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孟侃

饒孟侃(1902—1967)，原名饒子離。江西南昌市人。詩人、外國文學研究家。新月派成員之一，曾任四川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交學院等教授。終年65歲。主要作品有詩集《泥人集》等。饒孟侃是新月派詩人，還是新月詩社成員。（新月詩社是以詩歌創作、學術交流為主旨的互動團體，以新詩交流為主體併兼顧古典詩詞及其它形式優美的文體。）

1916年入清華學堂習讀外語，曾參加五四運動。

1924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回國後，先後在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任教，並從事詩歌創作，參加編輯《新月》雜誌。

在創作上，注重中國詩歌傳統的表現方式。曾與聞一多、徐志摩探討新詩的格律問題，主張詩要用韻，講平仄。朱自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輯入他的兩首詩《家鄉》《無題》。建國後，歷任四川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院教授。

1967年4月2日，饒孟侃因胃癌在外交學院去世，享年65歲。

主要作品有：詩集《泥人集》；小説集《梧桐雨》《蘭姑娘的悲劇》；譯著《巴黎的迴音》等。

早年就讀於清華大學的饒孟侃，和朱湘、楊世恩、孫大雨並稱為“清華四子”。他先後在《晨報》《新月》等刊物上發表詩歌，並在數所高校執教。1939年，饒孟侃應邀奔赴成都，在國立四川大學任教多年。饒孟侃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對新詩的創作和理論作出了突出貢獻，被聞一多等稱為做詩的“奇蹟”。

1902年3月，饒孟侃出生於江西南昌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1916年，才十幾歲的饒孟侃就進入了舊制清華大學讀書。在這裏，他逐漸成長為一個文學青年，和朱湘、楊世恩、孫大雨並稱為“清華四子”，其文學才華已經初露鋒芒。1923年5月，他加入了清華大學文學社。文學社於1921年11月20日成立，兩個多小時的成立大會結束後，選舉結果是：幹事梁實秋，書記聞一多，詩歌組領袖也是聞一多。1923年5月21日，文學社開“送舊迎新會”，送的是聞一多等出國留學，迎的便是饒孟侃等七人入社。

針對聞一多發表在《清華生活》的《園內》，饒孟侃發表《評一多“園內”》，盛讚了長詩的成功。他在文中説：“在批評《園內》之先，我要把作者的個性略説一説：他是一個極端的唯美主義者，相信藝術是專為藝術的”，“《園內》是一首變形的，放大的律詩”。最後，饒孟侃這樣作了結論：“周作人先生曾經説過：‘今日的新文藝很難定目標，只有將成功的作品拿來分析方能得着一個恰當的定義。’一多的《園內》可算是一篇成功的長詩，所以我也根據周先生的意思不憚煩的將全詩分析一下，為海內同志之助，這就是我評一多君的《園內》的本意。”

在清華，饒孟侃還參加了新月社的活動。新月社成立於1923年3月，據徐志摩講，新月社前身是聚餐會，後來發展為有固定社址的俱樂部。目的是想集合大家的力量，自編戲，自演劇。社名是徐志摩根據泰戈爾《新月集》所取，地址就在北京西交民巷西頭松樹衚衕七號。活動除了每兩週聚餐一次外，還自編自演小戲，舉行新年年會、元宵燈會、古琴會、書畫會、讀書會等。當然，這裏的新月社與後來的新月派並無聯繫。

1924年7月，饒孟侃從清華畢業，因為膳食不潔與齋務一外籍職員發生爭執，職員以阻止留學相要挾，一怒之下，他放棄留美，呆在北平，與朱湘等同住，每日吟詩作文，不亦樂乎。

1926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詩人中最早作出反應的是饒孟侃和聞一多，他們相繼發表了揭露敵人暴行、歌頌愛國志士的詩篇。同年3月25日，離慘案不到七天，饒孟侃率先在《晨報》上發表了22日寫成的《三月十八日——紀念鐵獅子衚衕大流血》，充分表達了詩人難以壓抑的憤怒。

1926年4月1日，《晨報·副刊·詩鐫》創刊，饒孟侃和聞一多成了最賣力的人，他們經過不懈地努力，把《詩鐫》創刊做成了紀念“三月十八血案的專號”。值得注意的是，《詩鐫》第一號發表了饒孟侃舊稿改成的《天安門》：“前面那空地叫天安門，如今鬧的卻是請願和遊行。不知道愛國犯了什麼罪，也讓槍桿兒打得認不得人？——身上是血，臉上發青，好不容易長成個人！……”這首詩與聞一多的《欺負着了》相互呼應，呼喊着正義之聲。這次“詩歌之和”是饒孟侃和聞一多等倡導文藝運動與愛國運動相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在當時影響頗大。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創辦了《詩刊》，饒孟侃和聞一多依然是最賣力工作的人。徐志摩在《“詩刊”放假》中這樣寫道：“實際上我雖則忝居編輯的地位，我對《詩刊》的貢獻，即使有，也是無可稱的。在同仁中最賣力氣的要首推饒孟侃與聞一多兩位。”

當然，徐志摩本也是位勤勉的人，他這樣説包含有謙虛的意思，但他説的的確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徐志摩在《“詩刊”放假》的結尾又寫道：“孟侃從踢球變到做詩，只是半年間的事，但他運用詩句的純熟，已經使我們老童生們有望塵莫及的感想，一多説是‘奇蹟’，誰説不是？”

《詩鐫》在11期後停刊了。新月社解散，大家紛紛南下。饒孟侃也來到上海，任教於復旦大學。1927年6月，饒孟侃在上海和聞一多、胡適、潘光旦等共同籌辦新月書店。書店於7月1日在環龍路別墅四號正式開張，總髮行所開始設在望平街，次年遷到四馬路中市九十五號，編輯所設在麥賽爾蒂羅路一五九號。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沅為經理兼編輯主任，聞一多、梁實秋、徐志摩、饒孟侃、葉公超、胡適等11人為董事。

與此同時，新月同仁開始籌辦《新月》月刊。經過半年多努力，在1928年3月10日，《新月》在上海創刊，編輯署名為：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新月》一出版，便給人以清新的印象，風靡一時，很快銷路趕上了《東方雜誌》。然而，其內部的矛盾和問題也隨之而來了。

饒孟侃在其未刊稿《關於新月派》中説道：“不久聞一多因去南京教書，離開了上海。雖説輪着他集稿，還是一切由他作主，但更多的具體安排不得不由我暫來代替，事實上我便多編了一期。因此又起了矛盾，原來胡適便想趁機抓住這個已經有了號召力的刊物，因聞一多去南京，月刊已經顯得力量薄弱，原議由他另辦一個《苦茶月刊》，豈不是更分散了精力嗎？所以不如趁機合作，而得其便。胡事前沒有料到他竟會如此遭到反對，碰巧這時他所推薦的一部（陳衡哲寫的）詩集也被我這個審稿人否決了，因此大發雷霆，揚言要抽出他那一部已排印了一半的《白話文學史》，似乎真的要和大家決裂。其實這僅僅是一種姿態，大家也沒有被他嚇倒，於是徐志摩、余上沅便來出面轉旋，勸我們同意改組月刊，把三人改為五人（亦加上梁實秋和葉公超）來敷衍他的面子，這算是第二次的分歧。”

面對新月派內部日益複雜的矛盾，饒孟侃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刊物只登文藝創作及學術理論，不陷入政治紛爭，特地寫信徵詢聞一多的意見。聞一多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並建議“日後多寫作，努力教書，最好一有機會便離開上海。”這個勸告，深深影響了饒孟侃，使他和新月派逐漸脱離。

接到信不久，他便和剛從美國歸來的朱湘一起去安徽大學教書了。饒孟侃説：“老友的勸告使我毅然決定於1930年8月和朱湘一道去安徽大學教書。這一走不僅與‘新月’日益疏遠，而且把我的詩性也帶走了，因為從這時起，我已很少寫詩、譯詩，並決定絕不出詩集。”

1931年9月，陳夢家編輯的《新月詩選》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其中選饒孟侃詩有：《呼喚》《蘅》《招魂》《走》《無題》《三·一八》等六首。陳夢家在序文中指出：“……同樣以不苟且的態度在技巧上嚴密推敲，而已單純的意象寫出清淡的詩，是饒孟侃。澄清如水，印着清靈的雲天。《呼喚》《蘅》《招魂》，全一樣皆是清淡可喜的詩。四行《走》有他試創的風格。”

之後，子離(即饒孟侃)真的沒怎麼寫詩了。他曾講：“整個三十年代，我只寫了兩首詩給《學文》。這説明我在剛轉入三十年代時已經事實上退出文壇了。

饒孟侃離開上海之後，先後到安徽大學、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西北聯合大學任教。1939年8月，應國立四川大學聘，他到成都任外文系教授，一直到1954年9月。他在外文系主要講授英國文學、英詩和莎士比亞，最後還擔任過系主任一職。在這整整十五年時間裏，他與川大和成都結下了深厚的緣分。

1939年4月21日，《半月文藝》創刊，這是由四川大學學生方敬等人組織的文藝研究會主辦的，刊物延至1942年9月15日，共出版10期，其活動達5年之久，在當時川大師生間影響頗大。在這段時間裏，饒孟侃對這些文學青年給予了很大的鼓勵和幫助。林棲在《五年來的文藝研究會》一文中説：“文藝的空氣，這時也特別的活躍，文研會的會員由三十九人猛然增加到一百多名，我們的導師也增加了有顧綬昌、饒孟侃、周熙良、劉盛亞諸先生，他們給了我們許多的幫助，忠實熱忱地指導，是大家同學感激不忘的。”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被暗殺，舉國震驚。1946年8月18日上午9時，成都各界借西順城蓉光大戲院舉行為領導民主運動而被暗殺的李公僕、聞一多兩位烈士開追悼會。張瀾、李璜、邵從恩、李伯申、範樸齋、馬哲民等各界人士二千餘人到會。李璜、朱自清、張瀾等相繼發言，張瀾慷慨演説，主張嚴辦兇手及幕後主使人。會後，一夥暴徒尾隨張瀾，以大玻璃瓶等猛擲，導致其頭部受傷。在如此白色恐怖之下，與聞一多有着深厚友情的饒孟侃，不顧生命危險，參加了追悼會。老友雖逝，但饒孟侃的憤怒和思念並未隨時間的磨損而減少。

1965年6月15日，他在外交學院寫了《夏夜憶亡友聞一多》（七律兩首），發表在1965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上，再一次表達了對老友的哀思。其詩如下：

一、

書生寧不計安危？恥見千家泣路歧。志定自甘蹈虎尾，德尊方賴樹熊旗。

紅旗已指凌霜徑，青史應圖鬥雪枝。浩氣長存君亦在，和雲伴月耀神奇。

二、

感舊年年發邃思，蟬鳴稻熟燕飛時。繁英鋪地疑調色，巨浪滔天想怒姿。

樓聳龍坑湮“死水”，花開藝苑茂新詩。此情慾報無星使，故向滇南奠一卮。

--吊亡友楊子惠

來，你不要遲疑，

趁此刻雞還沒有啼；

你瞧遠遠一點燈光，

漁火似的一暗一亮--

那燈下是我在等你。

來，你不要遲疑!

來，為什麼徘徊?

我泡一壺茶等你來。

你看這一隻只白鶴，

一隻只在壺上飛着，

是不是往日的安排?

來，為什麼徘徊?

來，用不着猶夷；

趁我在發愣沒想起，

你只管輕輕的進來，

你落葉飄下了庭階，

冷不防給我個驚喜。

來，用不着猶夷!

有一次我在白楊林中，

聽到親切的一呼喚；

那時月光正望着翁仲，

翁仲正望着我看。

再聽不到呼喚的聲音，

我吃了一驚，四面尋找；--

翁仲只是對月光出神，

月光只對我冷笑。

饒孟侃是著名的“新月”詩人，也是“新月”著名的詩歌評論家。在新詩創作中，他始終遵循其詩論主張。他的詩意象單純，感情濃重，樸實自然，既體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也反映了他在創作上的一貫追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

王星泉先生從小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他的老師新月派詩人饒孟侃在他小時就鼓勵他研究神話，使他有了明確的人生目標。老師告訴他：“神話是一個民族人格的展示，心靈的表白，對待客觀事物的精神準則。”從1944年到1966年王星泉先生鑽研中國神話20多年。他查找古籍、文獻，在民間收集傳説，訪問700多人。

王星泉又跟隨父親的摯友、新月派詩人饒孟侃學習英語，所用的教材是希臘和羅馬的神話，他覺得這些神話中充滿一種浪漫而豪邁的美，併為此感動不已。一次，饒孟侃表情凝重地對他説：“孩子，這些神話很美吧，其實中國也有神話，更有一種壯麗的美，但是散失在民間了。希望你長大了能以畢生精力去收集、整理和研究中華民族的本源神話。”

聞一多《死水》是一首廣為傳誦的詩作，關於它的寫作緣起，聞一多的朋友饒孟侃解説道：“《死水》一詩，即君偶見西單二龍坑南端一臭水溝有感而作。”若饒説確鑿無疑，那麼聞一多心中的“死水”形象應當產生於觸景生情的那一刻。但是，詩中“死水”不能被輕易斷言就是二龍坑的那個死水，或者説是不是二龍坑的死水已經不重要了。它進到作品中被添加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只不過這種思想感情很含蓄，以致歷來為人們所不斷探尋，有論者總結了“死水”的三大象徵意藴：從創作時間看象徵腐敗的美國社會（其時詩人尚未回國），從發表時間看象徵北洋政府（其時詩人回國後正在北京），從詩集出版時間看象徵黑暗的中國社會（詩人理想失落，退出詩壇）。因此我們説，“死水”形象是客觀內容與主觀情思相結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