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霖

餘霖，字師愚，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間（公元1724~?）人，安徽桐城人，少年習儒。以後棄儒攻醫，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其父染疫，由於被當地醫生所誤治，以致不救，使餘霖抱恨不已。此後，則側重於疫疹的研究。在其學習中醫本草著作時，見書中記載石膏的作用，其性大寒，大清胃熱，而味淡而薄，能解肌熱，同時體沉而寒，又能瀉實熱，認為温熱之疫非石膏不能治，因此在臨牀上遂用石膏重劑以試治温疫，並取得滿意療效。在其三十年臨證中，重用石膏，創立以石膏為君藥的清瘟敗毒飲，活人無數。

紀曉嵐在其所著《閲微草堂筆記》一書中，曾記載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京師大疫，很多醫生按張景嶽的治法治療無效，並使患者有些因之而死，又以吳又可的方法治療亦無效。桐鄉馮鴻臚之姬人呼吸將絕，桐鄉醫生投大劑石膏藥，使之應手而愈。此醫生即餘霖先生。後人多踵其法以治療，活人無數。可見餘霖的學術經驗絕非空談，同時也反映餘氏在當時還是名噪一時的。其對温病學的學術發展作出了貢獻，成為温熱學派的一大家。著有《疫疹一得》。

疫疹的發病由乎淫熱，侵及肺胃，佈散十二經所致。他從運氣學説的角度出發，認為天之六氣在發病當年當月，正是火熱淫氣當令，疫證發於此時，疫邪當屬火熱。故餘氏論述疫疹的病因時，認為仲景書中對此未作闡發，可能系屬於遺亡，唯劉河間提出清熱解毒之法以治熱病，屬高於他人者。在此基礎上，從運氣理論入手，提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的論斷。明確了疫證的病因，並對其治療法則、處方選藥均有很直接的影響。對於疫疹的病機，餘氏接受了吳又可“邪從口鼻而入”的觀點。但其認為吳氏所言邪不在胃而傳於膜原的看法，“似有語病”。餘氏認為，疫邪從口鼻而入，有一日即發者，有遲至四五日仍不透者，各不相同。其發作越遲，熱毒之邪越深重。

若一日即發者，是因為患者胃本不虛，因而邪氣不能入胃，這屬於吳又可邪伏膜原者。若遲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説明由於胃虛而熱毒深入。胃又為十二經之海，上下十二經都朝於胃，邪氣既入，勢必由胃而敷布於十二經，充斥上下內外。因此可以出現全身的各種症狀。毒熱佈於外則發熱惡寒，斑疹可見；毒熱盛於內則煩躁譫妄，口渴不寐；充斥於上則頭痛如劈，充斥於下則腹痛下泄；傷於心則昏悶無聲；侵於肺則喘嗽鼻衄；及於脾則腹痛不已，波於肝則筋抽脈惕，動於腎則腰如被杖，更有毒熱侵及大腸見下泄或便秘，侵及膀胱見溲少溺血，侵及胃見嘔吐呃逆等等，不一而足。雖然症狀表現不一，然其根本在於熱毒在胃。

由於疫疹與傷寒在臨牀表現上，確有很多似同而實異之處，若不加以細緻的鑑別，則易於混淆而致使診斷失誤。比如，疫疹與傷寒在初起都可以見到頭痛，但傷寒太陽、陽明病的頭痛不至於十分沉重和劇烈，而疫證則頭痛如劈，沉不能舉。疫疹與傷寒在初起時均有汗出表現，傷寒表實則無汗，表虛則有汗，而疫證則見有下半身無汗而上半身有汗，尤以頭汗為甚。這是因為頭為諸陽之會，疫證系熱毒內踞所致，火性炎上，津液受其蒸騰而上行，故上半身有汗而頭汗尤甚。疫疹與傷寒都可見有自利，如傷寒太陰病可見有腹滿自利，但太陰證自利，由於脾胃寒濕，故必見腹滿。而疫證自利則無腹滿，這是由於疫證自利由於邪熱下迫大腸而致。疫證與傷寒都可以見到嘔惡，但傷寒少陽證除心煩喜嘔，還必兼見胸脅苦滿或耳聾。而疫證由於邪氣在胃，熱毒上攻，胃氣上逆，亦可以見嘔惡，但絕不兼見脅痛耳聾等症。傷寒之病很少發斑，在初起未化熱之前，絕不會出現斑疹，只有待寒化為熱之後，乃可見斑。而疫證系熱毒之邪入胃，胃外合肌肉，致使熱毒從肌肉透發，故常見發斑。疫證發斑越遲，説明疫毒深重。發斑越早，説明病邪外透，是向愈的趨勢。

方由石膏、黃連、犀角、黃芩、丹皮、梔子、赤芍、連翹、元參、生地、知母、桔梗、竹葉、甘草諸品組成。認為該方為十二經泄火之藥，故重用石膏，直入胃經，使其敷布於十二經，退其淫熱。佐以黃連、犀角、黃芩，泄心肺火於上焦。丹皮、梔子、赤芍，泄肝經之火。連翹、元參，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陽扶陰，泄其亢甚之火，挽救欲絕之水。桔梗、竹葉，載藥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所謂既清胃熱，又瀉上下內外之火，使胃與十二經之火得以平息。若有斑出，又用大青葉與升麻引毒外透。至於妊娠及產後患疫疹，應不慮及產後之虛，亦不必顧及胎兒，總以清除疫邪為第一要旨，邪去正氣方可得復，胎兒自安，不必顧及產後禁用寒涼之説。總之，餘氏強調疫疹為病，既不可表，又不可下，更不能妄用温補扶陽，總以祛除無形熱毒疫邪為要。

吳氏之温疫屬濕熱之性，故易阻礙病機，疏利分消自然為法。而餘氏之疫疹則側重於熱毒疫邪，故以清熱解毒為治。餘霖與吳又可對於温疫性疾病的辨治，豐富了祖國醫學温熱病辨治的內容，對明清時期温病學派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