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窯遺址

馬家窯遺址中國母系氏族公社後期（約為5200年—4400年前）遺址 ^[2]  。

民國十三年（1924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在馬家窯遺址發現了大量彩陶片和完整無損的彩陶器。此後，歷史學家、考古專家顧頡剛、裴文中、夏鼐等專程到馬家窯遺址進行實地考察 ^[5]  。

2014年9月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組成的專家組所對馬家窯遺址進行進行首次考古發掘 ^[2]  。

2015年8月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專家組對馬家窯遺址進行第二次考古發掘，共開挖探方20個，發掘面積500平方米 ^[6]  。

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組成的專家組對馬家窯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設探方20個，揭露面積500餘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時期灰坑29個，房址3處，溝3條，墓葬1座，窄溝狀遺蹟2條 ^[7]  。

馬家窯遺址具有較廣泛的分佈範圍 ，並呈現明顯的依賴河谷分佈趨勢，遺址域內高等級平地（13—15級）的比重相對於其他等級沒有明顯增加 ，隨着平地等級的降低，匯水累積量迅速下降 ，其高等級平地的供給量和對應的匯水累積量沒有合理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可能與其農業和狩獵經濟並重有關 ^[8]  。

F2：位於第1發掘區東北部，發現於第3、4層下，打破第9、13層及其它未知地層。房址破壞嚴重，大部損毀。房址略呈西北—東南走向，平面大致為方形，邊長約8—9米，主要有柱礎、房基鋪墊層和隔牆。大致排列有序，豎向可分為四列，南、北邊緣處兩列，中部兩列。橫向排列不甚對應，僅東部邊緣略可對應。柱礎形狀基本為圓形，個別不甚規整。規模大小不一，直徑約30—70釐米不等。有些柱坑底部經多次夯打，並鋪墊有陶片、石塊等。房基鋪墊層主要指建造房屋前平整、鋪墊房基時形成的土層 ^[1]  。

H13：位於第1發掘區中西部，發現於第3層下，打破第4層及次生土。口部近圓形，袋狀，平底。口徑156釐米、底徑210釐米、深約102釐米。坑內堆積可分為4層：第1層，遍佈全坑，厚約20—25釐米，土色褐，質疏鬆，夾雜少量黃土顆粒、炭屑；第2層，遍佈全坑，厚約50—55釐米，土色灰褐，質疏鬆，夾雜黃土塊及大量炭屑。其下發現人骨，最小個體數為4人；第3層，遍佈全坑，厚約7—15釐米，土色灰褐，質疏鬆，夾雜黃土塊及炭屑；第4層，遍佈全坑，厚約10—20釐米，土色褐，質疏鬆，包含大量炭屑 ^[1]  。

M1：位於第2發掘區西北部，發現於第3層下，打破G1、H26、4層及生土，被H17、H19打破。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壞，現存口部長315釐米、寬140釐米。墓壁大部較直，南壁略呈袋狀。墓底平，深約110釐米。人骨1具，位於墓坑中部，頭向東、面向南。人骨似被擾動，頭骨、頸椎、左肩胛骨、左臂及部分肋骨保持一次葬特徵，腰椎及以下骨骼不見。除人骨外，墓坑內還見有4具動物骨骼，分層埋葬，分別為：豬骨1，位於墓坑北端，與人骨同處一層位，基本完整，頭向東南，側卧，骨骼保存較差； 豬骨2：位於墓坑中部、人骨之下，基本完整，頭向南，側卧，骨骼保存較好；豬骨3：位於墓坑西南近壁處底部，僅存頭骨及前肢，骨骼凌亂；狗骨1：位於墓坑中段底部，豬骨2之下，基本完整，頭向北，大致蜷卧狀，骨骼保存稍好 ^[1]  。

馬家窯遺址地層堆積基本一致，又不完全相同 ^[1]  。

第1發掘區上部堆積完全相同，可分為3層，自上而下分別為現代耕種層、近代平田整地層和歷史時期文化層，其下為早期文化層，其中南半部文化層堆積較薄，相對簡單，第3層下發現一系列遺蹟（主要為灰坑），多打破第4層（堆積較薄，局部分佈）及其下的次生土和生土。北半部文化層堆積較厚，相對複雜。從清理至生土的探方看，堆積厚處達4米以上，可分為17層 ^[1]  。

第2發掘區揭露面積較小，地層相對統一，可分為4層，其中大部分遺蹟發現於第3層下，打破第4層（次生土），其下為生土 ^[1]  。

馬家窯文化包括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

馬家窯文化的重要遺址有東鄉林家、臨洮馬家窯、廣河地巴坪，以及蘭州的青崗岔、花寨子、土谷台、白道溝坪與永昌鴛鴦池和青海樂都柳灣等20多處。

從地層疊壓情況看，馬家窯文化諸類型的年代順序是：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 ^[9]  。

神人紋彩陶壺(3張)

馬家窯遺址共發掘清理房屋60餘座，窯穴和製陶窯址100多座，墓葬1600多座， 出土文化遺物約6萬件 ^[10]  ，發現罐、甕、壺、鬲、尖底瓶，缽、豆、盆、碗等大量彩陶，以及大量陶片和大量石器、骨器和動物遺骸。馬家窯類型的陶器，多為橙黃色，彩陶非常發達，許多器物的口沿、外壁和大口器的裏面都施以彩繪，花紋全部為黑色，主要包括有垂帳紋、水波紋、同心圓紋、重疊三角紋、漩渦紋、蛙紋和變體鳥紋等。夾砂陶多飾以繩紋，某些器物的下部裝飾有繩紋、上部施彩 ^[11]  。發現了多處大小各異的成排分佈房屋遺址，各房屋面積不同，其中較大一處有50多平方米 ^[2]  。

馬家窯遺址是研究史前文明的重要陣地之一，為探討馬家窯聚落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複雜化程度提供了重要資料。馬家窯遺址發掘出土的動植物遺骸，為農作物、家畜種類和人類活動遺蹟的研究，以及中西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證 ^[2]  。馬家窯遺址發現成排分佈的房屋遺址，表明到馬家窯文化時期，黃河上游地區已經不再是仰韶文化的地方類型，開啓了該地區獨具特色的文明化進程 ^[12]  。

1988年1月13日，馬家窯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  。

2011年，甘肅省文物局《關於申請馬家窯遺址編制文物保護規劃立項的報告》（甘文局發[2011]65號）獲得國家文物局同意批覆，指出由甘肅省文物局指導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要求》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審批辦法》的有關規定，組織具有資質的規劃編制單位和專業考古研究單位合作開展馬家窯遺址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 ^[13]  。

2014年，臨洮縣委、人民政府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對馬家窯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開展遺址保護規劃編制工作 ^[14]  。

民國十三年（1924年），最早發現馬家窯遺址的瑞典學者安特生將馬家窯歸為仰韶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後，考古發現不同地層出土的大量陶片，尤其是彩陶上的豐富圖案揭示了馬家窯文化從仰韶文化中獨立出來，形成了獨立的考古文化 ^[2]  。

1949年，夏鼐正式提出“馬家窯文化”的命名。馬家窯文化彩陶十分發達，紋飾優美，器形完備，各個不同文化類型遺址中都有大量的彩陶出現，彩陶佔出土陶器的20%—50%，有的高達80%以上 ^[5]  。

馬家窯文化從甘肅地區的仰韶文化發展演變而來，開啓了黃河上游地區社會發展的新紀元，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文化風格和經濟形態受到了東西兩個方向的影響。在大麥、小麥等農作物，牛、羊等家畜，以及金屬冶煉技術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過程中，馬家窯文化及後續的齊家文化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2]  。屬於馬家窯類型的遺址還有蘭州曹家嘴遺址、西坡遺址、王保保城遺址等 ^[10]  。

馬家窯文化的墓葬，發掘的有2000多座，墓地一般和住地相鄰，流行公共墓地，墓葬排列不太規則，多數為東或東南方向。盛行土坑墓，有長方形、方形和圓形等。葬式因時期和地區不同而有變化，一般有仰身直肢、側身屈肢和二次葬。墓葬內一般都有隨葬品，主要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裝飾品等，少數隨葬糧食和豬、狗、羊等家畜。有的墓地的隨葬品，男性多石斧、石錛和石鑿等工具，女性多紡輪和日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間的分工。隨葬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存在着差別，而且越到晚期差別越大，有的隨葬品達90多件，而有的一無所有 ^[15]  。

馬家窯遺址位於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洮陽鎮馬家窯村，東臨洮河，東北距洮陽縣城約10千米 ^[1]  。

定西市——解放路——311省道——瑞新路——095縣道——103縣道——馬家窯遺址。

2021年10月18日，被評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