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濂

生於明英宗天順七年（1643年）癸未九月十三日戍時，餘濂少時職慧，好學砥行，於明孝宗宏治五年（1492年）壬子鄉試中舉人。次年，癸丑會試聯捷進士，初任行人司，奉差三廣，克慎勤勉，政聲遠播，孝宗“歲年屢閲名績”，引起關注。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奉差巡按遼東。巡視險要長安、長靜、長寧三堡，計二百七十餘里，流水衝激，城築旋圮，並植柳三十餘萬株，乾喬枝茂，屹若長域，至今軍民鹹仰，立廟祭祀，號曰“餘公柳”，後以功升副使。於丁艱服闋，補蘇州府同知。以母憂歸，卒於家。邑志載名臣傳祀忠節鄉賢祠，並載巡邊插柳詩。餘濂立朝風采著聞，上章有《日下陳愚錄》，巡按遼東有《安邊集》，餘時編有《空夫詩集》。

（一）直言極諫，忠君愛國

餘濂為人正直，為官盡責。明孝宗宏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初八，孝宗皇帝專為餘濂頒下褒封敕命。敕命有言：“爾行人司行人餘濂，儒業起家，賢科拔雋，列官朝籍，志克慎於操修，奉使藩方動必遵守矩度”，因而“宜有渥恩，以示褒勸，茲特進爾為修職郎”，並勉勵餘濂“益勵初心，以守重任。”在封建社會里，正直儒臣，皆欲“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愛國愛民之心，寄希望於皇帝仁施行仁政，因此中國古代的愛國愛民思想，往往和“忠君”聯繫在一起。中國古代有許多臣，敢於向皇帝“犯顏直諫”，結果不僅丟官，而且喪命，即便遇到開明的君主，畢竟是忠言逆耳，也難從善如流。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比較開明的帝王，其諫議大夫魏徵，先後上諫二百多次，直責李世民的過失，有時引起唐太宗大怒，非要殺掉這“田舍翁”不可，幸好賢后長孫皇后勸道：“妾聞君明臣直，今大唐朝廷有直臣魏徵，説明陛下聖明”，這就化解了矛盾。南宋都昌籍愛國名臣江萬里，敢於當面斥責權臣賈似道，雖屢遭貶官，仍“九死而不悔”，餘濂和江萬里均為都昌人，史載餘濂立朝正直剛方，忠厚慷慨，風節著聞。明孝宗宏治十二年（1499年），餘濂升任為浙江道監察御史，盡忠盡職，直言極諫。明宏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初一日，餘濂向孝宗皇帝上《全外戚疏》，要求嚴懲孝宗皇后兩位親弟壽陵侯張鶴齡，建昌伯張延齡，倚仗自己是皇親國戚，驕縱橫行，“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民憤極大。據明史記載，孝宗“因後故不問”。雖諸臣俱上疏奏劾二張，但“幾得罪“孝宗。即便如此，餘濂依照強項極諫，將二張的驕縱和孝宗的庇護聯繫起來。疏中首先直言：張家“膺侯伯之重，爵臻世胄之華階，恩寵兼臨，賞賚無算，實天子之下一人，朝廷之外一家，祖宗以來，外戚之盛未有也。”接着嚴厲批評張氏兄弟“依憑城社，便佞不知懼也；宗黨朋奸，不知禁也；親友怙勢，不知懲也；童僕暴橫，不知遏也；人言救正，不知恤也；眷愛包容，不知省也，是以天怒於上，人怒於下。”緊接着直指孝宗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豈可容法度於私戚哉！”最後力勸孝宗“毋惑枕上之私，當循祖宗之法”，將張氏兄弟“削去現爵，發還鄉里，使之履歷艱難，諳練世故，以息人心之怨，消天道之愆。”整篇上疏，披肝瀝膽，充滿着浩然正氣，體現出一片忠君愛國之心。 ^[1] 

（二）弘揚理學，推崇鄉賢

餘濂三代推崇儒學。曾祖餘仲慶於明成祖永樂初年，仗義糾眾捐金助修白鹿洞書院，勒碑聖殿儀門，稱義民。父餘嵩以明經先貢任韶州府推官。兄餘瀾為貢元。餘濂則由進士及第踏入仕途，博學多才，名聞遐邇。孝宗皇帝在敕命中稱他“儒業起家，賢科拔雋”，又稱他為官“志克慎於操修”。餘濂在朝為官，忠君愛國，且關注鄉梓。為了弘揚理學，推崇鄉賢，餘濂曾於孝宗宏治十三年（150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書孝宗《題請陳澔從祀奏》，力陳如陳澔一代理學名儒，為何不能像朱熹、程頤、蔡沈、胡安國等名儒那樣，列入孔廟去祭祀？原因在於陳澔故里，經元至正兵禍，子孫散亡，基址墳墓被豪強掘佔。民間嘗存其墓碑之殘塊者，當府縣勘查之時，裏甲畏罪，含糊其辭，致使陳澔靈位，沒有列入廟堂祭祀之中。奏疏中還駁斥了東匯澤地名可疑之説，請求孝宗皇帝“褒之贈諡，載之祀典，碑得血食文廟。“雖然明孝宗沒有采納餘濂建議，陳澔直至清朝雍正年間才入祀文廟，然餘濂心繫鄉梓之情溢於言表。餘濂的合理建議，明孝宗為何沒有采納呢？這要從陳澔的經歷及明代學風來分析。陳澔，字可大，號雲住，世稱經歸先生，宋末元初都昌馬坡村人，為儒學世家。祖父陳炳，淳佑四年進士，精研“禮經”。父大猷，為朱熹三傳弟子，宋開慶元年進士，晚年辦東齋書院，著有《尚書集傳會通》，對書易，禮經有獨到研究。陳澔於南宋滅亡後，不應元朝禮聘，隱居山林，辦雲住書院，教授弟子。他認真總結了南宋滅亡的經驗，認為“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乘世立教之書，莫先於禮”，於是潛心注述《禮記集説》，力求“以坦明之説，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從明宣宗開始，崇尚講學之風，所講之學，以《四書》為主，屬理學範疇，對《五經》之學，講者不多。陳澔的《禮記集説》，只作為純學術著作，很少納入講學內容，而講學是一個普及性的學術活動，很多講學之人，都得以從祀孔廟，所以餘濂等許多明朝官員奏請陳澔從祀孔廟，均未得到皇帝批准，但餘濂關心故里，推崇鄉賢弘揚儒學的精神難能可貴。孝宗皇帝也對餘濂的一片赤誠，深表讚賞。明宏治十四年（150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宗皇帝又一次頒發褒封餘濂的敕命稱讚餘濂“經術名家，科甲高第，早揚名於使職，遂超擢於憲台。按部有聲，久負澄清之志；犯顏無隱，屢陳忠告之言。”“茲特進階為文林郎。”並嘉勉説：“天下曲直皆系台評。”“庶政之張弛必先憲禮，尚懋已成之績，益揚終譽之休。”並褒贈餘濂已故之父餘嵩為文林郎，“錫命推封，光生泉壤，”同時褒封餘濂之母翁氏為孺人，褒封餘濂之妻高氏為孺人。

（三）陳六事奏，興朝安邦

餘濂洞察朝政，瞭解民情，為整肅朝綱，致治安邦明孝宗宏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日，餘濂向孝宗皇帝上了一篇《陳六事奏》。其中第一條是要接近儒臣，重用儒臣，餘濂説：“陛下即位十有二年於茲矣，恩禮臣下，有隆無替，然以臣觀之，其形跡似甚疏遠者，何也？”“伏願陛下鑑祖宗之成憲，垂後嗣之彝規，略廟堂之邊幅，全君臣之禮貌。”並勸孝宗“至於人才之進退，邊將之調用，利益之興革，凡有關於政務之大者，與之謀議而後行之，”如此“和氣充塞，而災消矣！”餘濂第二個建議是要輔翼皇儲。餘濂説：“儲君家國天下之本也。”希望孝宗讓皇太子“出宮與儒臣相處，非為讀書寫字，然也相與之久，自有嚴憚切磋之益，於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將來成就有不可勝言者。”餘濂第三個建議是增取進士。餘濂認為“我朝獎用人才莫重於進士之科。建立事功，先後相望皆此途所出也。”他認為每三年一開科，僅進取三百餘人，除去死亡之外，遠不夠“牧民”之用，要孝宗皇帝“照依永樂十年、成化十三年事例增五十名，永為定製。”《明史》卷八十二“食貸志”記載，明代京師國供人員，每年需要糧食400萬石，而庫存不到一半，入不抵出，因此餘濂每年增進士的建議難以實行。餘濂第四個建議是慎重民牧。他建議孝宗重用進士清流，選任外官補缺，任御史，有多便於行事，“雖然人情莫不重內而輕外，安常而駭異，改弦易轍，怨謗生焉。任銓衡者，容可避嫌於此也。餘濂第五個建議是行查詔書。餘濂認為：“奈何有司官吏惟知利已，罔體上意，以剝削為良圖，以侵漁為至計，其錢糧並物料等件有已徵在官而未解者通同經手之人瞞分人已，漫不知懼，公然挪移侵欺。”並要求被害人“等指實陳告，論以髒罪。則綸音不虛，而軍民始蒙實惠矣。”餘濂第六個建議是措拔人才。餘濂為宏治六年進士翟敬、徐圭、王嶽、李師儒、何治、劉溥、譚溥、王越、陳言乞恩，望孝宗“矢引躬逢明聖矜愚有過，得俱蒙收用。表過了餘濂為致治安國而愛惜人才的急迫心情。”

餘濂生於都昌，致仕在外，為官清政廉潔，敢鬥奸佞、勤政愛民，光爭龍比，充分體現了“都佬”精神，是真正的都昌人。在進入新千年的今天，我們要繼承優秀的民族傳統。要學習歷史，借鑑歷史，創造未來，奮力幹事，和諧共事，努力成事，為創建“實力、活力、魅力”新都昌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