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最良

馬最良，男，京劇老生。與馬連良先生是親叔伯兄弟，他曾在紀念馬連良先生誕辰八十五週年的文章中曾寫道：“我原名馬叔良，後在北京和李萬春同班時連良兄的上海友人、著名書法家步林屋贈他‘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橫幅，因此連良兄給我改名最良。”

馬連良先生把馬最良看成是自己的接班人，把藝術毫無保留的全教給了他。特別是馬連良先生一些早期的劇目，比如：《安居平五路》、《要離刺慶忌》、《焚綿山》等，他不但都學會了，而且都演了。馬連良先生很有意讓他留在身邊，儘量多學幾年，同時來來二路。可是馬最良也想自己出去發展，挑班唱戲，當時在中原一帶是非常紅火的。直到現在，一些河南的老觀眾還能清楚的記得馬最良先生和馬鴻良先生（馬連良先生的另一位堂弟）。一提起馬派，不僅僅提到馬連良先生，而且也十分推崇另外兩位馬先生。一位開封的老觀眾説，他當初看馬連良先生演《十道本》等戲，可能由於年歲的關係，一些唸白被刪除了；最良先生沒有刪，功力很強，把早期完整的台詞念給觀眾，很賣力氣，聽着過癮。當然，這裏也存在觀眾的誤解，馬連良先生在中期、晚期，都和早期演出有變化，不少劇本都進行了昇華和精煉。但從這些老觀眾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觀眾對馬最良先生的推崇。馬最良挑班，跑碼頭、闖市場，沒有一定本事是不行的。他們兄弟二人為了京劇“馬派”藝術，一生嘔心瀝血、忍辱負重，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馬最良先生1949年在蘭州參軍，隨部隊開赴新疆，後來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京劇團。馬連良先生演的戲，最良先生沒有不演的；馬連良先生晚年少演的戲，最良先生還一直在演。這個團一直堅持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才被迫解散。他在1957年，被扣了“右派”，但他不但沒趴下，反而繼續演出。

“文革”結束以後，他恢復排演“馬派”的熱情高漲。雖然先後有河南、河北兩省京劇團欲邀怹加盟，但未能引起相關領導的足夠重視；又只得帶着遺憾返回開封，賦閒在家。

由於他登台的機會很少，因此所留下的音像資料就很少。在紀念馬連良先生八十誕辰的演出中，他扮演了《龍鳳呈祥》的喬玄和《羣英會·借東風》的魯肅。那次演出，雖然年事已高，又長年不上舞台，而觀眾還是很認可的。他們哥二倆的扮相略有不同，馬連良先生更顯清秀，馬最良先生略顯粗獷。他學的是“馬派”的早期唱法，和馬連良先生晚期在細微之處還是有很多不同的。“鼓王”白登雲先生為《龍鳳呈祥》司鼓，僅前半出喬玄的個一上場和一下場，便誇讚説：“只有馬最良先生能走好鑼鼓點，他認鑼經，這很難得啊！”因為，上場的鑼經不能是“一二一”式的踩鑼鼓，要踩在節奏之中，卻不能踩在鑼面之上。要在很飄逸的過程中，在鑼鼓總體的節奏中，在情緒地上場亮相。這是用樂譜無法標清的，這是一種感覺，是演奏者和表演者互相配合中的一種藝術境界。

那次紀念演出結束後不久，中國戲曲學院的史若虛院長就盛情邀請馬最良到學院任教。當時馬最良非常激動，説史院長太英明瞭，自己一定要把“馬派”早期的、瀕臨失傳的劇目都傳下來。可是史校長的盛情、良好的願望，以及馬最良為傳承“馬派”藝術的滿腔熱情，都由於個別人士的重重阻撓而灰飛煙滅。

1984年，馬最良赴滬參加“麒派”藝術研討會。陰曆十月初五，突發心臟病逝世，享年73歲，葬於上海的回民公墓。

弟子有安雲武等。

逝世：1984年10月28日，農曆甲子年十月初五日

馬最良的父親馬崑山攻老生，由於酷愛京劇，作為票友他一度下海。京劇大師馬連良是他的堂兄。馬家幾代人都與京劇藝術結緣，生末淨醜，文武場面幾乎都有馬家藝人。馬最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飽受薰陶。 他聰明勤奮，學藝刻苦，在六七歲時，就登台為父親配戲。一個偶然的機會，年少的馬最良作為正生替父登台，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一個角兒的身份登台施展才藝。父親忐忑不安，為他把場。但是，台簾一挑，馬最良舉步亮相，稚氣全無，自始至終表演得輕鬆自如，他身段瀟灑、唱腔婉轉、白口利落，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從此，馬最良開始走上京劇舞台。他曾得到過潘月樵、瑞德寶、貴俊卿的指點，先後拜鮑吉祥學餘派，拜馬連良學馬派。由於和堂兄馬連良接觸機會更多，他對馬派藝術較為了解，他結合自身條件，刻苦鑽研。在堂兄馬連良的傳授和指導下，他的技藝愈發成熟。

馬最良承繼家學，博採眾長，為馬派藝術的開拓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從青年時代起，馬最良便懸牌挑班，走南闖北，開闊了視野，豐富了藝術實踐。他在京、津、滬、魯、豫、陝、甘、川、晉各地均做過出色的演出，享有盛譽。《掃松下書》是京劇舞台上常見的劇目，馬最良演來，卻曾獲得36次喝彩，可見他的才能和創造力非同一般。馬連良看到堂弟才藝不羣，為勉勵其繼續奮進，便為他更名為“最良”，並贈號“白眉”。他勤奮好學，不斷探索。在西安，當時還流傳着馬最良虛心向秦腔和其他兄弟劇種學習的佳話。由於他不斷汲取各家之長，深得馬派精髓，所以馳名西北，蜚聲藝壇。馬連良在北京和李萬春同班時的上海友人、著名書法家步林屋還曾贈他寫有“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橫幅。

1932年9月，韓復榘主豫以後，開封西大街文化書社經理樑子恪將“人民會場”租下，取廣開智慧之意，改名為“廣智院”（1935年又恢復“人民會場”名稱）。廣智院先是經營電影，後為擴大盈利，開始邀請著名演員演出。1933年8月5日，馬最良應邀來開封演出。通過查看當年廣智院的戲劇海報可以看出，馬最良首次來汴演出陣容強大。演員包括李喜隆（架子花）、李玉田（老生）、徐豔雲（青衣）、張醒州（淨）等，演出的劇目是《範仲禹》（帶《黑驢告狀》）。《範仲禹》取材於《包公案》，演的是宋代書生範仲禹攜妻兒進京趕考，回來途中又去看望岳父、岳母，遭遇不測，兒子被猛虎銜走，妻子被告老太師葛登雲搶走。範便徑直往葛府索妻。葛登雲假意款待，將其灌醉，送入書房。又遣家丁葛虎刺殺之，葛虎反被煞神所殺。葛登雲反誣範行兇，將其亂棍打死，裝入箱中，拋棄郊外。恰在此時，範仲禹金榜題名，差人到處尋找狀元，在郊外尋到了死而復生的範仲禹的一段故事。馬最良在劇情後邊增加了範仲禹的黑驢去開封府告狀，包公審案，懲治葛登雲，救還範仲禹的情節。馬最良在開封憑《範仲禹》一炮打響。在接下來的幾天中，馬最良演出了《九更天》、《焚綿山》等劇目。此次演出是廣智院改革後首次邀請名角兒出演國劇，開開封市對號入座之先例。

1936年8月，開封名士孫佛生、鉅商李運隆等邀請商、學、軍、政各界組織“易俗國劇研究社”，研究國劇改良並約請北平名伶來汴演出。1937年2月，馬最良第二次來開封演出就是在應“易俗國劇研究社”之約。馬最良在人民會場上演《十道本》、《法門寺》、《貂蟬》等戲，轟動開封城。開封的一位老戲迷説：“我當初看過馬連良先生演《十道本》，可能由於年歲的關係，一些唸白被刪除了；最良先生沒有刪，功力很強，把早期完整的台詞念給觀眾，很賣力氣，聽着過癮。”在《十道本》劇中，唱做兼重、唸白尤多，馬最良最為拿手。1937年2月15日《河南民國日報》曾這樣評價馬最良的演出：“他前面飾演褚遂良、後面飾演老王，扮作大雅，合身份。”

1946年春，穆培卿、李志仁、王一成3人合股，將日偽時期的華北電影院整修後重新經營開業，改名為大華戲院。戲院把樓上改為包廂，以演京戲為主，遂邀馬最良先生來汴演出。此次演出陣容較大，馬最良親率馬四立（醜）、馬金武(文武老生)、任意亭(醜)、李元瑞(武生)、宋耀芳(青衣花旦)、耿嶺秋(花旦)、金少春(刀馬旦)、裴世英(花臉)、陸宏勳(花臉)等班底紮實的京劇班來汴，在此演出《借東風》、《十道本》、《大劈棺》、《翠屏山》、《四郎探母》、《四進士》、《烏龍院》、《歐陽德》(連台本)。此次，馬最良在開封時間略長。據《開封市戲曲志》記載：“直到開封解放前夕的1948年8月初，馬的戲班因入不敷出而解體。馬最良也隨之他往。”離開開封的馬最良，1949年在蘭州參軍，隨王震同志的部隊開赴新疆，後來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京劇團，他擔任副團長。

馬最良第4次來開封是在“文革”期間。為了普及“樣板戲”，1970年6月，在開封市曲劇團基礎上成立了“開封市京劇團”。當年馬最良在新疆，先是被錯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了衝擊。1973年，開封市京劇團從千里之外的新疆建設兵團邀請馬最良到開封（一説被下放到開封），馬最良舉家遷徙，定居開封，住在文廟街18號。馬最良對開封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他是懷着開封是第二故鄉的心情開始工作的。一到開封，他就加快“樣板戲”的排練。他熱心接待每一個登門求教者，還主動為青年演員作示範、輔導。1975年9月，開封市京劇團撤銷。後來馬最良曾赴石家莊、昆明、北京等地演出。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分配至開封大相國寺管理處工作。據開封著名作家王少華介紹：“記憶中馬最良曾在相國寺把門，與我父親很熟，30多年前來俺家喝酒時，他還説到馬連良在開封的事情。”

馬最良善於運用馬派之長，並能吸收他派精華，塑造了許多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他會的戲很多，常演劇目不下百出，傳統戲有《失印救火》、《春秋筆》、《擊鼓罵曹》、《失空斬》等，現代戲有《龍江頌》、《海港》、《平原作戰》、《奇襲白虎團》等。戲裏不知身是客，且把開封作故鄉。舞台上，他舉止瀟灑、感情真摯，吐字發聲鏗鏘有力，行腔運用圓潤流暢。他的表演以情帶聲、寓聲於情、聲情並茂，常使觀眾情趣橫生。至今，開封的不少老票友仍對他念念不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