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國模

饒國模（1895-1960），四川省大足縣（今重慶市大足區）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饒國樑的胞妹。饒國模父親饒樹奇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但屢試不第。大哥饒國棟，是老同盟會會員。二哥饒國樑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饒國模從小熟讀《四書》《五經》，然而饒國模並沒有滿足於舊學。她先後在雲路鄉小學、銅梁縣女子中學攻讀新學。在青少年時代，她就深受革命思想薰陶，特別是饒國樑的革命事蹟和留下的一些氣壯山河的詩篇，深深地影響着饒國模後來的成長。

1912年，饒國模滿懷理想，遠赴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在校長、同盟會員崔覺民的影響下，她接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應求得自身解放等進步思想，並身體力行。特別是她得知女中豪傑秋瑾的事蹟之後，更加堅定了意志。在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勇敢地衝破封建婚姻習俗，自由戀愛，於1915年畢業後自主婚姻。這時的饒國模，滿懷“教育救國”的理想，先後在威遠和銅梁等地任教，從事體育、物理、家政等學科教學工作。

1922年，因丈夫劉國華在重慶銅元局工作，饒國模隨夫攜3個子女到重慶居住，過上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然而，婦女獨立自主的觀念她並未淡忘，反而隨子女的成長愈加強烈。1924—1925年，饒國模在北碚經營煤業，任職主幹。1926年，參加重慶市婦女界組織的“各界婦女聯合會”，她擔任組織部的工作。1928年，饒國模與幾個女性朋友成立“上海女子工業社四川分社”（總部在上海），並任經理。該社主要批發銷售婦女所需的工業用品，其店員都是婦女，解決了一些婦女的就業問題。

20年代末期，四川軍閥政府為了籌集軍餉以擴充自己的實力，在“開發重慶”這個誘人的口號下以低廉的價格拋售四郊無主荒地。經過踏勘，1930年，饒國模懷着“實業救國”的理想，用自己通過經營活動積攢下來的一筆錢，買下重慶化龍橋附近紅巖嘴200多畝貧瘠的荒坡地，創辦了“大有農場”，主要種植經營各種果樹及花木。 ^[5]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後又挑起淞滬戰爭，再向華北咄咄進逼。饒國模憂心於國事，曾捐款支援東北義勇軍。從此以後，她積極參加抗日愛國活動。她的弟弟饒國材（作賓）1936年在成都加入中國共產黨。侄女饒友瑚是當時重慶市學聯的成員，也於1937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因為有了他們給她灌輸的一些新思想，饒國模對共產黨逐漸有了認識。1938年初，全國各地相繼成立婦女慰勞會。饒國模是重慶婦勞會的委員，兼勞動部部長，婦勞會里有共產黨員陳奇雪。她們的具體工作是廣泛發動婦女羣眾縫製背心慰勞前方抗敵將士，創辦戰地救護訓練班，還募捐支援八路軍。就在這期間，饒國模的三個兒女都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些進步青年、地下黨員常到她家進行革命理論的學習和討論，也常帶來共產黨組織辦的書報雜誌。饒國模儘可能地掩護他們的秘密活動。後來，女兒劉純化、兒子劉聖化經組織決定先後去延安學習，兒子劉參化經組織決定去新疆學習，饒國模都高興地為兒女們送行。

1939年春，地下黨川東特委兼重慶市委書記廖志高直接領導重慶高工校黨支部。他到饒國模家給高工校的幾個黨員上黨課。黨課結束後，廖志高同志巡視住宅周圍的環境，認為這裏偏僻、幽靜，離城較遠，有利防避空襲。他知道饒國模是黨的同情者，鄭重地對饒國模的兒子劉聖化説，要把幾位黨的領導同志儘快地隱蔽到饒家來，同時考慮在紅巖建造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房屋。饒國模知道這是直接支持共產黨和八路軍，便欣然同意了。兩三天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副處長周怡來紅巖察看地情，與饒國模談得非常融洽。對他們提出的要求，饒國模滿口應承。“紅巖”就這樣翻開了新的一頁。

1939年4月，在紅巖嘴農場隱蔽居住的有董必武、何蓮芝、博古、凱豐等同志。周恩來、鄧穎超也常來這裏。饒國模拿出積蓄，以她自己建房的名義，為新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劃出土地，購買建材，僱用工匠。房屋建設完全按照周恩來同志審定的設計圖施工。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帝國主義以百餘架飛機組成編隊連續對重慶狂轟濫炸，設在機房街（今渝中區五一路）70號和棉花街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被炸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人員連夜轉移至紅巖嘴農場時，饒國模除讓出一棟瓦房及草房外，還幫助他們搭建一些臨時的棚房，使他們全部得以安置下來，併為他們燒水做飯，熱情款待。

不到半年時間，1939年秋，一幢磚木結構三層樓房建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遷至紅巖嘴13號辦公。周恩來、鄧穎超同志也從曾家巖（今渝中區中山四路） 50號遷來居住和辦公。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期間，也住在這棟樓房裏。這棟外表簡樸的建築，成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裏的指揮場所。從那時起，饒國模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志同安危、共患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實際上，辦事處在紅巖八年，她一分房租也未收過。自從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領導同志們頻繁接觸後，饒國模思想上有了很大進步，更加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5] 

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遷往南京後，留下了繼續在重慶工作的人員，饒國模仍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她用辦事處交回的房屋辦了一所“紅巖小學”，讓幾名地下黨員在那裏任教，保持着黨的一個聯絡點。上級黨組織派胡南（即胡啓芬烈士）同志到重慶擔任市委婦委書記，也得到饒國模的支持和協助。為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支持地下黨組織辦《挺進報》，還捐獻錢物。這期間，她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擔任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婦女聯誼會理事，完全接受胡啓芬同志的領導。

1948年初，國民黨在軍事上慘敗，特務瘋狂鎮壓工人和學生運動，白色恐怖籠罩着重慶。在這個時刻，饒國模卻毅然地向胡啓芬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常委李維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饒國模的申請，讓胡啓芬轉告饒國模。可是，在饒國模被批准入黨後不久，胡啓芬同志不幸被捕，囚禁在渣滓洞，後光榮犧牲。饒國模失去了與黨組織的直接聯繫，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批准入黨。從此以後，饒國模的處境險惡，特務常常對她敲詐勒索。解放前夕，特務揚言：“劉老太太包庇共產黨，非把她抓起來不可。”饒國模不得不到江北、大足等地隱蔽，直到臨近重慶解放，才回到紅巖嘴。重慶解放後，在重慶舉行的第二野戰軍和地下黨的會師會上，她被邀請上了主席台，還戴上光榮花。鄧小平同志在大會上稱讚她是“革命的媽媽”。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時，饒國模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0年7月1日，饒國模在向黨獻上的一方鮮紅的絲綢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筆楷書寫道：“值茲西南解放後第一次公開慶祝偉大紀念日無所奉祝，特將重慶市紅巖村內房屋兩大棟，果園一幅，連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獻我人民政府。……謹獻此地略表崇敬，並作永久紀念。”正因為有了饒國模無私的捐贈，為以後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饒國模歷任西南婦聯、重慶市婦聯委員、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隨後，她又擔任全國婦聯執委，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1950年，周恩來總理特地邀請她去北京，在西花廳設宴招待她，並邀請當年在紅巖村工作過的同志一同歡聚。大家親切暢敍往事，一起合影留念。

1955年，饒國模離開重慶，遷居北京。她在參加第三屆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突發腦溢血。經醫治無效，於1960年6月14日病逝，享年65歲。全國政協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送了花圈。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錢之光、童小鵬等四人合寫文章《“八載成功大後方，紅巖托足少棲惶”——懷念黃花崗烈士饒國樑之妹饒國模同志》，談到1948年重慶黨組織處在最困難、最危險時刻，饒國模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的宏願，剛經組織批准入黨，她的入黨介紹人和唯一聯繫人胡啓芬同志犧牲，黨籍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直到1981年5月，組織上才查清她的黨籍問題，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作出《恢復饒國模同志黨籍的決定》，黨籍從1948年3月起計算。 ^[5] 

1985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穎超回到曾生活和戰鬥過的紅巖村，在饒國模墓前憑弔時説：“沒有饒國模，我們哪來的紅巖呦。” ^[2] 

饒國模的二哥饒國樑曾跟隨孫中山，投身於民主革命，他也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饒國模從小受其二哥愛國思想薰陶，饒國模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思想意識的愛國婦女。丈夫劉文章，在國民黨下任銅梁縣縣長，後2人因政治見解不同而離婚，因為丈夫姓劉，所以大家都親切的稱呼她為劉老太太。饒國模有3個子女，後來都加入了共產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