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權

歷主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教席。 1979 年移職香港《大公報》撰述員，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後又被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委任為藝術顧問。期間，曾應邀往日、韓、新加坡等地講學及舉行展覽。曾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及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理事等。退休後僑居多倫多，任加拿大中國書法協會副會長。 1996 年獲加拿大傑出成就獎，並出任學海書樓董事。啓功的書學著作《論書絕句》，亦是應他請求而在其主編《大公報》「藝林」週刊發表，並結集成書。

生平著述有《廣東印人傳》、《當代篆刻選第一集》、《吳昌碩印集》、《書譜譯著》、《元刻草訣百韻歌箋註》、《沈尹默論書叢稿》、《中國書法大辭典》（執行主編）、《增廣漢隸辨異歌》、《金文編》（合作）、《補訂急就章偏旁歌譯註》、《廣東縣市名印譜》（父子合作）、《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説》、《近代印人傳》、《隸書千字文隸法解説》、《書法源流絕句》、《馬國權篆刻集》、待刊者尚有《馬國權書法論集》、《歷代草書歌訣彙編》、《章草字典》等。其部分論著有多國文字譯本。

中國篆刻是由古代實用印章的製作和鐫刻而發展成為藝術的。狹義的“篆刻”專指印面文字(或圖像)的設計和刻制，是以鐵筆“寫”出篆文為主的造型(包括結構與線條)來表現審美意象的一種藝術形式，具體可概括為字法、章法、刀法三大要素。在實用的歷史時期，印章的用途、形制、制度和入印文字的時代性、地域性的差異，以及印材和刻制方法的不同而導致或決定了印章風格的多樣性;換句話概括地説，就是印章的實用性要求客觀上促使了其藴藏的篆刻藝術風格的創新。比如紙質媒介物代替簡牘之後，實用印章的形制由小變大，官印文字由白變朱(直至宋代印章加大尺寸使面印文屈曲纏繞成九疊篆)，給印章的刻制帶來新的課題，從而新的印章風格也就在這一轉換中誕生了!然而，當實用印章走向篆刻藝術獨立之後，那些長期以來在實用中約定俗成的形制、字法、章法、刻製法等逐漸轉化為篆刻藝術本質的規定性，後世篆刻家要創新，只有從主觀上並帶有刻意性質地去鑑古求新，同時結合審美的時代特徵而推陳出新。這樣，除了在章法、刀法上的微變創新以外，依據新發掘整理的古文字材料由字法的變化而導致篆刻創新更是很好的突破口，因為前人早已強調篆刻藝術是“七分篆三分刻”。

傳統意義上的古文字是指先秦時期的文字，現在所説的古文字範圍一般是指隸書成熟之前的文字。《現代漢語詞典》釋“古文字”義為：“古代的文字。在我國指古代傳下的篆文體系的文字，特指秦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這“篆文體系”的廣義古文字概念在篆刻領域內應用是非常貼切的。從歷史上富有典型特徵的漢字載體來看，古文字主要類型特徵有：甲骨文、陶文、磚瓦文、古璽文、摹印文、鐘鼎文、古幣文、權量詔版文、漢金文、楚簡帛文、石刻文字、瓷押篆文等等。從篆刻的角度，根據篆文的形式特徵來看，古文字主要類別有：甲骨文、金文、鳥蟲篆、古璽文字、簡帛篆文、繆篆、小篆等。印學中所講的廣義古文字，可特指某載體類型，也可泛指某形式類別。

有關古文字的發掘與整理，至少從宋代已經開始，當時出現了著錄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專書，錢幣、璽印的著錄和研究也是在宋代發端。宋代還有不少精研古文字的學者著書立説，如趙明誠所著《金石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另外，呂大臨編的《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可以看成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的衰落時期，但收集、著錄古印的工作較為盛行，且內容比較廣泛，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小學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尤其是乾、嘉之際，開始收集、發掘與整理古文字材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日益豐富和提高，大大超過了以前。而且，有關古文字的彙集著錄專書也相當多，僅《説文》研究一類就有幾十種，其中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成為“説文四大家”。另有錢大昕、鈕樹鈺、姚文田、嚴可均、顧廣圻等等或抉其凡例，或稽核異同，均留下不朽之作。直至清末吳大澄作《説文古籀補》，是古文字字彙，所錄以金文為主，兼及石刻、璽印、貨幣和古陶文字，首開以《説文》體例編輯古文字字書的先河，掀開古文字整理研究的新篇章。（摘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