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雲岫

餘雲岫（1879-1954），名巖，號百之，譜名允綬，浙江鎮海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就讀於潯溪公學。後公費赴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一度返國參加救護工作。民國5年（1916年）大阪醫科大學畢業後回國，任公立上海醫院醫務長。翌年，在滬開業行醫，兼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曾任國民政府衞生部中央衞生委員會委員，內政部衞生專門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顧問，東南醫學院校董會副主席，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上海市醫師公會第一任會長，《中華醫學雜誌》主編等職。

餘氏結合近代醫學考證、查異、詮釋中醫源流、病名等，研究中醫古典文獻。民國14年赴日本出席遠東熱帶病學會議，發表《中國結核病歷史的研究》報告，提出“瘰癧與肺病同源説”，指出中國唐代《崔氏別錄》即有記載，較法國林匿克氏之説早1200餘年，引起國際醫學界之矚目。餘氏積15年寫成《中國古代疾病名候疏義》一書刊行，於中國疾病史之研究頗有價值。

餘氏提倡國產藥品，治病常用中藥，在診所內開闢化學研究室，研製中藥製劑，整理中藥方書，著有《國產藥物的文獻研究》、《研究國藥產物芻議》等。民國6年發表《靈素商兑》，主張“廢醫存藥”，引起醫學界學術論爭。民國18年3月，國民政府衞生部第一屆中央衞生委員會通過餘雲岫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案”，後因全國中醫界強烈反對，不久當局宣佈撤銷。

新中國成立後，餘雲岫帶頭報告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以年老未準。1950年在華東衞生行政會議上提出開業醫務人員走向集體的建議。1953年組織建立上海市新成區第四聯合診所任所長，請名中醫錢今陽任副所長。先後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全國衞生科學研究委員會中醫專門委員會委員，衞生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編纂委員會特邀委員和中華醫學會理事等職。 ^[3-4] 

其一，餘雲岫認為中醫的理論基礎不符合科學依據。中醫的理論基礎是古代哲學的精氣學説、陰陽學説和五行學説，而臟腑、經絡及精、氣、血、津液是其生理病理學基礎。但餘雲岫認為這些理論缺乏科學根據，是荒唐無稽之學。

其二，餘雲岫批評中醫空談經驗，貪天之功。餘雲岫認為中醫的治療方案和臨牀實踐主要是靠千年來的反覆嘗試，“一種藥品，用了幾十次幾百次，就可以略略知道它的性質；大約哪一種病症，用哪一種藥，怎麼樣變好變壞，有經驗的中醫，確實能夠預料到。這是經驗多的緣故，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在裏面”。所以，中醫雖能醫好病，但醫者對其中道理一概不知，僅停留在經驗層面，未體現科學探究精神。

其三，餘雲岫批評中醫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他曾批評中醫界對待《靈樞》的態度説：“經過了二千多年，一直到了現在，還是把這個老戲法當作金科玉律，絲毫沒有懷疑、研究、進步和改良的痕跡，似乎也不太長進了。《千金方》載了這篇文字，《外台秘要》載了這篇文字，一直到《六科準繩》、《蘭台軌範》還是載了這篇文字……此外對於這個鑑別診斷，一點兒都沒有再進一步的研究。這是我國醫學不能進化的一個大因子。”同時，他還認為正是中醫的不思進取，在面對20世紀新的醫療問題時顯得手足無措，“不知解剖，不識病情，舉古人想象之言論，不究其立論之根據如何，情偽如何，無複試思想，無研究方法，輕率信受，漫然援引，以與科學家實地研究之成績相抗衡，何異於用符咒敵槍炮哉?”在他看來中醫的守舊思想阻礙了其發展。

其四，餘雲岫批評中醫盲目科學化，別有用心。民國之後，隨着科學思想被國人不斷認同和接受，加之以餘雲岫為代表的一批批判中醫人士的呼籲，中醫開始向“科學化”靠攏。陸淵雷、施今墨、譚次仲、張贊臣等人均提出中醫科學化的主張。對於中醫界的觀念轉變，餘雲岫最初樂觀其成。但當看到中醫改革者的實際行動後，他頗感失望，認為他們固守中外之偏見，夷夏之大防，盲目排斥西學。 ^[5] 

其一，餘雲岫肯定中醫的歷史價值。他對《靈樞》等早期醫學著作的歷史價值曾給予肯定。他説《靈樞》這篇文字“在當時算是醫術很進步了”，“不能不佩服和讚歎古人的觀察力”。他認為早期醫學著作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並進而肯定中醫在歷史上的作用。

其二，餘雲岫肯定中藥的價值。他提倡從科學方面研究中藥，認為若用科學方法精密研究中藥，則對於醫學將必有價值可言。他曾運用多味中藥材創制成止痛消炎膏，療效顯著，並在全國各大藥房出售。

其三，餘雲岫肯定中醫的疾病認識。如他提出“瘰癧與肺病同源説”，認為唐代的《崔氏別錄》對此疾早有記載，比西方早1200餘年。他認為《素問》、《金匱》、《脈經》、《庾信集》、《千金方》等醫著中均有對糖尿病症狀的記載，説明古人早已認識到這一疾病。

其四，餘雲岫中醫的實際療效，對中醫的前途抱有期待。他雖然對中醫有過多的責難，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中醫具有實際功效。因此，他希望中醫能夠振興，通過現代性轉化而走上科學化發展道路。 ^{[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