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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紀忠

鎖定
餘紀忠,台灣新聞界泰斗、台灣最大的民營報紙《中國時報》創辦人。193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現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193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留學 [1] 
餘紀忠的一生充滿瑰麗色彩,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特派員、東北行轅新聞處處長、中蘇日報(瀋陽)社長,來台後開創了中時報業集團,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常委、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台灣籃球協會理事長、台灣當局“統一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98年餘先生捐贈743萬美元設立華英文化教育基金幫助母校培養“華英學者”,提升學術水平 [2] 
中文名
餘紀忠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10年
逝世日期
2002年
出生地
江蘇武進

餘紀忠人物簡介

餘紀忠 餘紀忠
餘紀忠,籍貫江蘇武進,台灣新聞界泰斗,《中國時報》創辦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常委、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台灣籃球協會理事長、台灣當局“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東南大學著名校友,南京大學傑出校友。餘紀忠早年就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現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3]  ),後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讀,學成返國服務。先後參與黨、政、軍、報業等職。1949年來台後,致力報業和出版業,創辦《中國時報》。《中國時報》是台灣最大的民營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台灣民營報業的兩大支柱。
2002年4月16日,是台灣《中國時報》報系創辦人餘紀忠93歲的生日。但不幸的是,4月9日10時零8分,他因肝癌在台北的家中去世。

餘紀忠生平經歷

餘紀忠家庭背景

餘紀忠,1910年出生在江蘇省武進縣,1932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現東南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前身),畢業後,他於193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留學 [4] 

餘紀忠投筆從戎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餘由英倫兼程返國投筆從戎。“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抗戰期間,曾為胡宗南幕僚,歷任三青團宣傳處副處長,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青年軍第二0三師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東北特派員,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東北行轅新聞處長兼《中蘇日報》社長 [5] 
1949年他舉家遷居台灣,並於1950年在台北創辦了《徵信新聞》,從此傾心投入新聞事業。1955年,他購買機器,自建工廠。《徵信新聞》當時僅是一份側重經濟信息的小報,經過大約15年的發展,該報逐步確立起島內民營大報的地位,其對某些重要問題的評論、建議等深受島內朝野重視;同時,其發行量不斷擴大,70年代末正式突破100萬,成為島內第一大民營報紙。

餘紀忠彩印時代

1968年,他的報社啓用美國彩色高速轉輪機,印出全亞洲第一份彩色報紙,全球華文報紙就是從這個時候進入彩印時代的。1968年9月1日,《徵信新聞》改名為《中國時報》,並迅速發展成為台灣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他曾手諭:“《中國時報》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認同、穩定大局”,《中時》以“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為辦報宗旨。1975年,餘紀忠決定在美國辦報,同年9月,《美洲中國時報》在紐約洛杉磯兩地正式發行。

餘紀忠無奈停刊

不過到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時,《美洲中國時報》大幅報道大陸選手獲獎的消息,其報道手法在當時犯了台灣當局大忌,結果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餘紀忠在黨內遭到圍攻,被指“為匪作倀”,台灣軍情繫統更處處打擊餘紀忠和《中國時報》,又扼殺辦報經費所需的外匯。在多方壓力下,餘紀忠只好無奈宣佈《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全面退出美洲市場。

餘紀忠報業集團

《中國時報》在基礎穩固後又積極向雜誌市場進軍,並大力發展海外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羣。該報創辦的刊物水準較高,頗受讀者歡迎,如《時報週刊》、《時報雜誌》的發行量在島內雜誌中一直名列前茅。《時報週刊》、《工商時報》、《中時晚報》等相繼創辦,除這3種報紙外,中國時報系還擁有6種雜誌,是目前台灣卓具規模的報業集團,台灣最有影響的新聞媒體之一,是擁有報紙、雜誌、出版社和互聯網業務的龐大集團,旗下共有20多家公司,員工近萬人。

餘紀忠文教基金

華英文教基金由東南大學著名校友、台灣《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先生捐資創辦,其宗旨在於協助創辦人之母校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培養人才,加強國際及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提升學術水平。餘紀忠先生對母校東南大學有着深厚的感情,1994年獨資110餘萬美元修葺母校大禮堂(現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大禮堂);1998年出資700萬美元設立華英文教基金會,支持母校提升辦學水平;2007年4月捐資100萬美元,用於東南大學九龍湖校區“紀忠樓”建設。截止2020年,華英文教基金會已獎助東南大學45名學者出國研修。 [6-7] 

餘紀忠個人影響

餘紀忠 餘紀忠
餘紀忠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台灣籃球協會理事長、台灣當局“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正是由於具有豐富的政治經歷和新聞經驗,因此他對政治、社會與文化動態把握較準。《中國時報》的言論風格從一開始就富有自由色彩。餘紀忠曾希望借報紙的影響力促進島內政治革新,所以該報在新聞報道和評論上的尺度較寬。台灣很多學者、政壇人士及企業家都習慣把《中國時報》的社論作為島內政治氣候的指標。他在大陸生活40寒暑,在台灣度過了50多個春秋,對兩岸一直存有深厚的感情。2000年9月,《中國時報》創辦50週年前夕,餘先生親撰長文,呼籲台灣當局痛下決心,與主張“兩國論”者劃清界線,強調中華民族不能分離。這樣的主張,有利於兩岸的和平統一,且可確保台灣的生存發展。
在2001年《中國時報》51週年社慶上,餘紀忠宣佈正式退休,由其子餘建新接任時報系董事長。2001年10月,由余紀忠和夫人蔡玉輝捐資150萬美元建造的南京大學浦口校區教學實驗大樓“玉輝樓”落成啓用。此前,餘還曾捐資700餘萬美元設立“華英文教基金會”,專門幫助母校提升學術水平。2009年,南京大學仙林校區將學校一棟基礎實驗大樓命名為“紀忠樓”,2012年,南京大學仙林校區校史館為餘紀忠先生設立永久陳列特展。 [8] 
餘先生身材高大,平易近人,談吐儒雅。餘老先生辭世後,《中國時報》在題為《一代報人的典型、一世理念的堅持》的社論中説,餘先生對兩岸最終獲得和平,一直懷抱着“高度的關注”。這不僅緣於他對故國家園的情感眷戀,更由於他親歷戰禍頻仍、黎民生離死別的滄桑悲劇,“不願再見到兩岸同胞兵戎相見”。因而餘先生晚年一直殫思竭慮,為兩岸如何邁向和平的進程“尋找模式與出路”。 [9] 

餘紀忠重要成績

“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是餘紀忠先生辦報的原則與信念,五十多年來,《中國時報》就是按照這一原則與信念行事的。
1958年,台灣修改出版法,加強行政官署審查出版物,餘紀忠認為此舉不僅違反憲法精神,更扼殺了新聞自由,於是在《中國時報》發表社論指出:“若報紙成為一定形式,報人都成為緘口金人,國無諍臣,官無諍友,民無諍言,那我們將不得不為國事前途致其慨嘆了。”在當時那種戒嚴狀態、威權政治的氣氛下,敢於挺身力爭新聞自由,是要有道德勇氣的。
餘紀忠的《中國時報》在社論中建言政府應以虛懷接納的態度,面對不同意見的表達。力陳若是連站在愛國立場的平正論述,都可深文周內,豈是國家之福?
另外一件事情,為80年代中外人士稱道的,即民主進步黨成立時,黨政部門緊急通知對此新聞一律不準報道。但堅持新聞自由的《中國時報》卻做了忠實的報道,而且發表了評論。黃信介在美國懷俄明州首府接受筆者訪問時,還對餘紀忠的報人風骨伸大拇指。
餘紀忠對台灣民主的貢獻,還有一件為人稱道的,即1988年1月12日蔣經國逝世,政局陷入動盪。他基於一貫顧大局的政治態度,希望在重新部署權力交接時,儘可能促成台灣族羣的有效團結,故力主黨政一體鞏固領導中心,團結族羣,共維大局。
剛巧那年1月27日,執政黨中常會輪由他擔任主席,會前凌晨三時得知蔣夫人有函致李煥,原先推舉已接任總統之李登輝兼代主席一案,勢將生變。深感關係重大,從大局安定考慮,在破曉之前,電告俞國華,若因此變動而引起族羣之間的疑忌不安,導致黨內對立絕非台灣之福。
嗣後,就是台灣媒體創造的加在宋楚瑜頭上的一個名詞叫“臨門一腳”;原案在餘紀忠主持下恢復討論,一致通過。這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書中也曾提到。不過,後來餘紀忠在回顧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時,不無感慨地提到"國家"權力的賦予,必須要有相對的制衡機制,才能確保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致變質。
李登輝任內修憲六次,六個階段的修憲僅見總統職權之擴張,卻未見任何制衡機制的配套規劃。到了1997年6月,《中國時報》在餘紀忠親自主持下,以《修憲不能逾越的四項憲政禁忌》為題發表社論,強調:“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修憲不能造就強人,修憲不能助長全權政治,修憲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
綜觀餘紀忠先生九十多年來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不能不提到他為了化解台海兩岸僵局,向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的“中華邦聯”架構。
1999年餘紀忠在90生辰之後,重返故鄉江蘇常州。在上海,接受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接待,汪邀他和江澤民晤面一談。因而在5月16日到達北京,18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江澤民會晤,晤談長達110分鐘。
餘紀忠向江澤民指出,當前是中國歷史上重大關鍵時刻,坦白地説:“一國兩制”和“中華聯邦”都行不通。如果最終不幸走上戰爭,不僅聯繫兩岸的民族感情將化為烏有,半世紀來辛勤締造的建設成就,同遭摧毀,同時也必然導致中國與美國的嚴重衝突。這段話,真是可圈可點!接着就是餘紀忠先生要大陸改變對李登輝的態度,爭取李的諒解與合作,開誠佈公地與李協商;採取外交休兵,加強經濟合作;兩岸簽署和平協定,逐步實現“中華邦聯”的目標。江澤民對餘江會談的評價是:“今天碰面,我們難得有這一番暢談。”

餘紀忠文化薪傳

餘紀忠 餘紀忠
餘紀忠是一位從艱困中創業成功的報人,久經鍛鍊,飽歷風霜,可以堅持文化薪傳,緊跟時代步伐,前進再前進。最有説服力的事例,莫如年逾90還興味盎然地安排報紙上網,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事實上從1984年在美洲中時推動自動化作業時,《中國時報》數碼化的腳步就一直向前邁進。這主要反映了餘紀忠對電子媒體的發展具有深層的眼光,記得2000年春《財訊》雜誌有意就此專訪這位傳媒前輩,考慮到他年事已高,不好打擾,用聊天的方式做一探索,以《90歲當上網絡報老闆——餘紀忠是網絡時代實踐家》為題刊於《財訊》216期。這位報壇老大哥否定了西方一種論調:預斷三年時間,報紙不是被網絡領導,就是死亡,明確的指出:根本不存在報紙死亡的問題,肯定平面媒體還有發揮餘地,關鍵在於提高素質,適合讀者的品味。最突出的事例莫過於1981年9月當美洲《中國時報》創刊後,在其既定的“自由、民主、愛國家”的基本原則下,開創華人報業前所未有的風格,刊載中國大陸體育代表隊在洛杉磯奧運獲得10面金牌的報道。

餘紀忠人物評價

餘紀忠辭世後,台灣島內各界在表達深切哀悼的同時,一致稱讚餘先生是“一代報人的典範”,始終關心兩岸關係發展,昏迷前仍“心繫兩岸和平”。
餘紀忠的辦報經歷,伴隨着台灣島內政治的發展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而歷盡坎坷。1984年,《美洲中國時報》因報導大陸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上的出色戰績,被台灣官方以外匯管制的方式封殺。1986年,民進黨成立,當時台灣仍未解除黨禁報禁,餘紀忠的《中國時報》是台灣唯一大幅報導民進黨建黨的報紙。在中國大陸生活了四十個寒暑的餘紀忠,在統獨問題上立場鮮明。他反對台獨,主張中華民族和平統一,並提出過著名的“中華邦聯”主張。
雖然餘紀忠和他的《中國時報》有明顯的反台獨色彩,但是民進黨領導人對辭世的老報人表達了崇敬之情。總統陳水扁和副總統呂秀蓮聯名發表聲明,對餘紀忠“對台灣民主化之貢獻”,表示“推崇”,並説,“對國內民智的啓迪、政治的民主化,餘紀忠先生功不可沒”。行政院院長游錫坤(方方土)也發表聲明讚揚説,餘紀忠“在威權時期力主開明,在解嚴後促成多元社會聲音,對台灣民主發展貢獻良多。”

餘紀忠慈善事業

餘紀忠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報人、實業家、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1994年4月,台灣中大校友餘紀忠先生捐資110餘萬美元修葺母校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的大禮堂,使其煥然一新。同時,餘紀忠先生也是母校東南大學校董事會成員。此外,餘紀忠先生曾慷慨捐贈743萬美元在母校南京大學設立“華英文教基金”,培養南京大學青年教師,並捐贈150萬美元助建南京大學浦口校區實驗樓。為感謝餘紀忠先生的捐贈,南京大學將仙林國際化新校區基礎實驗樓命名為“餘紀忠樓”。 [10]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