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敦康

餘敦康(2張)

1951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學習一年。

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5年畢業。

195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

1957年，因中國歷史的特殊原因，受到不公正對待，下放到湖北棗陽平林高中任教員，三年後返校，從事資料工作，1969年摘帽。

1970年，分配到湖北棗陽平林公社任中學教員，為期八年。

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87，調入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

1989年，又返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員。

自1993年起至2002年，歷任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2019年7月14日，中國著名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餘敦康因病辭世，享年89歲。 ^[1]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等職。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第九屆委員。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看法，大致有三個要點：

一，在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徵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體現出的和諧精神。這是由中國特定的歷史選擇決定的。因此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宗族—宗法制度是研究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線索；

二，對中國文化源頭的研究，指出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關鍵在於文化而不是政治。這種以宗族制度為依託的宗教文化，其發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顓頊時代，此後歷經堯、舜、禹一直到夏商周三代，構成一個連續性的系列。雖有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相互抗爭，但又有對共同宗教感情和共同價值觀念的認同，這種文化認同能夠超越血緣種族的分歧，對不同政治集團的現實利益進行有效調節，發揮着整合功能。由於文化向心力大於政治上的離心力，中華民族方能雖平行而並進，雖多元而一體；

三，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過程和源頭的研究，提出中國歷史社會在道統、政統、學統、俗統四要件的內在構成及有機運動中發展，其中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合理張力是社會正常發展的關鍵。依據普遍性的價值原則進行文化整合，還是為維護個別集團利益實行權利整合，是中國歷史興衰的重要原因。

1、《易學今昔》；

2、《何晏王弼玄學新探》；

3、《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

4、《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彙編》（承擔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四卷八冊，中華書局出版）；

5、《中國哲學發展史》（任繼愈主編，為主要執筆人之一）；

6、《中國佛教史》（任繼愈主編，為執筆人之一）。 ^[1] 

餘敦康教授撰寫有“易經與易傳”、“禮記述評”、“六家七宗”、“論儒家倫理思想”等幾十篇反映其思想觀點的重要論文。

《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和《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亦受到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首肯，認為是的高水平的著作和研究重鎮。這兩部著作分別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成果獎。

餘敦康教授治學嚴謹，學風踏實，始終堅持在嚴格的學理支持和可信的歷史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出思想，反對空疏不實的空泛議論，強調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史學與史識的統一，以及“人能弘道”的文化擔待精神。1985年，餘敦康教授取得博士生指導教師資格，先後指導宗教學和中國哲學史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多人。開設課程有“中國哲學思想史專題”、“古典文獻閲讀指導”“宗教學專題研究”等。

餘敦康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研究，對儒、釋、道三家均有建樹，但主要集中在儒學、玄學、易學三個領域。除學界公認的思想深刻、視角獨特，同時具有文字訓詁學、版本目錄學和校勘學的功力。餘敦康的學術旨趣和關注點從未脱離國家文化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力圖解決當今時代遇到的新問題，特別是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如何從傳統文化中獲取理論支點和思想資源。他主張根據對未來的展望來重新認識傳統，並上升為理性的自覺，最終建立起既能夠體現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又能夠適應當代社會發展，且與世界優秀文化溝通、互融的哲學精神和價值理念。（光明日報評） ^[1] 

他“有訓詁考據專長”。對傳統文化的系統研究，主要立足於解決現實困境，特別是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需要。主張根據對未來的展望來重新認識傳統，並上升為理性的自覺，建立既有中國文化主體性又適應現代發展並與世界優秀文化溝通的哲學精神和價值理念，而這些精神和理念應該能為制度操作提供參考。（任繼愈評）

餘敦康(2張)

餘敦康教授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視，認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闡釋和對現代社會的文化建設有重要的啓發意義。他的易學研究，受到大陸學界以及台灣和國外相關學者的關注，台灣大學將其著作、論文編入《易學論著選集》，美國《易學網絡》詳細介紹了他的觀點，譽為中國大陸易學研究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