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

中革軍委負責人於5月26日在安順場渡口召集劉伯承、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羅瑞卿等開了一個小會，研究全軍渡過大渡河的問題。由於渡船太少，水流很急，架橋又不可能，架了無數次，被沖塌無數次。紅軍在岸邊越聚越多，而尾追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薛嶽部五十三師，其時已經到達西昌北部，正向紅軍趕來。楊森的二十軍和“川康邊防軍”的追擊部隊，離紅軍也只有幾天路程。如果幾萬紅軍僅僅在安順場一船一船地渡，就會面臨着巨大的危險。據此情況，中革軍委作出了迅速奪取瀘定橋的決定，部署了紅一方面軍的行動，由紅一師和陳賡、宋任窮率領的幹部團主力為右縱隊，仍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後，沿東岸北進趕向瀘定橋，萬一和主力紅軍會合不了，則由劉、聶帶着部隊到川西開創局面。由林彪帶紅二師，一軍團團部和五軍團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趕向瀘定橋。安順場到瀘定橋三百二十里，限定三日內到達。 ^[1] 

按照軍委的部署，劉伯承和聶榮臻迅速渡過了大渡河，帶着紅軍一師和幹部團向瀘定城飛奔。

紅一師沿江而上，於27日下午到達大渡河邊的挖角壩，與三天前到達這裏駐防的川軍二十四軍第五旅第二十團（團長肖紹成）交上了火，肖團全部潰散，在王崗坪山上收拾殘部向滎經方向逃去。紅二團佔了挖角壩，當晚在此宿營。28日，紅二團冒雨翻了一座上下各三十里的大山（中南山），經雨灑坪、洪口，沿途擊退民團的襲擊，黃昏時分進至得妥。天黑後雨更大了，路滑難走，前面隘口敵人又有重兵把守，當晚只得就地宿營。

紅二團先頭分隊當晚進至加郡河口。

29日晨，紅二團先頭分隊從加郡河口出發，在五里外的風槓與敵楊開誠團一個排哨接觸，紅軍將該敵擊潰並一路猛追，進至海子山下的石門坎險隘。石門坎要隘地勢險惡，左臨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右靠峭壁懸巖，敵楊開誠團在此險地固守。紅軍兵分兩路，一路由蕭華率二團主力向海子山正面的石門坎守敵吳崗陵營發起猛攻，另一路由鄧華率領第二營向縱深抄敵背側，奪取海子山的最高點。同時對岸紅軍又用火力支援。敵人受到三面夾擊，傷亡很大。紅軍由晨至午與楊團的曾子佩營在石門坎一小寨子一線前沿陣地激戰，曾營傷亡慘重，不得不經海子山下面小道繞過吳營陣地潰退。吳崗陵急派人到龍八鋪向旅長袁國瑞求援。袁派手槍連前去增援，這時紅三團一部恰好趕到，戰士們勇氣倍增。從正面、側面向敵人夾攻，敵軍不支，全部向龍八埠撤退。這一仗繳槍百餘支，俘敵五六十名，獲子彈、手榴彈甚多，有力地促成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勝利下午16時左右，紅一師擊破海子山守敵後，在沈村附近兵分兩路，一路由李聚奎師長率領，向龍八鋪敵第四旅旅部發起攻擊。敵旅長袁國瑞見抵擋不住，即率楊團殘部向鹽水溪、化林坪方向撤逃。紅軍次日凌晨佔領鹽水溪；另一路則沿大渡河東岸繼續向瀘定橋前進，並於當晚22時進抵瀘定橋。

紅軍左縱隊的前衞是紅二師四團。團長王開湘（本名黃開湘），政委楊成武，總支書記羅華生。5月27日，紅四團沿河北行四十里，到了海爾窪（今石棉縣的新民鄉）。由於對岸敵人不斷射擊，河邊的小道不能通過，只好繞道到了葉坪。劉文輝部第五旅二十一團肖紹成部正在這裏搜索民間糧食，派了一個連押着老百姓，要把糧食運過河去，恰好被紅軍碰上，敵兵丟下糧食沒命地逃跑了。中午，紅軍到達菩薩崗腳下。

菩薩崗是一座險峻的高山，位於今石棉縣田灣場東北，海拔一千二百米，好似一堵石壁橫擋在通往瀘定的路上。山右邊緊靠田灣河，無路可繞，左邊連接着另一座高山，正面只有一條陡得像天梯的小道通向隘口。紅軍到來之前，劉文輝部川康屯墾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肖毓率兩個連新兵在此駐守。敵人在隘口上修了碉堡，紅軍來到山腳即遭到敵人阻擊。由於敵人居高臨下，封鎖了路口，正面強攻難以取勝，一時雙方形成對峙局面。紅軍為了爭取時間，找來了青年農民蘇光先，在向他了解到地形情況以後，決定兵分兩路進攻：一路由蘇光先帶路從正面到半山腰的麥地坡桑樹下，隱蔽在崖穴裏佯攻，誘惑敵人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正面；另一路由農民楊篾匠帶路，從左邊張家凼兩家人的院壩水井坎上去，攀藤附葛，翻越高山，包抄敵後。正當敵人還在正面耀武揚威，用機槍不斷向佯攻的紅軍萏掃射時，突然山頂上的槍聲、喊殺聲響震四方，攀藤上山的紅軍從敵人背後殺了下川來。正面紅軍指揮員立即命令司號員吹起衝鋒號，前後兩面猛烈夾擊，敵人頓時亂成一團，四散奔命。敵營長騎上馬逃跑，被紅軍把馬打死，將其活捉。敵軍兩個連長企圖用槍制止士兵後退，反被士兵打死一個，另一個當了俘虜。紅軍佔了隘口，繼續追擊敵人，傍晚到什月坪宿營，這一天行程八十里。

菩薩崗戰鬥消滅敵人三個連，俘虜一百餘名，繳獲步槍一百餘支，手提機關槍十多挺，其他軍用品甚多。經菩薩崗到什月坪，當時紅軍在那裏統計了一下，有三十八具川軍的屍體，而紅軍只犧牲一人，受傷兩人。

5月28日拂曉，紅四團比原來規定的時間提前一小時吃飯，5時就出發了。沒有走多遠，就接到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的命令信：“王（開湘）、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度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戰鬥中突破過去奪取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記錄。”

就是説，軍委要求紅四團比原來部署提前一天奪取瀘定橋。這是因為敵情發生了新的變化。

5月26日，蔣介石與宋美齡、顧問端納，參謀團主任賀國光等一道，由重慶飛成都，督導“剿匪”軍事。當日凌晨時分，因得悉“安順場方面有赤匪便衣隊擾亂肖（紹成）團防線”，劉文輝即電令其第四旅旅長袁國瑞派隊前往挖角壩增援肖團。當日傍晚，因擔心川康要道上的飛越關有失，又改變部署，令袁部主力前往飛越嶺、化林坪、海子山一線佈防；27日晨，劉文輝“由雅安出發，親趕前方督剿，同行有參謀長張巽中，交通處長姚仲嵐”，擬“第一步駐漢源，第二步駐越巂”；27日晚，正在趕往漢源途中的劉文輝得悉紅一方面軍正沿大渡河兩岸溯河上行的消息，擔心西岸紅軍進取康定、瀘定，急令袁國瑞派第四旅一部趕往瀘定橋增防。袁國瑞遂令第三十八團（團長李全山）火速開往瀘定橋，阻擊紅軍左縱隊從橋上過河。同時令第十一團（團長楊開誠）沿大渡河東岸海子山、冷磧一帶堵擊沿江而上的紅一師，令第十團（團長謝洪康）駐守于飛越嶺東麓的頭道橋到飛越嶺山頂為總預備隊，旅部駐龍八鋪。

28日凌晨1時，從左右兩路縱隊偵悉川軍在大渡河兩岸部署的情況的中革軍委，遂電令兩岸部隊首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要求左縱隊紅一軍團先頭部隊加速前進，“萬一途程過遠，今日不及趕到瀘定橋，應明二十九日趕到”，而右縱隊“劉、聶率第二團亦應迅速追擊北岸之敵一營，以便配合四團夾江行動”。 9林彪接到該電後，又向紅四團指揮員發出了時限更為苛刻的命令函。

紅四團接到“提前一天奪取瀘定橋”的命令時，離限期已不足一個晝夜，而距瀘定橋還有二百四十里。兩天的路必須一天走完，還要突破敵人的堵截，時間真是太緊了。但這關係到全軍安危的重大任務，一定要堅決執行，不容許一分鐘、一秒鐘的遲疑。紅四團指揮員邊行軍邊召集營、連幹部和司令部、政治處幹部，共同研究怎樣完成這一緊急任務。會後，大家便分頭深入連隊進行動員。楊成武快速趕到隊伍的最前頭，站在一個小土墩上傳達軍委命令及敵人動態。經動員後，部隊士氣高昂，加速前進，不久就到了猛虎崗的山腳下。

猛虎崗埡口海拔兩千一百米，山頂上有川康屯墾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陳月江部兩個連，北麓下的彎東有第二旅特務營李國俊連駐守。紅軍到此正值大霧迷漫，敵人看不清紅軍的動向，只是在工事裏無目的地亂放槍。紅軍利用大霧為掩護，悄悄地摸上隘口工事邊，一排手榴彈和機槍掃射，敵軍即棄陣而走，潰敵與彎東的李國俊連會合則繼續向桂花坪撤逃。紅軍乘勝追入瀘定縣境，在桂花坪再度擊破潰敵後繼續經共和、咱地、磨西面，翻越磨槓嶺，於黃昏時分趕到了奎武村。從奎武到瀘定橋還有九十五里，這時，大雨滂沱，道路泥濘。戰士們還是拂曉前吃過飯了，但為了搶時間，決定不等做飯，大家吃生米，喝冷水。幹部立即分頭在連隊裏進行動員，戰士們忍住飢渴、疲勞，急速前進。

天黑時，又下起了大雨。行至杵泥壩時，見對岸的敵軍（李全山團）正打着火把向瀘定橋疾進，情況非常緊急。在這爭分奪秒的關鍵時刻，團領導決定也打起火把前進，立即傳令各部全都點火，加速趕路。對岸川軍看見河對面也有火把，就問：“啥子部隊啊？”紅軍的司號員就按敵人的聯絡信號，吹起了軍號，由四川籍的紅盔軍和剛捉來的川軍俘虜大聲回答。就這樣，騙過了敵人。兩路火，兩路人，兩支敵川對的軍隊，朝着瀘定橋這同一個目標前進！

當29日的黎明即將來臨的時候，經過一晝夜急行軍的紅軍戰士們又累又餓，疲倦極了，衣服也濕透了，他們終於到達了離瀘定橋十里遠的上田壩。這時，紅軍兵分兩路，一路沿河而上，一路向左側包抄，奪取控制瀘定橋的制高點海子山。紅軍飛速而來，很快佔領了瀘定橋西橋頭。

瀘定橋位於瀘定城西，橫跨在洶湧奔騰的大渡河上。橋身全長一百零一米，寬兩米多，用十三根很粗的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鐵索為底索，每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鋪木板，以通行人。兩邊各有兩根鐵索做扶手，人走到橋中時，橋身左右擺動，若往下看，無底的深淵令人毛骨悚然。它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成於次年4月，是四川和康藏地區來往的咽喉孔道，也是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必經之地。

在蔣介石“大渡河會戰計劃”及其補充修訂的預案中，對紅軍渡河點的判定是“一線中通”的寧雅正道，瀘定橋在防禦部署中處於“邊角位置”。所以，當劉文輝發現紅軍從安順場夾河而上時，這才感覺到了瀘定橋所受到的威脅，開始緊急調動人馬去防守瀘定橋。

實際上，瀘定橋守軍只比紅四團先到一個晚上。當紅軍進到西橋頭時，守橋的敵人還未來得及拆完橋上的全部橋板。但敵李團周桂三營已在東橋頭附近構築了工事，並用重機槍、迫擊炮不斷向西橋頭密集射擊。同時，位於柏秧林的敵李昭營，也用火力封鎖紅軍從沙壩到橋頭的通路。

紅四團在沙壩的天主教堂召開了幹部會，決定在二營二連挑選二十二名英雄（包括從三連抽調來的支部書記劉金山），組成奪橋突擊隊。突擊隊都配備短槍、手榴彈、馬刀，由連長廖大珠和指導員王海雲負責。二營三連由連長王友才率領擔任第二梯隊，緊跟在突擊隊之後鋪橋板，以便後續部隊衝過去。紅四團還在橋頭配備了強大火力，堆放好木板，一切準備停當。下午16時左右，王開湘、楊成武在橋頭指揮，全團的司號員集中在橋頭附近吹起了衝鋒號，頓時，機關槍、迫擊炮、手榴彈的爆炸聲和吶喊聲震天動地，打響了奪橋激戰。廖大珠、王海雲帶領李友林、劉梓華、劉金山等，一手扶鐵索橋欄，一手持槍，踏着鐵索在前衝。二十二名英雄剛到對岸橋頭，敵人放火把橋頭的亭子點燃，頓時火光沖天。紅軍奮不顧身地衝去，不顧衣服、帽子着火，一直衝進城和敵人展開了巷戰。敵人集中力量反撲過來，紅軍極力抵抗，子彈打完了，形勢萬分緊急。正在這嚴重關頭，王有才帶着第二梯隊三連衝進來了，接着楊成武和王開湘帶着後援部隊也迅速過橋進了城，經過一場激戰，終於將守城敵軍徹底打垮。

奪橋戰鬥開始時，敵團長李全山曾向駐龍八鋪的旅長袁國瑞求援，而此刻的第四旅旅部正遭受東岸紅一師的攻擊，李求援無果，守橋決心動搖。為免遭全殲，李全山決定由周桂三營的饒傑連為後衞，自己率殘部經四灣、五里溝翻馬鞍山向天全逃竄。這時紅軍以一小部繼續追擊敵人，其餘都在瀘定城內宿營。在這次飛奪瀘定橋戰鬥中，紅軍傷亡三人。而敵人饒傑一個連，卻只剩下十多人活着逃命。

與此同時，紅軍右縱隊佔領了龍八鋪以後，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向瀘定橋開來。右縱隊到瀘定橋時已是深夜時分。劉、聶由楊成武陪同，持馬燈觀看了這座從此聞名於世的鐵索橋。隨後，毛澤東、周恩來和紅一方面軍大部隊就浩浩蕩蕩從瀘定橋上越過了天險大渡河。蔣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會戰及其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夢想，尚未把人馬調攏，就徹底破產了。 ^[1] 

事實上，關於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到底是21名，還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戰士報》，上面寫的就是“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後來，根據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將軍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22名。

1986年，王永模在瀘定縣委派下，趕赴北京拜訪當年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將軍。羅將軍告訴王永模，當年的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當時他挑人的標準是，凡是幹部，包括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及排長，首先要挑出來。曾經是戰鬥英雄的，比如在渡烏江戰役中立過功的，也要挑出來。平時作戰勇敢的，挑出來。挑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突擊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

王永模受縣裏委派赴北京邀請楊成武將軍參加慶典，曾當面向楊將軍詢問有關二十二勇士的線索。楊將軍告訴王永模，當年戰事非常緊張，打完瀘定橋，部隊又繼續向前打，二十二勇士的名字沒有來得及記下來。後來在長征路上，他們多數同志都先後犧牲了。當時，楊成武將軍説到這些時，情緒十分激動，他一遍一遍地呼喚——我的22名勇士，你們在哪裏，在哪裏啊，説着説着，竟老淚橫流……

瀘定縣的同志們在解放後的追訪中，還找到了1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長劉梓華。

22名勇士中，唯一留下有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劉梓華，劉梓華的雕刻頭像就是根據他本人的相片製作的。關於劉梓華下落和相片的獲得，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尋訪過程，而我們的採訪對象王永模就親身參與了這個過程。

從1975年5月到9月，近5個月的時間裏，調查小組從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差不多繞半個中國走了一圈，蒐集有關的紅軍長征文物，其中調查22勇士下落是他們時刻放在心頭的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8月，調查組來到江西南昌，在參觀江西的革命烈士紀念館時，在一個大陳列廳裏，看見掛着很多相片，上面都是在各個歷史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面還有他們的簡單生平。

王永模一個一個認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陣狂喜。他發現了一個叫劉梓華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紹中寫着，“劉梓華同志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英雄之一。”

王永模連忙叫來一起去的同志，但一個同志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沒有？前面寫的是強渡大渡河啊。”自從楊得志將軍寫了《強渡大渡河》、楊成武將軍寫了《飛奪瀘定橋》兩篇文章後，這兩個詞幾乎成了專用詞組，分別特指發生在安順場和瀘定橋的戰鬥。

但這畢竟是個重大發現，他們立即去找紀念館的管理同志，但對方告訴他們紀念館所知的情況也只限於展覽內容這麼多，不過他們告訴王永模，這些材料的來源是河北省廊坊軍分區。

1976年1月26日，瀘定縣方面給廊坊軍分區去信去函，瞭解有關劉梓華同志的情況。1977年1月15日，當天瀘定縣方面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劉梓華就是當年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並説明劉梓華生前系天津廊坊軍分區的副參謀長，1951年患惡性淋巴腫瘤去世。 ^[2] 

王永模受瀘定縣委委派於1986年進京期間，拜訪戰鬥時曾擔任紅四團黨總支書記的羅華生將軍時，瞭解了4位勇士的情況。“有幾個名字我記憶深刻，二連連長廖大珠，二連政治指導員王海雲，二連支部書記李友林，以及臨時抽調支援的三連支部書記劉金山。因為他們都是黨員幹部，佈置任務時，他們都當即提出要加入突擊隊。”羅華生回憶説。

不久後，這4名黨員的資料相繼被找到，證實他們確為當年飛奪瀘定橋的勇士。

隨後，王永模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先後收集到雲貴川、趙長髮、楊田銘、魏小三、劉大貴、王洪山、李富仁7名曾參加過飛奪瀘定橋戰鬥的官兵姓名和部分資料。然而由於缺少佐證材料，他們是否為當年的奪橋勇士，尚待最終確認。因此，這7名勇士的名字還暫未被刻在花崗岩石柱上。

“尋找奪橋勇士的工作，不會停止。”採訪中，瀘定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羅楚凱向記者提出請求，希望通過媒體向廣大讀者徵集奪橋勇士的線索。“飛奪瀘定橋的勇士，瀘定人民惦念着你們！”羅楚凱説。 ^[3] 

中國古代跨度最長的懸索橋。又稱大渡河鐵索橋，是中國古代橋樑建築的傑作。兩岸的橋頭古堡為木結構古建築，為中國獨有。瀘定橋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建成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橋長103米，寬28米，13根鐵鏈固定在兩岸橋台落井裏，9根作底鏈，4根分兩側作扶手，共有12164個鐵環相扣，全橋鐵件重40餘噸。該橋曾經創造了古代懸索橋跨度的世界紀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座跨度超過100米的橋樑。1961年，瀘定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