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在該文中，斯大林根據列寧的民族理論和實踐經驗，批判了第二國際“理論家”在民族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揭露了它們企圖用民族原則代替階級原則，用民族鬥爭分裂統一的階級鬥爭的立場，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的起源和實質、關於民族壓迫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根源和性質的理論，論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綱領、政策和基本原則，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論。 ^[2] 

1912年，俄國的革命運動開始出現新的高潮。在這一背景下，把各民族的工人鬥爭匯合起來，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個迫切任務。與此同時，西歐的“民族文化自治”思潮衝擊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也給黨的工作帶來極大混亂。在這樣的情況下，斯大林兩次會晤列寧，在充分了解列寧觀點的基礎上寫作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1] 

全書共分為八部分，由序言和七章正文組成。

在序言中，斯大林介紹了1905年以後俄國民族主義的情況，指出“對於民族問題還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和全面的討論”，以“消除民族主義的迷霧”。

在書中，斯大林為“民族”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他強調，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

關於民族運動，斯大林指出，資產階級是民族運動的主角。民族運動的內容取決於運動提出的各種不同要求，如土地問題、語言及公民權利平等問題，遷徙、開辦學校和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等。民族運動的力量取決於該民族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運動的程度。但無產階級參加並不改變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覺悟的無產階級不能站到資產階級的“民族”旗幟下面去。

斯大林指出，民族問題只有和發展着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看才能得到解決。俄國的命運即各民族“解放”的命運是和解決土地問題，即和消滅農奴制殘餘，也就是和國家民主化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問題是從屬問題。斯大林剖析了鮑威爾等人鼓吹的所謂“民族文化自治”的謬論，並具體闡明瞭“民族文化自治”與“民族自決權”的本質區別。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是與階級鬥爭的整個進程相牴觸的，其勢必走上民旗主義的道路，並使工人們彼此按民族隔離開來，使他們中問的糾紛加劇下去。

斯大林針對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指出，這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組織上的分離主義。其造成的惡果是“工人運動的瓦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意志的沮喪”。針對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步崩得後塵宣佈的“民族文化自治’’，斯大林指出，這對於解決高加索的民族問題是毫無用處的，是荒謬絕倫的，是反動的妄想。

文中還深刻地揭露了取消派代表會議，指出這顯然是和黨綱“原意”相牴觸的，它違背了黨綱。

最後，斯大林提出了積極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出發點是同俄國目前的形勢密切聯繫起來；國家完全民主化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和條件；自決權、區域自治、在一切方面（語言、學校等等）實行民族平等、工人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等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必要條件。 ^[1]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書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了民族問題，為制定馬克思主義民族綱領提供了理論根據。這本書問世後，列寧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獻中闡述俄國黨的民族綱領原則首屈一指的文章”，認為這是“布爾什維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宣言”。 ^[1] 

該文於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維也納列寧的寓所參加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工作者的會議期間寫作完成。最早以《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的標題載於《啓蒙》雜誌1913年第3—5期上。於1914年以《民族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為書名由彼得堡彼得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十月革命勝利後再版時改名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譯文被收入《斯大林全集》第2卷。 ^[1]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英語：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領導人。1922年擔任蘇共總書記。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成為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領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保衞和鞏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並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