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

通過對商品關係的分析，馬克思闡明瞭商品的二因素和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價值量和價值規律、價值形式的發展和貨幣的起源、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規律，形成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一個嚴謹的科學理論體系。

第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揚棄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為剩餘價值論的創立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的同時，創立了勞動二重性理論，第一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及怎樣形成價值，闡明瞭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商品價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從而為揭示剩餘價值的真正來源，創立剩餘價值論奠定了基礎。此外，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理論等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要理論的創立也都同勞動二重性學説有關。因此，勞動二重性理論成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第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揭示了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在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分析中得到的，但是如果撇開其中的制度因素，它包含的關於價值的本質和價值量的規定的理論，關於價值形式的演變和貨幣的產生及其本質的理論，關於價值規律的理論等，都是對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最一般規律的揭示。 ^[2] 

第一，深化對創造價值的勞動的認識，對生產性勞動做出新的界定。由於所處時代所決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重點考察的是物質生產部門，認識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並創造價值，而絕大部分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屬於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在當今時代，隨着第三產業的發展，服務性勞動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生產型勞動應當包括大部分非物質生產領域的服務性勞動。因此應當在理論上充分肯定服務性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以利於推動第三產業更快地發展。

第二，深化對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在社會生產和價值創造中所起作用的認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總體工人”的論述中，對腦力勞動給予了肯定，認為這些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但他重點研究的是物質生產領域的體力勞動。在當今社會，在科技創新和知識創新越來越重要的條件下，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等腦力勞動，不僅作為一般勞動在價值創造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作為更高層次的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要大大高於簡單勞動。

第三，深化對科技、知識、信息等新的產生要素在財富和價值創造中作用的認識。應該堅持抽象勞動為價值源泉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同時，要充分肯定科技、知識、信息、等新的生產要素在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增加使用價值和價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科學技術本身並不能創造價值。但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可以使勞動對象的範圍更廣、性能更好，從而有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科學技術還可為人所掌握，而掌握了科學技術的人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創造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所以，應充分認識科學技術的作用，把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擺到重要的位置。

第四，深化對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關係的認識。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範疇。價值創造屬於生產領域的問題，而價值分配屬於分配領域的問題。價值創造是價值分配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價值創造也就沒有價值分配；但價值分配又不僅僅取決於價值創造。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價值分配首先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決定，體現一定的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就有什麼樣的分配關係。 ^[3-4] 

為迎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新高潮，推進中國政治經濟學建設行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學術專著《保衞<資本論> 》。該書提出“保衞《資本論》”概念。其十八章“歷史到科學的發展”集中討論了民族取向的語言生產問題，並強調在“社會主義批判”這一實踐化的工作理念的統領下創造性地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內在邏輯，做到國情條件下的靈活闡釋與運用。以下引述其中的兩段論述，作為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工作命題的理解。

第一，從方法論角度看，勞動價值論之所以被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需要，是因為它提供了關於批判的理解工具，它連結了“歷史”和“理論”。勞動價值論的工作邏輯是歷史方法，是範疇生產的本位性工作，因而是歷史理論的構圖；勞動價值論不是價格理論，與任何形式的相對價格理論無關，其目的也不是要尋求勞動價值與“價格”的對接。因其本身即是一種“特殊價格”，是從整體發生現象看待和規定的社會價格運動現象，價值工作命題激發了內部批判認知力量產生，並源源不斷地生長。為了這個主要工作目的，《資本論》中，馬克思處處假定商品價格等於它的價值。即在不同的地方，馬克思均做出了類似的表述：價格和價值之間的量的不一致或者説價格總是存在偏離價值量的運動趨勢，這種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的規定當中。

第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價格理論是價值理論的工作延伸。作為資本主義工作批判理論的“廣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其完成了對於商品價值理論的直接更改，而接續了價值批判，在生活過程領域執行社會批判功能。價值批判和生產價格批判成為工作互補的資本主義兩大批判：生產批判和分配批判；它們與任何的價格解釋學無關。前者的力量源自社會生產實體，後者的力量源自社會分配實體，分別由其發動。之所以能如此，蓋因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形成以後，它本身已經分解為從生產出發的社會經濟運動和從分配出發的經濟（財產關係）的運動形式兩種規定不同、然而內涵互補且遞進的社會生產表現類型，成為了名副其實、標準意義的社會生產結合體。這種分析效果只有運用勞動價值論的工具才可達到。 ^[5] 

這個問題等價於用勞動洞察價值：資本主義基本制度關係得以解決。以勞動二重性把握價值，能夠將勞動性質的發展歸結於商品生產發展本身，相應提煉出有關於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實踐化的工作批判關係，有效避免“系統抽象法”。

根據那種認識，價值在抽象與具體上具有不同位次，從而僅僅是抽象程度相對不同的社會知識概念；其中，低位次的抽象對高位次的抽象而言是“具體”，反過來，高位次的抽象對低位次的抽象而言是“抽象”。抽象和具體就這樣被煉成了。然而，它不能説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動的對單純商品生產而言的歷史替換關係，即一定是資本主義生產實體替換掉勞動者的個體生產，以及資本主義流通相應更換簡單商品流通形式。在這裏，價值本身同時要被看成是歷史財產關係，因為整體生產關係生長的規定就要求這麼做；換言之，馬克思實際上持有一種整體生長學説的生產關係觀點，他把生產關係生長看成統一的財產活動，當作統一結構的構型這項工作規定來對待。這就避免了一種指責：馬克思迴避紛繁複雜的價格現象，從概念出發，利用哲學思辨構建出勞動二重性，將等價交換教條上升為“交換必有共通物”，作為了形而上學的邏輯起點，這就使勞動價值理論遠離了經濟現實。

勞動價值論並不排斥理性選擇模型。實際上，僅拒斥以抽象為出發點的個人主義分析（例如約翰·羅默那種打着勞動價值論旗號的新古典主義）。但是，人們也不應當將個體分析詮釋為該類型——以唯理論建構為路徑演繹。此種邏輯不僅拒斥一般的差異性（工資差異、剩餘價值差異、利潤差異等等）研究，而且排斥任何組織結構的存在。所有制和財產運動的關係昭示了勞動價值論對於個體分析的內在接納性。同時，各種存在均有結構，恰恰是不爭事實，並且結構必然是關於整體性規定中各種個體因素的存在的結合，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即如果説所有制不過是財產的特定創生方式，那麼，它是由個人對財產的特定擁有關係（佔有或佔用關係）所組成的，其間充滿了個體運動軌跡。這種軌跡從方法論來識別，不過是結構內涵的工作邏輯（從定性方面看），或是數理內涵的工作邏輯（從定量方面看）。兩方面的邏輯實現形式即勞動價值論的結構與數學的規定，在形式化方面可以形成連結二者的工作接口。因此，只要不把所有制神秘化，堅持在所有制下研究各種財產（佔有）關係，就必然可以顯明化馬克思的這一工作意圖：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體現社會生產之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社會選擇理論和個體選擇理論的統一。這使得生產方式成為考察經濟行動的一個載體。“行動（規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開，物的科學追索“物的世界圖景”，相反，事的科學則追索“事的歷史圖景”。而又由於事物的本質就反映在“道”和“德”的統一性中，因此，對規律的把握必須有一個內在結構和路徑予以支撐——例如質－ 量－形式。這樣，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理論的構造圖式實際上可稱之為“行動理論或圖式”。例如，《資本論》四卷所完整刻畫的，就是資本的社會歷史生產圖式、資本的流通行動圖式、資本的生活交往圖式以及資本的認識圖式。這些“行動角色”不斷地轉換、更迭，推動了“客觀批判－主觀批判”過程的發育發展，造就了人格化範疇的經濟學。據此，可以闡述“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資本主義歷史路徑。 ^[6] 

這個問題等價於用價值洞察交換價值：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體制得以解決。所有制體現為特定財產佔有之社會經濟關係，是尋求財產生產關係的實體域的解決。剩餘價值生產之於一般價值生產的撤換在於，促成基於勞動的財產佔有關係向基於資本的財產佔有關係歷史轉變。在這一點上，“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相等同的性質為出發的規律的必然結果。”這種生產體制要求全部價值在工廠制度下生產，準確地説，是全部剩餘價值由工廠中產生。這裏，工廠制一般地替換個體的私人勞動制；即在這裏，市民社會的多數人的小財產要變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少數人的大財產。生產規律的這種歷史變遷要求交換規律與之對應，從而造成了分配的社會實現運動，即不僅在工廠內，更為緊要的是要在社會流通領域內實現。價值實現為社會價值c + v + m。價值全部由運動財產組成。資本的運動本性要求每一項財產（這裏還僅涉及生產性財產）均是社會運動意義的財產，——這裏，沒有嚴格意義的社會不動產。也就是説，“私有制作為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才存在。”這裏，在社會運動財產中亦包括一項特別內容，即勞動成為非財產，成為資本的財產；換言之，社會運動財產全部是資本財產，即資本的不變財產和可變財產。這意味着在整個社會範圍內：普天之下莫非王（資本家）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資本家）臣。“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亦即，“是處於社會的全新狀態中……努力使任何一種所有制同任何一種勞動相分離。” ^[7] 

因此，從價值生產角度審視，交換價值代表的是與交換權實現有關的社會制度（可將其稱為“市場制度”），委實是從社會交換角度來看的“價值（財產）”。這樣則有了資本的諸種運動形式，諸如貨幣資本（財產）、商品資本（財產）以及直屬生產領域的固定資本（財產）、流動資本（財產）。由於中心內容是剩餘價值的財產生產關係，這些運動財產形式毋寧稱作是生產性財產的不同社會佔用方式或形式。整個流通過程表現為生產關係對交換關係的社會工作關係。《資本的生產過程》闡釋了W = c + v + m公式的歷史生成，從中直接取出兩個指標：資本有機構成、剩餘價值率。其交換域中的羽化形態是資本利潤率，——《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分析實質上內含了這個工作規定。一般而論，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方式上的工作規定，剩餘價值率是較為純淨的生產關係規定，而資本利潤率則可視作是交換關係（或交換方式）上的工作規定。這裏直接看到了研究對象不同實踐元素之間的互動情況。例如，絕對剩餘價值生產：是鎖定的研究；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進一步闡明一定資本有機構成的生成條件下的研究。整體看，剩餘價值生產體現了生產方式（資本有機構成）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率）的歷史互動性。而剩餘價值分配：是鎖定了剩餘價值率的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利潤率的研究，整體展示生活領域中生產方式和交換關係的社會互動性。

據此可以扼要説：理論部分乃是集中研究資本有機構成，工作剖解和它契合的剩餘價值率和資本利潤率的運動關係。“這不僅可以解析日常的競爭現象，例如某些低價出售的情形，某些產業部門的商品價格異常低廉的現象……而且會看到，政治經濟學迄今沒有理解的關於資本主義競爭的基本規律，即調節一般利潤率和由它決定的所謂生產價格的規律，也是建立在商品價值和商品成本價格之間的這種差別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於價值出售也能獲得利潤這樣一種可能性之上的。”這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特殊的生產和特殊的交換，以及它們由於採取特殊的結合工作體制所導致的特殊的分配關係和消費關係。 ^[8] 

也因此，堅持從W（商品價值）的社會公式中整體取出資本利潤率指標，不能説是為了顯露現象，也是為了進行認識批判的需要。同時，資本有機構成、作為孕育在資本利潤率背後的實存規定，首要表明了一種工作整體性，即《資本論》將經濟運動體制描寫為有機整體的結構，繪成生產體制和流通體制的運動統一。在這種情勢下，任何個體的或組織的研究均是這個有機整體的某一工作局部或方面。當然，按科學本性而言，《資本論》不反對這些研究，相反，熱忱歡迎。 ^[9] 

這個問題等價於用生產價格洞察市場價格：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關係得以解決。應當基於廣義涵義，具體運用市場價格的經濟範疇。（1）就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體制來説，市場價格錨定於生產價格形式域內，是生產價格形式的工作規定，從而可説清楚它的演化內涵和歷史變遷的邏輯；（2）市場價格具體受供求關係影響，為其調整，供求其實是市場價格本身的短時變動過程，表現為生產和消費實現運動的調整區間（結構）。資本主義基本制度關係説明了資本生產的性質——資本積累性，其經濟體制上的性質則在於尋求資本積累的整體（運動）形式。馬克思一再指責整個古典學派包括李嘉圖在生活過程中玩弄現象學的變戲法，“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虛假的。”古典學派把交換關係看成完成表面化的關係，把表現形式理解為一般規律的證實或表現，從而忽略了對內在交換過程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後者恰恰是説明社會分配（實現）過程的基礎。因為無論如何不能夠忘記，資本家是將其所得看成全部財產的回報的，它從全部財產均參加了社會交換這一點上找到了根據。

資本主義整個交換過程都是為資本積累的生活形式而設置。它直接從分配出發，從貨幣財產出發，直接把資本的貨幣財產形態當作社會財富增值實體，從而，事實上已經引發了對於財產形式“實體化”的要求。《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説明了生產危機的根源性，即必爆發於對實體生產的損害、社會消費的日益嚴重不足、再生產結構的屢遭破壞的環節。但《資本的流通過程》的闡述尚“隱瞞”兩種特殊商品的交換權：一是貨幣所有權，二是土地所有權。前者在金本位制度下可通過金屬貨幣的擴大再生產完成，後者則指望了整個社會範圍內的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二合一（規定），當然，這是一種抽象把握。反過來則説明：資本共同體有不斷擴大發展這種要求的內在趨勢。在生活過程領域，尤其紙幣（本位幣）制度縱容了上述兩種交換權的社會特殊性，愈加使得貨幣（財產）的實體扭曲成為財產（形式）的實體。這樣通過從分配出發，生產性財產和非生產性財產的界限被模糊了，非生產性財產同樣作為資本財產，作為資本分配財產。通過一種操作，等額財產等額分配，財產權獲得了直接實現形式。於是，流通中大量充滿了仿真的貨幣，與之對應的是，資本財產中亦充滿了大量的虛擬財產。這樣在生產價格和虛擬運動形式雙重發展的階段，“供求規律”整體上亦要被證偽，因為“在虛擬經濟範圍內，供給與價格成反比，需求與價格成正比。”證偽行動上升為一種“準定理”，稱之為“反供求律”；在“反供求律”下，“與之相關的一個推論是，虛擬資本的虛擬‘利潤率’也不會有下降趨勢這一規律。” ^[10] 

它造成一種假象：一般利潤率規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或至少已處於從屬的地位。發展實體生產的經濟要求為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主張所替換，國際的、國內的資本集團協同加強掠奪能力，成為當務之急。工作名目是發展“高端服務業”，例如金融房地產，美曰其名“經濟的高價值化”。

這種操作化的分配關係勢必越來越對生產本身造成一種逼迫，由此變相提高工人的社會剩餘價值率，乃是不可阻擋之勢。這就是現代的資本家要採取的慾壑難填的社會應對辦法：一邊與鄰為壑（實體資本的競爭），一邊合作共贏（虛擬資本的聯手），使得老百姓越來越能夠親身感受到了這一策略的存在性——自己的錢越來越少、別人的錢越來越多；他們每一個人都如此切身感受着，——它像一個越來越緊的魔咒箍在每一個人的項上，越來越有了實際生活的含義。這就是現代財產狀況，個人的財產競爭直接體現他們之間的競爭，這就是現代博弈理論的用武之地，包羅其中的實質性規定除了這些，恐怕不會再有其他東西。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