稱作鬼門關的大廟特警隊監獄。當時，敵人使出老虎凳、辣椒水等各種殘忍的手段威逼拷問，要她們提供有關親人的消息。然二女子面對心狠手辣的敵人寧死不屈，使敵人一無所獲。大同解放前夕，解放大軍直逼大同城，敵特更加緊了瘋狂迫害革命人士。艱難的歲月，馬玉梅先生白天受盡酷刑，夜裏還要被特警隊強迫抄寫材料、刻蠟板、印文件，她敏鋭果敢地抓住抄寫印刷材料的機會，腦過、心記，趁着敵特慌亂，從大同特警隊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敵特機密材料、文件（內有“四隅計劃”、敵特及家眷名單等等），委託被提前保釋出去的米芳同志，設法把文件和材料秘密轉交給馬先生的大哥馬革非和米芳妹夫白奇。大同解放初（1949年5月2日），馬玉梅先生再次攜帶竊取的敵特重要材料，與米芳相攜，親自交與大同市公安局王一鳴、康世安局長、城區的劉忠局長（大同市公安局存有交接材料的原始手續）和晉綏方面的蘇興同志、白奇同志，為有關部門鋤奸肅特提供了第一手資料。1954年內蒙古公安機關擒獲國民黨特警隊頭目呂科後，專程派人到大同感謝馬玉梅和米芳的革命舉動。 ^[1] 

十年內亂期間，馬玉梅遭到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心身受到嚴重摧殘。1977年市委落實政策辦公室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馬玉梅先生一向與街坊鄰里間相處融洽而和睦，1988年起連續六年被評選為“大同市五星級模範家庭”、“大同市十佳文明家庭”等榮譽稱號。 ^[1] 

從學生時代起，馬玉梅就一直是大同婦女界的代表人士之一，曾一度擔任大同縣學聯會女生部部長。大同光復後，國民黨大同當局考慮到馬先生在大同知識界、婦女界和回族中的影響及聲望，想請馬先生出來為其做事，被馬先生斷然拒絕。事後，又在馬先生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暗箱操作，缺席把馬先生推舉為大同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得知此事後，馬先生極為氣憤，堅辭不幹。

解放後，馬玉梅先生曾當選為大同市婦女代表和大同市回族代表，是中蘇友協察哈爾省分會雁北總支會最早的會員之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