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樂

足本《馬伯樂》共分兩部，從空間來説，第一部由兩章構成，寫的是馬伯樂從家鄉青島到上海，抗戰開始後，他的太太和三個孩子也逃難來到上海，馬伯樂決定帶全家人離開上海去漢口。

第二部，共九章，約八萬字。前四章都是寫馬伯樂與全家是如何狼狽掙扎在旅途，如何由上海經南京，車船輾轉到了漢口，後面第五章至第九章寫馬伯樂在漢口的一場戀愛和失戀。結束時這家人決定再逃難到重慶。 ^[3] 

大約在1931年，正值青春年少的蕭紅在哈爾濱流浪期間，受到了未婚夫王恩甲的誘騙，二人同居於旅館，在蕭紅懷有七八個月的身孕的時候，王恩甲以回家拿錢為由，從此一去不復返。蕭紅的心靈無疑遭受了沉痛的打擊。作為一位性格剛烈、情感細膩的女人，生命之中的第一個男人如此絕情地將其拋棄，以致飽經摧殘的她對家庭不再抱有幻想，想必這種身心的傷痛縱然時光流逝也揮之不去，留給蕭紅的是對懦弱、不負責任的男人的深深的失望和鄙夷。《馬伯樂》的主人公馬伯樂的情感經歷在某種程度上也探照出作者心靈的苦痛。 ^[4] 

1939年，蕭紅在重慶期間就開始醖釀關於《馬伯樂》的構思。1940年，蕭紅到香港後開始寫作《馬伯樂》，直到1941年夏因病重輟筆。 ^[3] 

馬伯樂從小不愁吃、不愁穿，卻也很少感受到親情和愛撫。他害怕父親的威嚴、蔑視父親傾慕外國人的可笑可厭的作派，他也嫌惡太太的虛偽，他與他的家庭並不相融。他感到自己猶如家中的奴僕一般，走路也是“溜溜的” 。因而他敏感又膽怯，猶如一隻被獵人追趕的驚疑的兔子，稍有風吹草動，拔腿就跑。

在家中，馬伯樂也算是個少爺，但他並沒有地位，加之高中畢業後一直閒居家中，特別是開書店敗歸，使全家上下都瞧不起他，無人願意理睬他。

馬伯樂膽小自私：他從不願借錢給朋友；從未真正關心過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危險來臨，他只有動物式的本能反應——保護自己。他卑瑣無能：大學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上沒有自立的能力，愛情上沒有追求的勇氣。他淺薄虛榮：在無錢者面前誇耀他的財富，在無知者面前炫耀他的“博學”。然而他又敏感脆弱、孤獨寂寞，沒有人疼愛他、沒有人理解他、沒有人尊重他。他為自己的處境苦悶、不平，因而他也是悲哀的、優傷的。

馬伯樂不滿於現實，卻從未嘗試過改變現實；他渴望自己能有事業上的成功，卻從未積極地努力過。馬伯樂的性格和心理矛盾複雜，但都可以統攝於一個核心之下，那就是馬伯樂保護自己的唯一方式：逃避。 ^[5] 

《馬伯樂》藴含着作家對於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期冀和追求；流露的是作家希望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滿腔熱忱；寄託的是作家想要提高民族精神素質的深刻思考，而這個主旨在作品中是展開在縱橫兩條線索上的。

作品主旨的縱向體現：作家有意識地選擇一個具有時代特色的生存環境——青島。這是一個曾經一度遭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程度頗深的城市。可以説，它既是一處獨特的人文“景觀”，又是作品主人公隆重上演的“舞台”。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0年蕭紅寫作《馬伯樂》，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也是中華民族受盡屈辱和奴役，民族精神遭遇空前侵蝕的一百年。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失敗主義情緒滯留在民族意識中，而其中“媚洋”和“恐洋”這個“疑難雜症”帶給人們的精神軀體的危害則更大。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悍然入侵、肆意掠奪和塗炭生靈，如何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強盜行徑，每一箇中國人都要做出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擇。

馬伯樂第一代：馬伯樂之父——他的觀念裏帶有明顯的洋奴特徵。在他看來“凡是外國的什麼都好，外國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國的女人是能幹的，外國的玻璃杯很結實，外國的毛織品有多好。”甚至更無恥地揚言：“八國聯軍進北京是為咱們好。”外國的經濟侵略是為了“咱們中國方便。”這不能不説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社會文化環境在民族精神軀體上留下的崇洋恐洋的“惡瘤”。同時，這個人還將基督教作為自己吝音、自私、殘酷的幌子，實在是極其虛偽和荒謬的。因此，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可以説是在帝國主義軍事、文化侵略之下，喪失國格、人格，對外奴顏脾膝，對內恃強凌弱的“叭兒狗”、“看眼獸”。是崇洋、恐洋症的一個活“標本”。

馬伯樂第二代：馬伯樂，他不但繼承了其父輩的自私、吝嗇、殘忍的惡劣品性，而且更主要是繼承了崇洋、恐洋的精神弱點。比如，他要麼妄自菲薄地散佈“中國人非得外國人治不可”，“日本人打中國，中國一定打不贏”的洋奴言論，要麼就是張口閉口的“真他媽的中國人”。

馬伯樂第三代：馬伯樂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大衞的品性簡直就是馬伯樂的臨摹和再版。老二約瑟似乎很有些“ 陽剛之氣”，叛逆的他是馬家上下眾望所歸的“英雄”，是中國未來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因此家人對他讚許有加：“中國的小孩，若都像約瑟似的，中國亡不了，管你是誰呢，一律打過去”。然而，這個讓馬家上下為之“驕傲”、“自豪”的“英雄”，在外人的眼中卻與“強盜”、“土匪”、“流氓”、“無賴”無異。可見，馬家第三代的價值取向就是： 要麼像大衞那樣繼續做奴隸，任人宰割，要麼像約瑟那樣做“強盜“奴役別人。

戰爭的強力震落了長期以來蒙蓋在民族精神軀體上的厚重灰塵，使它本身的脈絡和刺目缺陷得到彰顯。在該作品中，可以看到，百年來屈辱的歷史已經成為了一種心理的積澱。在新的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候，那個只知道養尊處優的寄生蟲、窩囊廢，以及天生的軟骨病的馬伯樂，其崇“洋”又拒“洋”、媚“洋”又恐“洋”的尷尬與矛盾心理，實際上透射出的是國人更多的愚昧、更大的怯懦和更深的無奈。因此，該作品的縱向線索暗示的就是：中華民族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痛下決心，摘除民族精神軀體上的“惡瘤”、“腫塊”，醫治百年磨難帶給中華民族精神上的損傷。

在蕭紅的筆下，在戰火中艱難喘息、歷經磨難的中國就像一個患了重病的老人和一個遭遇了強暴的女子一樣，毫無抵抗力和支撐力。更別説擁有抗暴力和自救力了。

是的，人們通常會用“八年抗戰”來言説一個民族抗擊外敵的頑強和堅韌。然而，人們卻很少去思量這樣的問題：一個偌大的民族為什麼要用整整漫長的八年才擊退一個小小的異族入侵。

總之，從以上縱橫兩方面的分析來看，作者蕭紅的確在該作品中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這部作品同時也凝結着在戰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對現實、對人生、對生命的體驗，顯示出蕭紅注目於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確立；注目於民族精神振興的宏偉工程。蕭紅藉助《馬伯樂》反映出一個世紀的滄桑和磨難帶給人們精神軀體上的累累傷痛。從這個角度講，“馬伯樂”是一個繼阿Q之後抗戰時期的“愚弱”國民的代表。正因為其“愚弱”，所以蕭紅才用嚴峻審視的態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諷刺來對待他。 ^[6] 

在《馬伯樂》中，蕭紅選擇了以男性為主人公，並且一改以前寫小説重寫實和抒情而不特別重視人物性格刻畫的特點，充分地錘鍊諷刺才能，刻畫了性格頗為複雜的馬伯樂的形象。馬伯樂是一個滑稽的人物。寫這個人物，蕭紅用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把人物的種種個性挖掘出來。蕭紅對於主人公的外貌只在開篇用一筆輕輕帶過“看外表，他很瘦”，接下去主要是通過揭示他自相矛盾的言行，用幽默嘲笑的筆調，印象式、漫畫式地勾勒人物，讓讀者帶着笑聲走近這個人物，去感受他的滑稽可笑，同時也品味他的可悲可嘆。他自詡“現代有為的青年”，卻一事無成，“終年地閒着”。他似乎很愛國，終日“憂國憂民”，一到危急關頭卻只愛他自己，逃得比誰都快。馬伯樂厭惡自己毫無生氣的家庭，曾三次離家出走，最終卻都只有灰溜溜地回來，只能依仗父親的錢財度日。他看不起父親崇洋媚外，自己卻對外國人點頭哈腰，明明對方理虧他都要倒賠不是。馬伯樂的口頭禪是：“真他媽的中國人。” 這句話表現了他很微妙的心理狀態：自己身為中國人，卻又從骨子裏頭瞧不起中國人。這看是一句牢騷話，實則揭示了馬伯樂自輕自賤而又自高自大的心理，從他身上，透視出靈魂深處的黑暗。

看外表，馬伯樂不僅瘦而且弱，小説裏多處表現出“他的身體不十分好”。看性格和內心，馬伯樂也跟“男子漢” 的標準相去甚遠。他總是抱着傷感、悲哀的心態看待一切。逃跑是他對待現實窘況的唯一的辦法。他懷揣着父親資助的錢去上海開書店，結果一本書也沒有出就倒閉了，錢全部被吃光用光。這個男人連自己都養不活，更別説養妻活兒了。不僅如此，他還搜腸刮肚地哄騙太太的錢，太太對他恨鐵不成鋼。馬伯樂也頗有幾分小聰明，只是都耍在貪小便宜或是投機取巧的事情上。

家庭中，在日常事情的處理上，馬伯樂的太太考慮問題比他更周到。比如當他們一家子在上海重聚後，兩人討論要往哪裏逃難。馬太太主張去西安，那裏可以找到工作，養活家人；馬伯樂考慮的則是哪裏多熟人，哪裏熱鬧就去哪裏。馬伯樂就是這麼一個人：無所事事、無所作為，但永遠表現出歷盡千辛萬苦、受了萬般委屈的樣子。當他也流汗出力做點什麼的時候，又全是無聊之事、無效之勞。更多的時候，他只為他自己行動着、存在着。總之，馬伯樂這個形象從外表到內心都呈現出“弱小”的特質。他身上表現出來的軟弱、膽小、無能、庸俗、毫無責任感等種種個性與人們傳統觀念中賦予男性的堅強、勇敢、有為、理智、勇於承擔責任等“大丈夫”的品質形成鮮明的對比。可以説，傳統觀念中“男子漢大丈夫”的形象通過馬伯樂這一形象得到了徹底的消解。

馬伯樂受到太太的輕視，更受到人生路上勇毅前行的蕭紅的輕視。馬伯樂熱衷於逃難，並且樂此不疲，他的形象也是在逃難的情節中逐漸鮮明和完善起來的。蘆溝橋事變一發生，他立刻從青島的家中獨自逃到上海，開始了他的“逃難”旅程。 ^[7] 

蕭紅主要通過幽默諷刺的手法完成《馬伯樂》人物塑造，全篇造成一種喜劇效應。在表述方式上特別注重細節的描寫。蕭紅捕捉住人物的某些生活習性並加以放大，通過誇張的描寫在日常生活瑣事中突現其可笑性，以達到譏刺的效果。第一部中寫馬伯樂隻身逃難到上海後，生活上沒人照料，他又是個懶惰成性的人，於是從日用品到自身的清潔都採用一個“刮” 字：“不管什麼東西都要髒的，髒了他就拿過來刮，鍋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襪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小木片刮”；“吃飯的時候，牙縫裏邊塞了點什麼，他也非用指甲刮出來不可”；“鼻子不通氣，伸進指甲去颳了一陣就通氣了”；“頭皮發癢”，“就用十個指甲，伸到髮根處抱着亂搔刮一陣”。“刮”這個動作，活畫出馬伯樂的懶入骨髓。在這裏，蕭紅可以完全放棄她的温婉性情和筆觸，用如此直接的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描寫，突出、強化人物的醜態，讓人要掩嘴而笑又要掩鼻而逃，甚至令人作嘔。蕭紅可以既精心又隨意地做到了。

她甚至將一些生活細節進行反覆描寫，加強對人物刻畫和諷刺的力度。比如寫馬伯樂逃難時住在一個卧房兼廚房的黑暗的房子裏，他從不整理房間，每次從街上回來第一腳踏進屋去，總是踢倒油瓶子或是鹽罐子。這個細節重複了好幾次。這恰恰是蕭紅有意而為之的。女性，往往不自覺地就會注目於細微之處，甚至珍愛她們捕捉到的這一切並沉溺其中。而細膩善感的蕭紅，更是善於機敏地捕捉細節，並且在這些細節中體會到特殊的生活環境的意味，通過反覆而不斷強調，更深化了人物性格。

蕭紅緊緊地抓住生活當中的細節，並且善於將它們放在一起進行對比，通過對比，揭示主人公虛偽和可笑的一面, 從而達到嘲諷的目的。比如第一部中寫到馬伯樂是一個很“講究衞生”的人，到中餐館吃飯，總是先摸一摸椅子是否乾淨，看一看筷子是否乾淨，看完之後，“取出他自己的手帕來，很講衞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來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乾淨的”，其實“一禮拜之內他洗澡的時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裏，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講衞生”、“乾淨”在這裏是莊詞諧用的反語，體現了蕭紅對主人公的嘲笑。這個看似很愛乾淨，實則邋遢的人到了西餐館就完全是另一種表現：椅子，“連看也不看，是拉過來就坐的”；刀叉也是“看也不看，無容懷疑的，拿過來就叉在肉餅上”。蕭紅將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放在一起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需過多的評論，讀者對主人公的虛偽和可笑就已經心領神會了。 ^[7] 

《馬伯樂》的風格突出的是紀實性和白描化，充分地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創作特徵。《馬伯樂》是蕭紅留給世人一部篇幅最長，場地最大，風格獨具，意義深長的重要作品。人們不應該也不能輕視和怠慢這部寄託着蕭紅諸多憂思和感慨的作品。 ^[6] 

——冉小平（湖北民族學院文學院教授）

1941年1月，大時代書局出版了《馬伯樂》的單行本，為小32開本，正文234頁，蕭紅親自設計的封面。1941年6月大時代書局再版。1943年3月大時代書局三版。單行本是《馬伯樂》的上部。 ^[3] 

《馬伯樂》上下部出版和發表的情況：

1941年2月1日，香港《時代批評》（周鯨文主編）第3卷第64期開始連載蕭紅的《馬伯樂》下部（目錄和卷內沒有標明是“下部”），中間除第73、74、75、79等期因出版紀念專號偶有停頓外，一直連載到1941年11月1日第4卷第82期輟止。內容從第一章始至第九章完。《時代批評》是半月刊，此後又出了兩期（第83、84期），就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到1947年6月16日，《時代批評》復刊，接續停刊前的期數，出版第4卷第85期。然而， 在復刊後的《時代批評》上，沒有再看到未載完的《馬伯樂》下部的文字。

在不少研究蕭紅的著述中，對於《馬伯樂》有上下部的這一情況是不甚清楚的。這是由於《馬伯樂》上下部出版和發表的情況不同所造成的。《馬伯樂》上部於1941年初就出版了單行本，後來並多次再版，而且1949年中國解放後又收入了《蕭紅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可是《馬伯樂》下部則只刊載於20世紀40年代的香港雜誌上。當時處於嚴酷的抗戰時期，《馬伯樂》沒有寫完，更沒有來得及出書，年深日久，該作品漸被被遺忘，以致在一些研究著述中大多沒有提到《馬伯樂》下部，有的還把《馬伯樂》上部當作了全部。

至於《馬伯樂》下部，開始載於《時代批評》第3卷第64期，而不是《年表》所記的第72期，到第72期則已經是連載到下部的第五章了。

《文學評論叢刊》第4輯刊登的《蕭紅傳略》説：“1941年春天”，蕭紅“開始寫長篇小説《馬伯樂》”。“夏初，蕭紅病倒，長篇小説《馬伯樂》輟止。”這個記述是把蕭紅開始寫作《馬伯樂》的時間，誤記為1941年春天。其實，《馬伯樂》上部於1941年1月已經出版發行；而蕭紅因病輟止的應是《馬伯樂》下部。在作者於傳後所附的《蕭紅著作系年目錄》中，關於《馬伯樂》一書，記載着：“1943年桂林大時代出版社出版” 。這個文本是第三版，也是《馬伯樂》上部。

1980年第1期《十月》雜誌刊登的《蕭紅簡傳》一文，提到《馬伯樂》下部。文章説：“當《馬伯樂》上部在香港出版的時候，下部也己完成。”但是，並沒有説明，下部是否發表過，發表在什麼地方。而且下部是否完成也值得考慮。因為，第一，載於《時代批評》第4卷第82期的《馬伯樂》的文字末尾，明確地註明着：“ 第九章完，全文未完” 。第二，從內容上看，第九章也並未結束。該小説寫到馬伯樂在抗戰初期攜家從上海逃難到武漢後，還想繼續往重慶逃，結尾留着伏筆。當時，蕭紅是在病中寫作《馬伯樂》下部的。究竟是蕭紅完成了《馬伯樂》的下部，由於戰事而未及刊完，餘稿失落；還是蕭紅因病狀日益加劇，寫到第九章便不得不停筆，以致使得《馬伯樂》下部成為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弄清。 ^[3] 

蕭紅（1911—1942年），中國作家，原名張乃瑩，“蕭紅”是她發表《生死場》時使用的筆名。1942年因病逝世於香港。主要作品：《跋涉》、《生死場》、《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蕭紅散文》、《回憶魯迅先生》、《馬伯樂》、《呼蘭河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