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發

該小説講述“樂羣”“温莎”兩家理髮店和它們主人的故事，呈現兩代人、一個行當、一座城在大時代裏的命運沉浮。 ^[4]  翟玉成的“樂羣”理髮室是典型的廣東“飛發”，無論手法抑或服務都散發着粵地的“街坊精神”。但莊師傅（上海理髮公司“温莎”老闆）卻對“飛發”不屑一顧。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風尚，他和父親翟玉成對理髮有着截然不同的體認，他的髮廊繼承的是上海理髮的手法，而父親卻守舊得很，幾十年如一日剪的都是“陸軍裝”和“紅毛裝”。當得知兒子拜入莊師傅門下時，翟玉成和翟康然要斷絕父子關係。“理髮”與“飛發”之爭不僅事關商業利益，也事關“匠人”的尊嚴，更寄託了作者對上海、香港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 ^[13] 

翟玉成早年混跡香港娛樂業，外號“孔雀仔”。他的相貌可稱得上清秀，但並非特別出眾或個性張揚。明確自己不適合這一行之後，毅然在北角開了一家“孔雀”理髮公司。經營“孔雀”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時刻，他也因此見證了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與衰敗史。後來他因江湖紛爭，被人弄斷手指，與新婚妻子鄭好彩退居明園西街開了“樂羣理髮”。翟玉成的理髮室，屬典型的廣東“飛發”，無論手法還是服務，都散發着粵港的“街坊精神”。得知兒子翟康然拜入上海理髮師傅門下，翟玉成以斷指明志，“兩父子，今後橋歸橋，路歸路”。 ^[2] 

翟康然自幼有“反骨”，崇尚的是西式風尚、時代潮流，他和父親反目的原因就在於對理髮這門手藝有着截然對立的體認。 ^[2]  翟康然的師承為“海派”理髮，以追求時髦品味為能事，天然與講究務實的“廣式”飛發分庭抗禮。這自然不光是審美觀念的差異，也包括生存乃至生活的態度的不同。而在小説的最後，其父子的和解，不僅是代際，也便象徵着行業的兩支主脈，在時代的淘洗下殊途同歸。 ^[3] 

自《北鳶》《朱雀》始，葛亮便建構了想象中的歷史風情，那種穿越時光的懷舊和別樣的抒情讓他的時間和故事擁有了輕盈的美學質地，以此形成了他愈發強烈的辨識度和自成一家的風格。《飛發》中記敍的老舊香港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時代中的風雲變幻、光影流動，只不過它以內聚到“孔雀”“樂羣”和“温莎”理髮店的興衰中摹刻出雙城的歷史更迭和文化變遷。葛亮的小説中始終隱藏着他的“野心”，無論是波瀾壯闊的史詩之卷，還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湧蕩於其小説肌理的是久違的鄉愁和躍動着感傷落寞情緒的疼痛。於是，葛亮不斷地尋找着抵達歷史的抒情之道，“把持續的書寫作為抵抗時間的方法，讓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為生命與歷史的見證，葛亮在歷史加速的時代踐行了敍事的抒情考古學。”然而，葛亮的仿古或者擬古之思並不意味着他要成為絕對的歷史復古主義者，而是試圖在“飛發”的體察和追憶的文脈中明鑑未來。那些諳熟特定技藝的匠人不僅單純是手工藝人，更重要的在於他們還是民間世界中文化傳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來，“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歷史感對於我們每個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感，而匠人精神則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不論在順境或逆境中，對於行業的熱愛與尊嚴感，都會鼓勵我們一路前行。”就現實的歷史體驗而言，葛亮將南京視為寫作的温牀，而將香港確指為其寫作的磁場，從南京到香港既是空間地理上的位移之變，同時更是啓悟葛亮歷史書寫的精神原點，如同小説中的翟玉成和莊錦明一般，從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温莎”，“飛發”的故事便始於斯而終於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愛着電影和戲劇的理想主義者，而後中斷了自己的演藝事業轉而成為打理理髮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業繁榮的歷史契機中，翟玉成短暫性地成了商業場中的“弄潮兒”，而工潮令其瞬時陷於窘境而難以獨善其身，只能夠在《歲月無情》的旋律中讀懂壯志難酬並有滔滔不絕的感觸。與翟玉成商業神話的覆滅相伴隨的是香港早期歷史的變化，於是，個人的奮鬥史與家國之驟變以辯證的方式彼此掩映。“飛發”是莊錦明家的世業，彼時雖説上海的理髮業未成夕陽行業，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現實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輝煌，上海本身所代表的繁華、時尚和前衞卻也只能成為昔日不可復現的傳説。於是，當莊先生選擇在春秧街另開新店時便具有了某種不言自明的革命意義。時過境遷後，“孔雀”只能“存活”於人們對於過去時代的眷戀和談資中；“温莎”被迫停業，只能成為港島民俗博物館的陳列之物；而“樂羣”只能安放翟師傅晚年無所寄託和無法斬斷的執念。

總之，“飛發”所牽動的是作為時間的歷史與文化想象之間形成的巨大裂隙和溝壑。葛亮以翟師傅的死亡為敍事的終點，讓毛果以“現代人”的目光完成了對於“前現代”歷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認同。“他把時間帶給人事的迷亂與惶恐，通通化作懷舊的凝視；又把懷舊的凝視再度還原為大時代里人們的掙扎與無奈。”此外，《飛發》之特質還在於葛亮對於“飛發”小考、“飛發”暗語、“三色燈柱”之詳盡考證，當然，葛亮絕對無意於建構小説中的知識考古學，而是意在以此復活那些行將被遺忘的“歷史”。廣府、上海與香港，三重文化鏡像中折射出了帶着情感温度的歷史，葛亮藉由歷史的時光機確指了新的自我認同。 ^[15] 

該小説入選“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説榜”（2019~2020）、 ^[5]  2020收穫文學榜·中篇小説榜、 ^[6]  2021“十月年度作家作品”， ^[12]  獲第十二屆“萬松浦文學獎”、 ^[7]  第六屆華語青年作家獎中篇小説主獎、 ^[11]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説獎。 ^[10] 

《飛發》首發於《十月》2020年第5期，後入選《瓦貓》《收穫文學榜2020中短篇小説》《飛發》等選本。

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文學博士，在高校擔任教席。著有小説《北鳶》《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問米》，文化隨筆《小山河》等。作品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國文字。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台灣聯合文學小説獎首獎等獎項。長篇小説代表作兩度入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説”，亦獲“中國好書”獎、“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