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學

而“馬克思學”主要指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對馬克思生平、事業、著作和思想的專門研究。這個詞是由法國著名學者M·呂貝爾在50年代正式提出的。他主編的專門研究馬克思的刊物名稱就叫《馬克思學研究》。但是，在呂貝爾發明這個詞（由馬克思加上希臘文表示學科或科學的Logos構成，即Marxo+Logus→Marxologie）的時候，馬克思學作為一種特殊文化現象卻是早已存在了。在與馬克思對照的意義上，馬克思學也包括對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馬克思學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界能夠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出現，其本身就很説明問題。一方面，它説明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和影響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再也不能視而不見，採取不予理採的態度了，他們不得不認真地對待它；另一方面，它説明對馬克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解釋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對象和重要領域，它的出現本身就富於挑戰性。用馬克思學家們自己的話説，它是針對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特別是針對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思想的“曲解”提出來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學家們認為，要對馬克思的學説“正本清源”，就要像科學家們對待他們的科學研究對象一樣來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即不僅要使用一些“科學的”手段和方法，而且也應該是超黨派的。為此，他們一方面力圖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專業範圍內，並標榜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中立性”；另一方面也以學者特有的認真精神、以其固有的偏見和模式對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做經院式的考察和詮釋。

馬克思學堅持“兩個馬克思”（見“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的對立”條）、“恩格斯反對馬克思”（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對立”條）、“馬克思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等謬論。在西方馬克思學家看來，所謂“馬克思反對馬克思主義”，其所指主要還不是針對巴枯寧為首的“反權威派”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馬克思本人斷然聲明“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一事實，而是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構想”。在他們看來，馬克思的思想跟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係，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死後由恩格斯的腦袋構想出來的。它打上了“矇昧主義的印記”。他們説，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強調主觀意識的能動作用，而恩格斯所“獨撰的”馬克思主義則相信有一種宏觀宇宙力量決定了歷史的必然道路，把革命的歷史發展看成是由經濟形態和階級鬥爭所決定的多少有些自動的過程；他們説，馬克思所主張的是“人類中心説”。馬克思把人基本上看作是實踐的存在物，認為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改變自然界，使之人化，也就是説，為人的目的利用這個世界，從而給它賦予人的性質。而恩格斯則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者，他認為宇宙中的基本力量是物質和運動，自然界和人類歷史都是從這兩種力量中導引出來的；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東西至多是一種理論或學説，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它特別發端於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則把馬克思的思想，特別是符合那個時期精神的科學和實證主義意向加以過分的系統化，從而有可能使別人把它變成絕對真理或意識形態體系。馬克思學家認為，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背離了”馬克思，是實質上的“恩格斯主義”。所謂“列寧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其主要觀點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西歐現象，而列寧主義則只是在俄國土地上產生的現象，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偏離；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的理論家，列寧則首先是革命的戰略家和策略家，馬克思主義是關係社會革命的學説，列寧主義首先是包含“先鋒黨”理論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等的革命的意識形態；説列寧主義發展了恩格斯的“退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想，同時還加深了這種“退化”，它反映了不發達國家的現實需要，但是這種反映也不是很充分的。在工業發達國家中，它是不能應用的。

19世紀未至20世紀20年代是馬克思學的醖釀或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對後來馬克思學的形成具有影響的人物是一些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資產階級教授T·馬薩里克，1898年著有論馬克思主義的專門著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社會學基礎》）、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講壇社會主義者（如布倫坦諾，寫有《我和卡爾·馬克思的論戰》）、被稱為“專門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職業’批評家”的W·桑巴特（1909年出了《卡爾·馬克思的生平事業》耶拿版）等。據統計，1883年以前發表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共計只有20多篇，而在1883——1904年的20年間所發表的這類著作已達280多篇，其中1895——1904年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就達214篇。這説明對於馬克思主義這種現象資產階級的教授和思想家們再也不能以沉默來對待它了，而是採取了主動進攻的態度。這一時期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如梅林、梁贊諾夫、普列漢諾夫等）和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該時期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或後來的馬克思學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呂貝爾本人就承認，他創立的馬克思學是繼承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K·格林貝格所出學術刊物《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和研究者梁贊諾夫所做研究工作的傳統。

30年代對馬克思學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是因為1932年包括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在內的由俄國人V·V·阿多拉茨基主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舊國際版第三卷和德國人S·朗茲胡特、J·P·邁爾編輯的《卡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早期著作）》第1卷的先後出版，帶來了資產階級的馬克思研究中一個重大變化，即學者們不僅開始轉向對早期馬克思的研究，而且誇大馬克思早期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同時提出了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史的研究中影響較大的“兩個馬克思”的問題，即所謂《手稿》中的馬克思與《資本論》中的馬克思是“兩個不同的”馬克思。朗茲胡特和邁爾在上邊提到的那部著作的“導言”中，以批判“正統馬克思主義”著稱的比利時右翼社會黨人德·曼在《新發現的馬克思》和H·馬爾庫塞在《論新發現的馬克思的手稿》等文章中，都宣稱在《手稿》中“重新發現了馬克思”，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德·曼説，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著作比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隱藏在他的社會主義信念背後，隱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學創作的價值判斷背後的倫理的、人道主義的動機。”他還毫不諱言地説，他在批判馬克思主義時所持的立場“在基本點上是同四十年代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的立場相一致的。”朗茲胡特和邁爾也説，馬克思在他的1844——1847年間的著作裏，“深信人的因素是普遍有效的依據”，“誰沒有抓住在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中醖釀着的和貫穿於馬克思全部著作的這一思想脈絡，就不能真正懂得馬克思”。應當承認在馬克思的《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期著作公開發表以前，所謂《共產黨宣言》中的“作為片面的革命者的馬克思”與《資本論》中的“全面的科學家的馬克思”的説法就已經有了。但是，總的説來“兩個馬克思”的問題提得還不那麼明確，對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特徵及其代表性著作也缺乏統一的認識。馬克思的《手稿》等早期著作公開發表以後，所謂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與科學主義的馬克思（即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對立就成了“兩個馬克思”論的基本表達形式，也成為資產階級學者批判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支點和馬克思學的一個奠基性觀點。只是由於戰爭的原因，以對馬克思早期著作和思想為主要對象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才沒有繼續深入下去。但是，事實上一個後來被稱作“馬克思學”的東西已經在形成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冷戰”，反而帶來了資產階級學者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更大興趣。整個50年

代，不僅有大量的馬克思的著作出版，而且湧現出像鮑享斯基、威特爾、M·G·蘭格、呂貝爾、費切爾、卡爾維茨、阿隆、麥克萊倫等著名馬克思學家，表明一個相對確定的馬克思學家隊伍實際已經形成。特別是由費切爾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1954）和呂貝爾主編的《馬克思學研究》（1959）的先後創刊，更推動了馬克思學的最終形成。

從60年代開始，馬克思學進入了其形成後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學的基本特徵是：（1）從大量出版的馬克思學著作看，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仍然是馬克思學的重要對象，並且研究也較以前更加深入，表現在不但研究馬克思的各個領域的思想特徵，而且深入到研究馬克思著作中一些概念、範疇乃至思想的發展演變。如以色列的馬克思學家S·阿維內裏的《卡爾·馬克思的社會與政治思想》（1968）、希臘馬克思學家K·阿克塞洛斯的《卡爾·馬克思思想中的異化、實踐與技術》（1976）。（2）對恩格斯的研究受到了重視，研究恩格斯的著作特別是傳記性著作相對增加。（3）從比較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生平、事業、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逐步轉向對馬克思主義整體的研究，並同時在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領域，如橫向上的所謂“恩格斯主義”（美國的馬克思學家N·萊文語）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等；縱向上如某些科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問題及馬克思主義某些理論原理的演變問題。（4）馬克思學家隊伍中出現了一些新面孔，如海爾布隆納、李希特海姆、阿維內裏、阿克塞洛斯、萊文、古爾德納、科拉科夫斯基等。

80年代的馬克思學除了上述特徵繼續得到強化外，所出現的新情況首先就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現了以馬克思學為主幹的合流趨勢，尤其表現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向馬克思學的流動。其次，馬克思學的學術性特徵有所淡化，主要表現為隨着新保守主義的興起馬克思學加強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攻擊性，表現為那些願意打着馬克思學家的幌子以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宣揚資產階級官方意識形態的御用學者的人數增加了、影響擴大了，從而正在逐步地改變着這些人傳統上在馬克思學家中不佔主導地位的狀況。

幾乎全部馬克思學家都是學術界人士，少數雖然正在擔任或者曾經擔任過官方職務，但他們一般都具有大學或研究機構的職位和專業學位。按照政治傾向，馬克思學家大體上分為左、中、右三類：一類是一些資產階級激進知識分子、即試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走出資本主義死衚衕的辦法的人。主要代表是一些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和60、70年代的“新左派”的學者；第二類是一些遠離現實鬥爭而進行學術研究併力圖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同其專業結合起來的學者，如呂貝爾等。這是馬克思學家中的主流派；第三類是資產階級的官方御用文人及思想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者，如美國經濟學家W·W·羅斯托、社會學家D·貝爾、布熱津斯基、鮑享斯基、威特爾等。其實，那些有官方職位的學者嚴格説來只能算半個馬克思學家，因為他們不像其他馬克思學家那樣把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專業選擇。他們可能是其他某個學科領域裏的專家，他們之所以被稱為馬克思學家，多半是因為他們出於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在其著作和言論中總忘不了同馬克思“對話”，即發表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從研究內容和研究風格上看，馬克思學家又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部分：“考據學派”，即那些比較注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業、著作、思想的考證、詮釋、出版及分門別類地研究的學者（如朗茲胡特、邁爾、呂貝爾等）；“分析學派”，即那些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對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上的馬克思學家，他們熱衷於尋找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自相矛盾”、談論馬克思主義的“不合時宜”；“挑戰學派”，即那些帶着明確的意識形態目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總之，對馬克思學家我們可以從多維視角上進行劃分，而無論哪一種劃分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