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國楨

餘國楨祖父是縴夫，父親是染匠，借高利貸在鎮上開染房，祖母和母親紡紗織布。餘國楨幼年時，每逢荒月，常撬野紅苕，家五口常年累月難得一飽。1915年2月13日，父親外出躲債，家裏被逼債人洗劫。母親抱着他悽然淚下。國楨説：“等我長大，掙錢把帳還清，哪個敢再來欺負我們！”時逢一老太婆來取布，母親訴説被劫情景，祈求體諒。餘國楨找出一件換洗衣服，又脱下貼身汗衫包上半升高粱作抵償。老太婆推讓不脱，才挾着布包離去。餘國楨十歲時，常在勞動間隙請人教認字，逐漸能背誦古書的一些句子。父母見他喜歡讀書，遂讓他進文昌宮就讀。私塾先生李輝典是個行俠仗義的窮秀才，十分喜愛他，盡心引導，講解《增廣》處世哲理。餘國楨常到沱江畔，用樹枝作筆，在沙灘上練字。常寫：“儉者美德也，可以養成古樸誠實之風，以去驕奢之習。”他愛讀《三國》《水滸》，常與夥伴在河沿做打富濟貧、懲霸除奸的遊戲，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也常有譏評，舊俗迷信活動很多，二月十九觀音會、六月初十城隍會、八月十五娘娘會，地方勢力藉機魚肉鄉里。餘國楨就此寫信給南津驛總會首於子榮説：“爾等敲詐勒索，有朝一日，必將加倍償還。”這封信雖未發出，最終還是被於子榮知道了。他的兒子人稱小霸王，一天無理毆打小同學，餘國楨勸阻反遭惡言挑釁。他忍無可忍，三次將小霸王擊倒在地。

1923年9月22日，餘國楨在《餘氏家譜序》中説：“凡物分則弱，合則強，強則存，弱則亡，天道也。”“吾人立土堅定，光復祖國，建勳業於不朽，方無負讀聖賢書也，共經大義，雖異姓猶如骨肉，昔劉先主之所以成帝業者，蓋以此同。”1924年春考入資中中學，終因經濟拮据輟學，因於子榮懷恨在心，常思報復，餘國楨被迫離家出走。1925年6月，他去四川法政專門學校找到同鄉學友洪沛然，次年春被介紹到成都草堂圖書館半工半讀。後加入三民主義學會，積極宣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成為學會活動骨幹。

1927年春，餘國楨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參與共青團華陽縣委領導工作次年轉為中共黨員；2月被選為共青團川西特委書記。他團結羣眾，引導青年踴躍參加檢查仇貨、教育經費獨立、反劣幣鬥爭和裁兵裁釐等運動。成都“二一六”慘案發生後，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餘國楨奉命留蓉堅持鬥爭，在短期內對一些學校和企業團組織進行了清理整頓和重建。冬天，前往川北清整團組織，年底調任團江巴縣臨委書記，團員由40多人發展到180多人，1929年任團川南特委書記，大力發展川南團組織，秋後被選為團江巴縣委書記。10月升任團省委組織部長。在一次會議上，他以敏鋭的洞察力分析時局，博得與會人員的讚許。有人指着餘國楨右額的月形傷痕説：“這個月亮真是亮得很啊！”

餘國楨但任團省委組織部長後，曾兼任團江巴縣委書記。團省委領導人散居，日常工作靠書記、秘書和部長在黃昏時遊離擇地碰頭，討論決定了的事再分頭去辦，餘國楨從不缺席。他沒有社會職業，沒有薪水收入，每月只有六元生活費，素面、烤紅苕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春秋兩套褪色外衣，冬季一件夾布長衫，布鞋破了草鞋代。他居無定處，常租破房棲身。曾在一家舊鋪房的樓間居住，居室矮又窄，只能擠下一張牀，安插小木桌，透進一絲微光。他一米七幾的個子，未敢伸腰已碰頭。在這種情況下讀書看報寫文件，常至深夜。

1930年8月，餘國楨到自流井任川南行動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長兼青年工作秘書處主任，組織自貢工人大罷工，籌劃榮縣農民暴動，還在榮縣組建第十六路紅軍，在富順三多寨組建第十七路紅軍。他日夜深入鹽工中活動，有時同開明鹽商及財界中間派人士周旋，爭取他們對罷工的同情和支持。罷工鬥爭重點在長土、大墳包及郭家坳，建立井灶工廠委員會，同時籌創自貢鹽業工人赤色總工會，成立廠委會的基礎工作進展順利，只因一次召開赤色總工會代表大會，工人代表情緒熱烈，散會後冒雨回家，沿途高呼口號，引起反動軍警的注意。翌晨，川南警備司令部在貢井、小溪進行大搜捕，餘國楨被捕入獄。敵人對他嚴刑拷打，佯作槍斃，並以官祿相誘惑，他都不屈。常開導難友：“每當革命越艱苦，每當捱餓，我的腦子越清醒，也就越能堅持真理，沒有經過困難，沒有捱過餓的人，是不會理解這個道理的。”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鬥爭，不對敵人存任何幻想，哪怕沾親帶故。他在獄中堅不吐實，兩個月後警備司令將全案移送自貢地方法院審理，法院也是一籌莫展。在地下黨組織營救下，法院以“不予起訴”結案，宣佈取保釋放。

1931年初，餘國楨以團特派員名義參加團下川東特委的領導，負責整理和發展川東團組織。他同團下川東特委書記蘇愛吾、秘書黃夢谷夫婦和小交通員王牛兒住在特委機關，生活十分艱苦，衣服當光也只能吃稀麪糊摻青菜、拌芋頭。2月初，蘇愛吾外出開會逾期未歸，餘國楨派王牛兒去偵察，毫無結果。次日傍晚，餘國楨頂着凜冽寒風潛往興盛和旅館附近，打聽到蘇愛吾已因叛徒告密被捕，敵人正要傾巢出動，妄圖一網打盡萬縣地區黨團地下組織。餘國楨連夜帶領黃夢谷和王牛兒乘船去各縣報警，一股土見他們無物可劫，即將黃夢谷拖到距江邊不遠處的龍王廟，意欲胡為。餘國楨隻身進入戒備森嚴的匪穴，同匪首交涉，黃夢谷才倖免受辱。一到豐都，就派人護送黃夢谷到重慶向省委報告，然後趕往下川東各縣部署緊急應變。

九一八事變後，餘國楨任團省委書記，積極領導恢復整理和發展團組織，發動團員、青年從事工人運動，或去國民黨軍閥部隊當兵，秘密傳播革命思想，反對軍閥進攻紅軍。此間一度擔任《成都快報》副刊編輯，連發犀利的短文，歷數吳佩孚亂川禍國之罪。一篇時評詳盡闡述“所有現政府一切措施完全無效”的理由，切中時弊，快報社長對他這幾篇文章極度不滿，此後常相刁難。為了保存力量，1932年10月，組織同意他離開報社。

1933年初，餘國楨的母親正在店面做手工活，忽見對面茶館有一青年，目不轉睛地望着自己，細瞧帽檐下竟有一道月牙痕，“啊！這不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平兒嗎？”正想呼喚時，兒子卻不斷擺手，“哦，鎮上惡霸於子榮不是經常説餘國楨參加了共產黨，逮到要殺頭嗎？”想到這裏，老媽媽咬緊嘴唇，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事後得知，他已是三過家門而不入了。

餘國楨任團省委書記期間住在都鶴樓養肺醫院，都院長是他的好友，團省委與團中央直接通信的聯絡機關就設在院內，團中央機關在上海遭到破壞後，成都敵特立即追蹤緝拿團省委領導人。餘國楨巡視川北未歸，省委派人日夜輪流到北門外馬路上等候報警。1933年3月初，他去醫院處理善後事宜被捕，四禁在寧夏街監獄。國民黨中央電令從嚴懲處。4月10日，軍警團聯合辦事處刑偵隊再次審訊，用盡酷刑一無所獲，遂轉囚於成都縣監獄。他在獄中寫道：“人怕死，人怕死，人人怕死人人死；日難過，日難過，日日難過日日過。”劉湘要他自首，多次派人勸説，封官許願，軟硬兼施。有人把他父親騙去，勸他先設法出獄再看情況，他説：“要我叛變絕不可能，我的一生早交給共產黨了！”

餘國楨非常樂觀，善於團結難友，幫助難友寫申辯狀詞，使一些人得以釋放。初秋時節，他的妻子雷亞純奉命買通看守，在飯籃裏藏了一顆地瓜手榴彈。第二天，他乘隙混過崗哨，但因長期被禁身體虛弱，且腳鐐未除，逃出不遠即被發覺。他以手榴彈擲去，倉促間未拉保險，又被抓回，法官説：“你年紀很輕，為什麼要墮入共產黨？只要你反了，一切都不成問題。”他回答：“我可以反，只要你把國民黨內最會説的人找來，能把我説服，我就反。”次日省黨部要員前來舌戰，均被駁得無言以對。餘國楨給父親寫封長信：“有人説你請人向劉湘説情，懇祈父親不能有此舉。男為革命犧牲，不枉父母生養”“兒死後，雙親不必為兒悲”“你們雖然失去了一個兒子，但是中國人民始終要獲得勝利的。”1933年8月18日，他被槍殺於成都縣監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