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太效應

馬太效應的名稱出自《馬太福音》第13章第12節：

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more abundance: but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he hath.

（譯文）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這一概念最初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於1968年提出 ^[1]  。默頓在回顧諾貝爾獎得主的訪談時發現，在對科學貢獻的分配上，榮譽和認可總是傾向於給予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學家。“相對於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聲名顯赫的科學家通常得到更多的聲望，即使他們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樣地，在同一個項目上，聲譽通常給予那些已經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個獎項幾乎總是授予最資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個研究生完成的。”事實上，許多諾貝爾獎得主承認，他們在與不那麼知名的同事合作時獲得了與自身貢獻不相匹配的非常高的認可；有些人有時甚至拒絕給合作作品署名以便將榮譽重新分配給他們的同行。

馬太效應隨後也被用於概括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相關社會現象，即已經處於優勢地位的個體會因此而獲得更多的優勢，而處於劣勢地位的個體則會因此變得更加劣勢。

在教育領域，馬太效應表現為學生在學校中取得的成績與他們先前的學業水平和背景密切相關。優秀的學生可能會得到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從而進一步提高他們的成績，而相對較弱的學生可能會陷入學業困境，因為他們得到的資源和支持較少。

心理學家基思·斯塔諾威克(Keith Stanowick)在1986年指出閲讀領域的馬太效應：早期成功獲取閲讀能力的兒童能經歷積極的反饋循環，而兒童在早期閲讀能力上的落後，將增加他們與同齡人之間的差距。在後續發展中，他們的閲讀困難會進一步造成長期的、其他科目上的學習困難，並導致在學業上的進一步落後。這種發展序列持續的時間越長，差異就會變得越普遍，並滲透到越來越多的認知和行為領域 ^[2]  。

馬太效應也表現在早期兒童干預項目的獲益上。一項元分析發現，原本條件較好的參與者（如中產階級、較年長的母親）從干預項目中獲益更多，而原本條件較差的參與者（如低收入、較年輕的母親）獲益較少 ^[3]  。

在經濟領域，馬太效應表現為擁有財富的個體可以利用其資源來獲取更多投資和機會，而貧困個體可能會因缺乏起步資本而更加難以脱離貧困，即“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的現象。這一現象背後的機制可以用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提出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結合來解釋，即“貧窮是一種惡性循環，既是原因又是結果” ^[4]  。例如富人可以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資源，包括私立學校、輔導班等，這使得他們的子女更容易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從而增加了未來成功的機會。富人通常擁有更廣泛的社交網絡和資源，可以更輕易地獲得高層管理和高薪職位，而窮人可能因為缺乏這些資源而難以進入高薪職業領域。富人可以更容易地獲取貸款和投資，因為他們有更多的信用和資產作為擔保。相反，窮人可能會面臨更高的利率和更嚴格的貸款條件，這使得他們難以積累財富。富人擁有更多的資本和投資，可以通過投資獲得更多收入，而窮人則很難積累足夠的資本來獲得相似的回報。這些都導致了收入不均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增加。同樣的惡性循環在更大範圍內適用於整個貧窮國家，這些國家在爭取經濟優勢的鬥爭中往往越來越落後於富裕國家 ^[5]  。

除此之外，在營銷領域，突出的營銷展示能促進銷售增加，從而導致進一步的宣傳，最終刺激銷售的進一步增加 ^[6]  。常見的“品牌效應”也正是馬太效應在銷售領域的表現。

在市場競爭中，大公司龐大的規模和資源通常使它們能夠以比競爭對手更低的單位成本生產或購買商品，並以更低的價格出售產品，必要時甚至可以虧本出售，從而將競爭對手擠出市場，並接管他們的市場份額。

在金融市場中，擁有更多資金的個人或機構可以更容易地進行投資，並獲得更高的回報。這種情況會導致資金不斷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他人則難以享受到相似的投資回報 ^[7-8]  。

在税收領域，主要惠及高收入羣體的累退税和減税至少在短期內具有向上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的效果，造成了高收入羣體和低收入羣體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引發了相對的馬太效應。例如1997 年長期資本收益税率的降低使富人受益，而工資税率的調整使低收入羣體的負擔加重，這可能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 ^[9]  。

在政治領域中，馬太效應表現為權力傾向於產生更多的權力。在選舉過程中，具有更多的資源、名聲或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更容易獲得選民的關注和支持，從而更可能在選舉中取得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可能來源於之前的選舉成功、名人效應、財政資助等因素。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曾分析了選舉中的馬太效應，“民意調查和媒體報道給某些候選人帶來了馬太效應，從而改變了選民的偏好和忠誠度，就像超市裏的許多品牌一樣，並創造了一個積極的反饋循環，在這個循環中，擁有大量媒體的候選人變得更加富有” ^[10]  。

馬太效應也存在於司法系統中。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擁有大量資源的個人和組織可以負擔得起遠超出普通公民負擔能力的昂貴的法律顧問。傑弗裏·雷曼(Jeffrey Reiman)曾描述了“白領犯罪比非暴力街頭犯罪被起訴的頻率更低、處理結果也更寬大”的現象，其結果是監獄系統中的囚犯絕大多數來自最低經濟階層。“對於同樣的犯罪行為，窮人更有可能被捕；如果被逮捕，他們更有可能被起訴；如果被起訴，更有可能被定罪；如果罪名成立，更有可能被判入獄；如果被判刑，他們比中上層階級的人更有可能被判更長刑期。” ^[11] 

自然主義者，例如戴爾·丹內弗(Dale Dannefer)和林恩·甘農(Lynn Gannon)認為，馬太效應是“一種足夠普遍、頑固和不可抑制的社會趨勢，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學規律” ^[12]  。建構主義者則傾向於將馬太效應視為人類所創造的人為規則的結果，這些規則可能會導致極不平等的結果，但它們可以被改變。丹尼爾·里尼(Daniel Rigney)中和了這兩種觀點，他既考慮了支持馬太效應的條件，也考慮了導致其失敗的環境。他認為雖然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是人類無法控制的，但人類仍然可以選擇干預自然過程，對社會中允許存在的累積優勢和不平等的程度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 ^[13]  。

馬太效應提供了一個簡潔而有效的框架，可以解釋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社會不平等的持續存在。它強調了累積效應和正反饋循環的重要性。

認識到馬太效應存在有助於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貧困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從而提供了制定針對性政策的基礎。

一定程度上，馬太效應可以鼓勵個體積極努力，因為成功的人將獲得更多的回報，這也可以為經濟體系的發展提供動力。

提醒社會關注不平等問題：馬太效應的存在可以引起社會對貧富差距的關注，從而推動公共輿論、研究和討論，促使人們更加關心社會正義和公平。

馬太效應過於概化，忽視了個體差異。並非所有富人都能夠繼續保持財富增長，也並非所有貧困者都無法脱離困境。

該理論可能會忽視一些外部因素對個體經濟地位的影響，比如偶然事件、政策干預等。

馬太效應假設社會結構和制度基本保持不變，但實際上，社會和經濟環境是動態變化的，這會對效應的穩定性產生影響。

總的來説，馬太效應是一個有用的理論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演變，但在實際分析中應結合具體情況，避免過度概括。此外，馬太效應提示我們，由於現實中存在初始狀態的不平等，僅僅保證機會公平是不夠的，政策制定者在進行資源分配時，應當結合個體和羣體差異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如為處於劣勢地位的羣體提供更多資源，以避免因先天條件的不平等造成後天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樣才能最終實現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